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百科全书：《经巡中国》的知识史脉络
我们以布拉斯基的《经巡中国》为例，探讨打开思路的方法。
有关布拉斯基的研究表明，从1909年起，他开始从事电影放映和舞台表演方面的业务；1913年又在香港筹办电影公司，并与黎民伟等本土电影人合作拍摄了《偷烧鸭》等影片。1914—1916年，布拉斯基拍摄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影像素材，回国之后经过剪辑和插入字幕，制成《经巡中国》，在全美广泛放映。后来，他又应日本政府的邀请，拍摄了一部《美丽的日本》（Beautiful Japan，1917—1918）。由此可知，《经巡中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名声。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这部影片的精良质量。布拉斯基是否深入和系统地学习过摄影，又有着怎样的拍摄理念，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经巡中国》无疑是经过了精心构思的。全片的拍摄角度变化多端，有隐于闹市的浏览，有站在山巅的俯瞰，也有立于渡口的远眺。同时，他还尽可能打破静止状态，将摄影机架在电车、索道或渡船上，使之保持流畅而平稳的运动。拍下来的画面都比例得当、赏心悦目，又因时时变化而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影片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在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影片展现了香港、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杭州、苏州、南京等多个城市的千般风貌；300多条字幕，详尽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机构、婚丧习俗等。
但是，这并非布拉斯基的全部意图。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拍摄的影片将“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媒介（serving as a medium for introducing China to the world）”，他还毫不谦逊地认为，这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影片当中，最有教育意义的一部（the greatest educational picture ever produced）”[6]。可以说，布拉斯基希望《经巡中国》成为展现20世纪初中国全貌的影像百科全书。
之所以产生“祛魅”中国的雄心壮志，除去布拉斯基个人因素之外，还可以从知识史的角度进行理解。从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以来，理性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编著了流布甚广的《百科全书》，以科学的计量、分类方法，将欧洲的经验提炼为知识。诚如研究者所言，如果百科全书内含某种“主义”的话，那么“它阐明了知识是有序的，不是随意的；排序的原则是对经验信息进行逻辑思考，不是贯穿传统的神启般的言说；而理性的标准，当被应用于同时代的制度时，将揭露出随处可见的荒谬和不义”[7]。也就是说，百科全书作为工具和方法，能够烛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所有事物都能够被人类的理性所认知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归纳、整理，建立公平、公正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
在这样的信念驱使下，从18世纪开始就不断有博物学家来华，竭力搜集各种前所未见的动植物，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生长规律，并将其纳入林奈等生物学家确立的分类体系当中。但是研究者指出，这样看似“科学”的研究，其实和欧洲，尤其是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有着直接关系，“博物学的空间性与欧洲势力的扩张齐头并进——这可以从探勘、交流、运输以及对自然万物分布的空间思考之间的重重关系中发现。沿着这种传统，英国博物学家将中国视作进行探索并绘制地图的一个‘空间’（space）”[8]。因此，在中国进行博物学研究并标识自然地理的做法，将地球上不同的区域均质化了，促进了殖民世界体系的形成。
延续其余韵，《经巡中国》同样致力于搜罗中国的人物事物，并以城市为节点，以接近于百科全书的分类方式，将这些景象一一展示给它的美国观众。这样的展示，不同于叙事。中国能够被观看和认知，却不能被投射任何心理和情感的认同。布拉斯基在中国时日不短，而电影本身又是对于现实时空的“如实”截取，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特定身份的个体，布拉斯基的选材、视角必然体现着他本人的趣味和视角，以及特殊时代背景下各种观念和政治力量角逐的痕迹，而不可能具有“百科全书主义”宣称的那般精确和理性。纵观全片，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殖民者的立场态度。按照美国学者普拉特的说法，欧洲人几百年间的旅行书写赋予了它的读者“一种主人公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9]，可以被称为“消极察看并占有的帝国之眼”[10]，拍摄海外风光的“前纪录片”或风光片（travelogue）同样如此。例如，布拉斯基观察到，在中国，人力比马力还便宜（Human labor is cheaper than horses），许多船只是靠人力而不是机器提供动力。也正因为如此，苦力们仅仅为了填饱肚子，就要每日劳作不休。
除了贫困落后的景象之外，布拉斯基同样拍摄了清华大学、现代装备的士兵操练等体现着进步和希望的场景。这样的情形，或许可以借用普拉特“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的概念加以解释。在对电影尚未熟知的情况下，中国人只能充当被观察的对象而非主体。但通过某种协商、合作，中国人依然能够让他人塑造的自我形象，融入自我的理想与意志。可以说，《经巡中国》也参与塑造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以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为节点，暗示着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可能前景。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布拉斯基对中国的呈现，仅仅视之为“吸引力”是远远不够的。只关注其震惊效果，一方面切断了电影技术的知识史脉络，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其拍摄对象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若将其视为一部影像百科全书，则能够更加充分地彰显其时代语境，以及制作者、观众、拍摄对象之间记忆、情感、认知层面的互动和影响。同时，也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中，使早期电影重新与后来的电影史产生新的、深度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