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缔造媒介

当我们将达布罗视为一种不带任何艺术风格的载体时，即可发觉达布罗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一种模型，而是一种在艺术、文化、技术交融的实践中诞生的复杂媒介。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托马斯·鲁夫通过电脑软件制作的模糊色彩图像与杰夫·沃尔通过置景拍摄的人物场景照片都能被称为达布罗。我们意识到，虽然达布罗概念是在1989年被提出，但这并非达布罗的诞生之日。达布罗进入摄影的时间是模糊的，正如达布罗自身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一样，因为达布罗只是一种载体，它的概念产生于诸多当代摄影艺术家的实践中，达布罗的概念是自身被制作、展示、感受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的。虽然物质性是构成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没人可以精确界定达布罗的尺幅大小，也没人可以笃定确认何种空间中展出的作品才是达布罗。我们对达布罗的认知和界定在不断地对其使用和感知中被建立。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以一种动态的、变化的眼光看待和界定达布罗。只要仍有摄影艺术家秉持一种非现代主义式的创作方法去创作达布罗，那么达布罗自身还会不断地与其他艺术模型、文化现象、科技技术发生碰撞。它的边界仍是模糊的、动态的。

达布罗自身的这种不确定性为我们带来了第二个启示，首先它预示了艺术家职能的一次转变，在跨越了现代主义的历史藩篱之后，摄影艺术家从媒介内部的实践者转为了媒介自身的缔造者。它启示着，在当代，摄影艺术家们对摄影的改造并不仅发生在摄影已有的框架内部，也通过吸纳其他实践中的模型来改造媒介自身的结构，这成为当代摄影探索的一个重要议题。正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主任克莱蒙·舍卢（Clément Chéroux）谈到，“在20世纪，我们捍卫摄影的方式是将它独立于其他媒介。但在未来，我认为捍卫摄影的方式是在于和其他媒介的结合，而不是孤立它”^[36]。

回首过往，达布罗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摄影的样貌，并为摄影带来了最为深刻的解放。对于达布罗的未来，我们翘首以盼，满怀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