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旅行指南
《蓝色旅行指南》几乎只懂得以插图形式表现风景。凡有山峦起伏处，均会发现插图。我们可在此看出资产阶级推高了山岳的地位，这种古老的阿尔卑斯山神话（它的来源可追溯到19世纪），纪德曾确切地将其与瑞士新教徒的道德联系起来，这神话总是以自然崇拜和清教主义的混杂而产生作用（凭借纯净的空气而获得新生，面对山峰进行道德思索，攀登绝顶显现公民精神，等等）。在《蓝色旅行指南》提高到审美存在的景致当中，我们极少发现平原（只是当作沃土来描绘的时候才弥补了这一点），绝对没有高原。惟有山岳、峡谷、丘壑、湍流才可通向旅行的万神殿，或许这些看上去衬托了努力和孤独的精神。如此，《蓝色旅行指南》所谓的旅行，是精简的改头换面了的劳作，可轻易地替代作道德与智慧的教诲之际的漫步。这记载本身客观地呈现出《蓝色旅行指南》的神话要追溯到19世纪，那一历史阶段，获取经努力、压力而产生的成果，保持其姿态和功效，资产阶级品味着这番全新的满足感，却没有经受到紧张不安的难受之处。因此，这归根结底非常合乎逻辑，同时又十分荒谬，荒凉的景致，缺乏繁茂之象，人迹罕至，壁立千仞，与旅行的幸福感相去甚远，却可体会到《蓝色旅行指南》的趣味所在。在非常情况下，《蓝色旅行指南》会沉着地写道：“道路变得极其别致（进入隧道）”，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没有关系，因为隧道在此成为山岳的充分征象；它具有牢固的信托价值，我们无需为其现金兑现多操心。
山峦起伏被过分美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视野中其他类型的景致，同样，为了某个区域居民独特的历史遗迹，却使其风土人情方面的其他气息消散了。在《蓝色旅行指南》眼里，人只以“类型”存在。譬如在西班牙，巴斯克人是好冒险的水手，地中海东岸地区的人是天性快活的园丁，卡塔卢尼亚人擅长经商，坎塔布连人则是易动感情的山民。我们在此又看到了这种对本质的嗜好，它存在于资产阶级关于人的所有神话的深处（这就是我们总是会碰着它的原因）。西班牙民族于是简化为一出壮观的古典芭蕾舞，一幕非常中规中矩的艺术喜剧，其未必存在的类型用于掩盖生活环境、阶级和职业之类的真实景象。从《蓝色旅行指南》的视角看来，人只在火车上以社会关系的方式存在，他们在那儿满是“混杂而集聚的”第三等级。除此之外，他们只具有引子的作用，他们构织成优美的传奇性背景，意在确定某个区域居民的根本特性：对其历史遗迹的搜集。
倘若撇开荒凉的丘壑这一精神上的疏泄场所，《蓝色旅行指南》中的西班牙只有一种空间为人所知，就是横亘于若干无法形容的空际，交织成紧密的序列，其中有教堂、圣器室、祭坛屏画、十字架、圣体盒、塔（通常为八角形）、雕塑群（家庭和劳作）、罗曼风格的正门、殿堂以及真人大小的耶稣受难像。极目所见，一切都是宗教性的历史遗迹，因为从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欲设想不属于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艺术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基督教是旅游事业的主要供应者，我们只为了造访教堂而作旅行。在西班牙的情景当中，这种统治制度是滑稽可笑的，因为天主教总是以野蛮力量的面目出现在那儿，这一力量愚蠢地毁坏了穆斯林文明的早期成就：科尔多瓦的清真寺，令人叹为观止的林立的圆柱，不断地遭到一群庞大的方形祭坛的遮挡，或是原本协调的景致因（佛朗哥分子建立的）巨大圣母像过分凸出而扭曲、走样，而所有这些却都可保证法国资产阶级在其一生中至少有一次瞥见历史上也存在与基督教相反的一面。
一般说来，《蓝色旅行指南》证实了所有条分缕析的描述都是空洞的，这些描述拒绝了解释，也抵制了现象学：它实际上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一个现代旅行者徜徉于处在时间中的真实风景之际会考虑的问题。历史遗迹的选择同时消除了大地以及大地上人民的真实状态，它丝毫不了解现在，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了解历史，由此导致历史遗迹本身成为难以理解之物、荒谬之物。景致于是在不停地消逝，《蓝色旅行指南》凭借所有神话制造都相通的手段，正好变成为与它自身原本想宣示的截然相反之物，变成为盲目的工具。《蓝色旅行指南》通过把地理风貌简化为对历史遗迹的无人居住世界的描绘，表现了一种神话，而部分资产阶级已经将这种神话扬弃了。旅行确确实实已经成为（或再度成为）探究人类的手段，而不是考察“文化”的途径：（或许就像18世纪那样），日常形态的风俗现今再次成为旅行的主要目的，如今即便是不折不扣的门外汉的实际提问也都勾勒出了人文地理学、城乡规划、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框架。《蓝色旅行指南》依旧保持了部分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神话，这种神话认定（宗教）艺术是文化的基本价值，但只将“珍品”和“瑰宝”看作货物的令人宽慰的收藏（博物馆的设立）。这一管理方式表现了一种双重的欲求：掌握尽可能“飘逸”的文化借口，却把这借口固定在可计算和可适应的罗网内，从而可以随时看明白不可理喻之物。不言而喻，这种旅行的神话即便在资产阶级当中也正变得极不符合时代，我料想倘若将新的游览指南的制作、加工工作交给《快报》的女编辑或《竞赛报》的男编辑，究竟怎样或许还无法断定，但我们还是会看到涌现出截然不同的国家来：继安克迭（Anquetil）或拉鲁斯（Larousse）的西班牙之后，是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西班牙，继而是富哈斯蒂（Fourastié）的西班牙。留意一下《米其林旅行指南》，其中用以标示酒店的浴室和餐叉的数目是如何与“富有艺术趣味的名胜古迹”相匹敌的：即使资产阶级神话各自也有不同的地貌。
就西班牙来说，描述的盲目而落后的特性确实与《蓝色旅行指南》隐含的佛朗哥主义吻合无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叙述零星而贫薄（因为大家也知道历史并不具有彻底的资产阶级属性），除此之外，在那些叙述当中，共和主义者永远是“过激分子”，他们情绪高涨地袭击、劫掠教堂（然而对《格尔尼卡》[37]却不置一词）。仁慈的“国家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仅仅凭着“巧妙的战略手腕”和“英勇的抵抗”，将时间耗费在“解放”上，就使得我注意到做借口用的冠冕堂皇的神话的兴盛，也就是国家繁荣的神话的兴盛。当然，这是种“统计上”和“总体上”的繁荣，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商业上”的繁荣。《蓝色旅行指南》显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美好的繁荣大家是如何分享的：可能是按阶层分配的，因为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了“这民族严谨而坚忍不拔的努力甚至到了变革其政治系统的地步，通过正当地运用秩序和阶层的坚实原则，以求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