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的使用者

仍有不少人觉得罢工是件丢脸的事：也就是说，它不光是种不端的行为，骚动、混乱、属于不法之举，而且是道德上的犯罪，是扰乱自然常态的令人难以容忍的行径。无法接受、过分、令人反感，《费加罗报》一些读者就近期的罢工这样写道。这种语言确切地说来源于法国王朝复辟时期，[38]表达出了深层的精神状态；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才执政没多久，在道德和自然之间取融合、协调之道，使一方成为另一方的保证：他们生怕必须将道德自然化，就把自然道德化了，假装混同了政治范畴与自然范畴，最终的结论则是断言对社会构造方面法则的一切怀疑都是不道德的，而这社会是他们负责要保卫的。查理十世的行政长官，一如今日《费加罗报》的读者，罢工对他们而言首先是对道德化理性规定的挑战：罢工就是“不把社会放在眼里”，也就是与其说触犯了公民权利的合法性，不如说违背了“自然”的合法性，危害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基础，这基础是道德和逻辑的混合物，即正确的判断力（le bon sens）。

因此，过分源自于缺乏逻辑性：罢工是过分的，因为它显然影响到了那些与之不相干的人。令人难受并反感的恰恰就是理性：直接而机械的因果关系，或可以说能预料的因果关系，已经在布热德先生的言辞当中作为小资产阶级逻辑的基础呈现给我们了，就是这一因果关系被搅乱了：果与其因不可思议地远远离散开来，摆脱开来，正是这点，让人无法忍受，激起人们的反感。跟人们想象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相反，这一阶级对因果关系有个无法摆脱却又很可接受的观念：其精神基础绝不是神奇的幻觉，而是合理性。只不过它涉及的是严格而单一的合理性，以因果之间数量上的一致为依据。这种合理性所缺乏的，明显就是蕴含复杂功能的观念，决定论的心游万仞的想象力，事件万汇而一致的想象力（唯物主义传统在总体性的名目下已将事件的万汇而一致系统化了）。

对果的限制需要进行功能的划分。我们至少可以想象“人”是相互依赖，连成一体的：如此，我们不是将人和人对立起来，而是拿罢工者与使用权人相对比。使用权人〔也称作普通人、平民，其集合获得了一个朴素的名称：国民，我们在麦卡内（Macaigne）先生的词汇汇编当中已经看见过这些称谓〕，使用权人是个想象的、甚至可说是代数式的角色，因此，它就有可能将果的容易传导的扩散作用切断，保持住一种简化的因果关系，我们最终能够对这种因果关系进行冷静而有效的思考。资产阶级的理性在工人的普遍状况中显现为一个特殊的身份，切断了社会的流通网络，恢复为对其有利的孤立状态，而这种孤立状态正是罢工的任务所在，罢工要否认其真实性，揭穿其虚假面目：罢工所抗议者，就是明确针对这点的。如此，使用权人、普通人、纳税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角色，也就是依据因的需要提升为公众所熟知的作用类型的演员，其职责就是维持社会基本单位间本质上的区分，我们知道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第一原则。

我们在此实际上再度见到了反应性思维方式的构成特点，就是把集体分散为个体，把个体分散为类型。这完全像资产阶级戏剧处理心理预期上的人群，使老人和青年、戴绿帽的丈夫与奸夫、神父和俗士处于对立之境，《费加罗报》的读者也如此处理社会人物：将罢工者与使用权人对立起来，也就是将世界编织成了戏剧，从总体的人中抽取出特定的演员，在象征的想象中使这些任意择取的演员互相对照，这象征的想象装作相信部分只不过是总体的完美简化。

这点具有神话制造的一般技巧的特征，旨在尽可能使社会的无序形式化，使之整然有序。譬如资产阶级说他们从来都不曾想知道罢工是有理还是无理，他们划分了各种果，就为了更好地分离出与之相关的那唯一的果，之后，却硬说对因不感兴趣：罢工就被简化为一桩孤立的偶然事件，简化为一个现象，大家对此现象避而不谈，不作说明，以便更好地将其令人反感之处显现出来。同样，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公务员也从劳动大众那里抽离出来，仿佛这些工作人员完全领取工资的身份以某种方式被引到其职业的公众所熟知的层面固定下来，继而使之净化。这种对社会状况的漠不关心，使之能够无需抛弃那直接因果关系的令人安心的幻象而做到回避现实。直接因果关系正好是个适宜于资产阶级启程的出发点，就好比市民突然发现自身被简化为纯粹使用权人的概念，同样，可动员征召的法国青年某天早晨醒来，也被净化为纯粹的军人类型，人们勇敢地设想将这类型取作普遍逻辑的理所当然的出发点：军人身份于是成为新的因果关系的起点，从此以后，要想摆脱这个起点，就是桩不正常的可怕的事。因此，若拒绝这一身份，无论如何都不是普遍的、作为先决条件的因果关系（市民的政治意识）的果，而只是依据因的新序列的出发点之后产生的偶然结果：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拒绝一个战士的出发点（服役），只能是煽动者或饮酒数杯引发的结果，仿佛找不到另外更好的理由来说明这行为了，其信念之愚蠢与拙劣不相上下，因为对某种身份的拒绝很显然只有在意识当中才能明确地发现其根由和原动力，此意识与那身份之间保持了距离。

这牵涉到（认为本质先于且优于存在的）本质主义新的破坏。如此，面对本质与部分的假象，罢工确立了整体的生成和真实性，便是合乎逻辑的。罢工意味着人是整体的存在，其所有作用都相互关联，不论是使用权人、纳税人，还是军人，其角色之间的堡垒太细薄了，不足以抵御事件的传染、扩散，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有牵涉。中产阶级通过罢工抗议给他们带来的干扰和妨碍，恰恰证明了社会各种作用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不可分离，而这也正是罢工要表明的最终目的：就在罢工强行将小资产阶级纳入其明显的隶属关系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却祈求保护其孤立无关状态的自然性（理所当然性），这真是个反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