形式和概念
神话的能指以含混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既是意义又是形式，就意义而言，它是充实的，就形式而言，它是空洞的。作为意义，能指已经设定了一种领会方式，我用眼睛理解能指，它具有感官的现实性（神话层面的能指与语言学能指相反，后者纯属心理范畴），具有充实性：雄狮的名称，黑人的敬礼，整体上都是合乎情理的，他们拥有充足的合理性；作为语言学符号整体，神话的意义具有一种它特有的价值，它成为雄狮或黑人的历史的组成部分，意指作用在意义当中已经构建好了，倘若神话并没有理解意指作用，并没有一下子将其转变成空洞而寄生的形式，那么，意指作用很可能本身就是完满的、自给自足的。意义是已经完成了的，它设定了一种知识，一种过去和记忆，设定了事实、观念和规定的比较秩序。
意义变成了形式，就摈弃了偶然性；它空洞化了，变得贫瘠，历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文字。阅读活动过程中有个反常的转换，从意义到形式、语言符号到神话能指的异常倒退。我们若是将quia ego nominor leo（因为我的名字叫雄狮）封闭在纯粹语言学的系统中，这句子就重新恢复了充实性和历史性：我是一头动物，一只雄狮，我生活在这样的森林里，我刚捕猎归来，大家要我与小牝牛、母牛及母山羊分享我的猎物；但我作为更强壮者，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将所有猎物归于我自己，其中最终的一个理由就完全是因为我名叫雄狮。句子作为神话形式，几乎不包含如此长的故事。意义则含纳全部价值系统：历史、地理、道德、动物学、文学。形式远离了所有这些充实丰富之物：它的新的空洞贫薄需要意指作用来填实它。必须远远地退出雄狮的故事，以便给文法例证让出位置；我们倘若想给黑人敬礼的形象的展现腾出空地，就必须将其生平置于括弧内，安排好准备接受其所指。
但所有这些当中根本的一点就是形式并没有消除意义，它只是使意义空洞化了，只是远离了意义，它使之处在可掌控、可安排的境地。大家觉得意义将要消亡，但这是延期之中的死亡：意义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但保存了生命，神话的形式就从这生命中吸取养分，得到充实。对形式来说，意义犹如历史的瞬间储存，犹如易于摆布、掌控的充实和丰富，这都可以用某种快速交替的方式予以恢复和抛弃：形式必须不断地重新植根于意义之中，并从中吸取实际的营养，尤其必须能够隐藏于意义之中。正是意义和形式之间这种饶有趣味的捉迷藏游戏界定了神话。神话的形式不是象征，敬礼的黑人不是法兰西帝国的象征，他展现得太多了，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做出的是自以为充实、丰富、生动、自然、素朴、无可置疑的姿态。但同时这种展现又是易于摆布的、远离的，表达得显而易见；它稍稍向外推移，变成为某个概念的促成者、参与者，此概念使之全副武装，这就是法兰西的帝国性：这种姿势就成为借用的工具。
现在来看所指：这种流淌于形式之外的历史，正是概念将其尽数含纳。概念是被确定了的，它历史性和意向性兼具；它是促使神话表达出来的动机。文法例证、法兰西帝国性，都是神话的推动力。概念重建了原因和效果、理由和目的的序列。概念与形式相反，它一点也不抽象：它特别关注境遇。通过概念植入于神话的，正是焕然一新的历史：在雄狮的名称中，预先排除了它的偶然性，文法的例证就将引出我的整个存在——时间，这使我出生在拉丁文法被讲授的特定年代；历史，通过其社会隔离的作用将我与那些不学习拉丁文的孩子区别开来；教育传统，这使得我们选择此类取自伊索或费德尔寓言的例子；我自身的语言学习惯，其在表语的配合中看出了值得关注并加以阐明的事实。黑人敬礼的情形也是如此。作为形式，其意义是简洁、孤立、贫乏的；作为法兰西帝国性的概念，在此又与世界的整体性：法兰西通史、其殖民历险、目前的困境相纠结。实际上，倾注于概念中的与其说是真实，不如说是对真实的认知；在意义到形式的过程中，图片（姿态）失去了某种信息：这是为了更好地接受概念中含有的信息的缘故。蕴含于神话中的信息实际上是一种含混的信息，由随物赋形且毫无边界限定的联想构成。必须特意强调概念的这种开放特性；这绝不是抽象而纯化的本质；这是一种没有固定形态、变化无常、含糊不清的凝结，其统一性和严密性主要取决于功能。
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神话概念的根本特性就是适应性：文法的例证性非常明确地针对一定年级的学生，法兰西帝国性应该涉及这类读者群，而不是那类读者群。概念紧密地适应于某种功能，可把概念当作一种作用力（tendance）来界定。我们必定会想到另外一个符号学系统——弗洛伊德主义的所指：在弗洛伊德那里，系统的第二项是梦、失误动作和神经症的潜在意义（内容）。不过，弗洛伊德明确指出行为的次生意义是本义，也就是说它适应于完整而本质的境遇；它与神话概念完全一样，都是行为的意图本身。
一个所指可以拥有若干个能指：语言学所指和精神分析学所指尤为如此。神话概念也是这样，它具有无限量的能指，听凭使用：我可以找到一千个拉丁句子为我说明表语的配合，我也可以寻出一千张图片替我表示法兰西的帝国性。这意味着概念在数量上比能指更为匮乏，它通常只是重现而已。从形式到概念，匮乏和丰富（空洞和充实）是成反比的：形式是纯化意义的存放器，其质的匮乏（空洞）与向整个历史展现的概念的丰富（充实）相对应；而与形式的数量上的丰富相对应的，则是概念数目的稀少。概念通过各种形式展现的这种重复，对神话修辞学家来说很珍贵，使他能够破译神话：正是对某种行为的重复、强调，才泄漏了它的意图。这点证实了所指的量和能指的量之间并没有均匀的比例：在语言中，这种比例是成正比的、均匀的，它几乎没有越出词的范围，或者至少没有越出具体实体。在神话中却是相反，概念可扩展到能指的极其广阔的区域：譬如一整部书都可以是一个简单概念的能指；相反，一个细微的形式（一个词、一个姿势，甚至是侧面的姿势，只要它被人觉察到了）可以当作能指用在充满丰富历史的概念上面。能指和所指间这种不成正比不是神话特有的，尽管在语言中这并不常见：譬如在弗洛伊德那里，失误动作是个细弱的能指，与它泄漏的本义不成比例。
我说过神话概念不会一成不变：它们可以形成、改变、解体，乃至完全消失。恰恰因为神话概念具有历史属性，使得历史能够轻而易举地消除它们。这种不稳定性迫使神话修辞学家启用与之相适应的术语，就此我想稍费口舌，因为这术语常常引来嘲讽：问题在于好用新词。概念是神话的构成要素：倘若我想破译神话，就必须能说出概念的名称。词典给我提供了一些：善良、仁慈、健壮、人性等。但根据上面的界定，既然是词典给我提供了这些，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概念就不具有历史属性。不过，我通常最需要的，乃是与有限的偶然情况相关的用过即弃的概念：在此，就不可避免要用新词了。中国是一回事，法国小资产阶级不久前对中国所持的观念是另一回事：对由铃铛、黄包车和大烟馆构成的特殊的混合物，除了中国性，不可能找到另外的词了。这不令人满意吗？概念的新词绝不是率意而为的：它是照颇为合乎情理的成正比的规则构成的， [68]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至少能有所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