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0年末，笔者在与摄影理论学者李鑫共同翻译《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The Düsseldorf school of photogrpahy）时，发现书中大量运用“达布罗”（tableau）一词来指代杜塞尔多夫摄影师们的作品，将达布罗用于指代摄影照片最早由艺术史学家让-弗朗索瓦·切夫里尔在1989年提出。^[1]如何翻译这一单词成为一个需谨慎对待的问题。为何艺术史学家斯特凡·格罗内尔（Stefan Gronert）在书中一定要使用达布罗来指代杜塞尔多夫摄影艺术家们的照片？达布罗与照片的区别何在？这引发了笔者极大的兴趣。

放眼世界，不难发现被称为达布罗的照片已然占据了当代摄影的半壁江山。我们无需对采用达布罗形式进行创作的艺术家逐一举例，只需点出其中一些声名显赫的摄影艺术家，便可知达布罗已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摄影的形态。例如美洲的杰夫·沃尔（Jeff Wall）、斯坦·道格拉斯（Stan Douglas）、格里格·克鲁德森（Gregory Crewdson）、辛迪·雪曼（Cindy Scherman），欧洲的安德烈亚斯·古斯基（Andreas Gursky）、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约格尔·萨瑟（Jörg Sasse）、约翰·科普兰斯（John Coplans）、比尔·汉森（Bill Henson），亚洲和大洋洲的王庆松与博伊德·韦伯（Boyd Webb）。

不难看出，达布罗是摄影实践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的中文翻译仍未被充分研讨，因此中文翻译各不相同。例如，有译者将其翻译为“静态场景摄影”^[2]，有学者认为“巨幅场景画”更为适合，而苏黎世MAI36画廊的中文社交媒体中将托马斯·鲁夫的个展“中国图景”（Tableaux Chinois）中的达布罗（复数）翻译为“图景”^[3]，在绘画语境中它被译为“生动画面”^[4]。若对以上翻译稍加总结，可以看出摄影中的达布罗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达布罗是一种巨幅尺寸的照片；其二，达布罗影射了图像中存有一种意味深长富含张力的画面感；其三，达布罗包含有画作、图画的意思。正是因为达布罗自身多层级的内涵，才导致了译者们在不同语境中，使用了不同的翻译。但之前并未有译者（包括我自己）使用音译来翻译达布罗。其原因在于，在中文文献中我们还未对其进行过充分的阐释和梳理。缺乏这一背景而直接使用音译，必然会让人心生疑惑。正如达布罗自身持有的丰富内涵，笔者认为没有一个对应的中文词语能够进行直接置换。因此，此篇文章旨在回顾摄影中达布罗的历史脉络，并揭示达布罗形式摄影的深层内涵。笔者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从事艺术研究的学者加入对达布罗的探讨，拓展达布罗在中文语境中的深度和宽度，更好地为摄影实践者和摄影理论研究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