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作为劫掠的语言

神话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将意义转换成形式。换句话说，神话总是一种劫掠的语言。我劫掠了正在敬礼的黑人、白色和棕色的木屋、水果的季节性跌价，不是为了让它们成为例子或象征，而是通过它们使帝国、我对巴斯克风格之物的喜好、政府之类自然化。所有原朴的语言都是神话的掠获物吗？任何意义难道都不能抗拒这种截夺吗？形式就凭借这种截夺威胁意义。其实任何事物都躲避不开神话的侵袭，神话可从任何意义（我们看到还有从意义本身的缺失）那里展开其次生的模式。但并非所有语言都能以同样的方式抗拒神话。

抽象的整体语言（语言结构La langue）是最常受到劫掠的语言，它作出的抗拒很微弱。它本身就包含有某些神话倾向，构造符号所用的粗坯材料预先就决定了要展示拟被使用的意图；这可称之为抽象的整体语言的表达性（I'expressivité）。譬如命令式或虚拟式是特殊所指的形式，它不同于意义：所指在此就是我的意愿或要求。就因为这点，有些语言学家将与虚拟式或命令式相对的直陈式之类界定为零度状态。不过，在完全是构织而成的神话里，意义决不处在零度的状态，正因为这点，概念才能够扭曲意义，使之自然化。此外，还必须记住，意义的缺失绝不是零度：由于这点，神话才能够完美地掌握意义，使之呈现荒谬、超现实主义等意指作用。说到底，只有零度才能抵抗神话。

语言以另外一种方式与神话融为一体，顺应神话：它一开始就让人接受一种充实而不变形、不走样的固定意义是极其罕见的。这源自其概念的抽象性：树的概念是含糊的，它顺应各式各样的偶然性。语言的确可以处置所有专用的粗坯材料〔这棵树（cet arbre），这棵怎样的树（I'arbre qui），等等〕。但在最终的意义周围，总是留存着潜在的厚度和深度，其中漂浮着其他可能的意义：几乎总是能对意义进行解释。我们可以说语言给神话提供了镂空的意义。神话可以轻易地透进去，充满其中，这是一种扩散性的抢劫〔譬如：跌价开始（la baisse est amorcée），然而是哪一类跌价？是由于季节还是由于政府？意指作用在此对冠词la产生了干扰，不过这冠词倒是定冠词〕。

意义过于充实，这时候神话没法侵入，就集聚在意义周围，伺机将其整个儿劫夺。这是数学性语言发生的情形。它本身是不能被扭曲的语言，采取了抵制解释的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任何寄生的意指作用都不可能潜入其中。不过，正是由于这点，神话才能整个地将其夺走；它采用这样的数学表达方式（E=mc2），并把这种不可改变的意义变成为数学性的纯粹能指。我们看到神话在这儿劫夺的，正是那种抗拒，那种纯粹。神话可以击中一切，腐蚀、改变一切，乃至可以击中、改变那正在拒绝神话的行为本身；起先对象语言抗拒得越剧烈，到头来却堕落、败坏得越厉害：谁抵抗得彻底，谁也就屈服得彻底，一方面是爱因斯坦，另一方面是《巴黎竞赛报》。我们可以赋予这种冲突时间的形象：数学语言是已完成了的语言，它从这种对死亡的接受、同意当中获取完美；神话则相反，它是不想死亡的语言，它从意义处夺取生命（它与意义作殊死搏斗），意义给予神话难以觉察的、堕落了的生存养料，神话从意义身上引出了人为的延缓死亡的效果，它在其中安逸自在地活着，它把意义转变成富有表现力的行尸走肉。

这儿还有另外一种语言同样也能够抗拒神话：我们的诗歌语言。现代诗 [73]是一种逆行性符号系统。而神话旨在超意指作用（ultra-significa-tion），旨在初生系统的扩展，诗则相反，力图发现底层意指作用（infra-signi-fication），发现语言的前符号状态；总之，它试图将符号重新变成意义：它要实现的带有倾向性的理想不是词的意义，而是物本身的意义。 [74]就是由于这点，诗扰乱了语言的秩序，尽其所能地提高了概念的抽象度和符号的任意性，把能指和所指的联结关系拉伸到可能的极限；概念的“浮动的”结构在此被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与散文相反，诗的符号试图呈现的，正是所指的每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期望最终实现物的某种超验性（超越性），实现物的自然意义（而非人类意义）。如此，诗的本质主义的抱负、信念，就是在它想要成为一种反语言的情况下它独自就能掌握物本身，总之，在所有言语使用者当中，诗人是最不具有形式主义色彩的，因为只有他们相信词的意义仅仅具有一种形式，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是绝不会对此感到满足的。就因为这点，我们的现代诗总是将自身确认为语言的谋杀者，一种与沉默在空间、感觉上相类似之物，诗占据了与神话相反的位置：神话是自信能超越自身从而成为事实系统的符号学系统；诗则是自信能收缩自身从而成为本质系统的符号学系统。

不过，就像数学语言中的情形一样，正是诗所作出的抗拒本身，使其再度成为神话的理想捕掠物：诗歌面貌的根本秩序就是符号的明显无序，恰是这点被神话捕获，并被转换成空洞的能指，这一空洞的能指用以指谓诗意。这就明白地解释了现代诗的似乎不大可能的特性：诗顽强地抗拒神话，凭借此举，它反而束手缚脚地听凭神话的支配。与之相反，古典诗的规则构成了一个已被赞同的神话，其显著的任意性形成了某种完美，因为符号学系统的均衡、协调就源自其中的符号的任意性。

然而对神话的主动认同其实可以界定我们整个的传统文学。从规范、常态的角度看，这种文学是具有典型特征的神话体系：它蕴含意义，言说的意义；它蕴含能指，就是作为形式或写作的这同一种言说；它蕴含所指，就是文学的概念；它蕴含意指作用，就是文学的言说。我在《零度写作》（Le Degré zéro de I'écriture）当中开始讨论这一问题，说到底，这只是一种文学语言的神话修辞术。我在那本书里将写作界定为文学神话的能指，也就是界定为已经蕴满了意义的形式，并从文学概念那里接纳了一种新的意指作用。 [75]我暗示了这样一点，在改变作家的意识之中，约100年之前，历史就引发了文学语言的精神危机：文字（写作）呈现为能指，文学呈现为意指作用。作家拒绝了传统文学语言的虚伪本性，激烈地偏离、回避反自然的语言。对文字（写作）进行颠覆，是某些作家试图拒绝作为神话体系的文学所采取的釜底抽薪之举。诸如此类的每一种反抗都是作为意指作用的文学的谋杀者。一切都认定文学话语简化为单纯的符号学系统，甚或在诗歌之中简化为前符号学系统，这是项浩繁的任务，需要直抵根本、釜底抽薪之举：众所周知，有些乃至于到了完全自行废弃话语的地步，沉默，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转换而成的，都呈现为反抗神话的主要力量——反复的唯一可能的武器。

如此看来，很难从内部还原、简化神话，因为为了摆脱神话而作出的举动，转而变成为神话的掠获物：神话最终总是能够意指那原本用以反对它的抵抗。实际上，抵御神话的最佳武器，或许就是转而将神话神话化，就是制造人工的神话：这种重新构织的神话就成为真正的神话修辞术。神话既然劫夺了（某物的）语言，那么，为什么不劫夺神话呢？只需使神话本身成为第三符号学链的起端，拿神话的意指作用充当次生（第二）神话的第一项，这就可以了。文学为这种人工的神话修辞术提供了若干个强有力的例证。我在此只考虑福楼拜的《布法和白居谢》。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验性的神话，第二层次（暗示性）的神话。布法和他的朋友白居谢代表了某种类型的资产阶级（不过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其他类型的阶层有冲突）。他们的言谈已经构成了神话的言说方式：语言确实含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概念之所指的空洞形式，在此属于技术上的空乏状态；意义和概念的相遇在这一初生神话系统中形成了意指作用，这种意指作用是布法和白居谢的修辞术。福楼拜介入的，就是这一点（我出于分析的需要，才将其分解）。在已经成为次生符号学系统的这一初生神话系统之上增添了第三链，第三链中的第一环是意指作用，或初生神话的最末项：布法和白居谢的修辞术变成为新系统的形式；概念在此是由福楼拜本人制造的，是由福楼拜对神话的关注而造成的，布法和白居谢就依据这神话而铸成。这是由他们固有的愿望、空想，他们的难以满足，他们对所受教育和训练（在深广程度上的欠缺）而交替出现的无谓惊恐所组成的，总之，我很愿意这样说（但我感觉到了天际的闪电），是由布法和白居谢的状态组成的。至于最终的意指作用，就是这作品，这部被我们阅读的《布法和白居谢》。次生神话的力量，是它让初生神话能够站得住脚，将其作为自然之物看待。福楼拜致力于对神话言说方式作真正考古学式的复原：他是某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维奥莱—勒—迪克[61]。但他比维奥莱—勒—迪克缺少一些浑然天成之气，他用额外的装饰物修复原状的配置工作，这额外的装饰物暴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这些装饰物是次生神话的形式，属于虚拟的范畴：在布法和白居谢言说的虚拟性修复和空想态度之间存在着符号关系的等价性。 [76]

福楼拜的长处（也是所有人工的神话修辞术的长处：在萨特的作品中就有这般值得注意之处），是他给现实主义问题明确地提供了符号学的解决之道。整个长处有点儿不完善，因为在福楼拜眼里资产阶级仅仅是美学上的奇丑之物，福楼拜的意识形态一点也不具有现实主义属性。但他至少在文学上避免了大错，就是避免了混淆意识形态的真实与符号学的真实这一大错。作为意识形态，文学的现实主义完全不依赖作家所说的语言。语言是一种形式，它不可能不是现实主义的，就是非现实主义的。语言所能做的一切，或是具有神话性，或是不具有神话性，或是像《布法和白居谢》那样，具有反神话性。不过，很可惜，现实主义和神话之间不存在任何不相容之处。众所周知，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常常具有神话性（只不过是作为现实主义的粗糙神话），而我们的“非现实主义”文学至少具有神话性稀少这一长处。明智之举当然是将作家的现实主义界定为根本的意识形态问题。这肯定不是意味着不存在关于现实的形式职责。但这一职责只能以符号学术语来测定。形式只能作为意指作用来评判（因为形式处于过程之中），而不能作为表现手法来裁定。作家的语言并不以再现现实为条件，而是以意指、指谓现实为鹄的。这就要作家必须运用两种严格的区分方式：必须把作家的现实主义或是看作意识形态的实体（例如布莱希特作品中的马克思主义主题），或是看作具有符号学价值（布莱希特戏剧艺术中的物品、演员、音乐和色彩）。理想的境地当然是结合这两种批评；常见的错误就是混淆这两者：意识形态有它的方式，符号学也同样有它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