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
/作者简介/
乔万尼·萨托利，意大利人，后加入美国国籍。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1924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946年取得佛罗伦萨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76年接任阿尔蒙德的职位——任斯坦福大学专职教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史维茨讲座教授。萨托利一方面深受欧洲政治学着重于历史解释这一传统的熏染，另一方面又长于英美的概念分析技巧。研究领域涉及民主理论、政党制度、宪政制度、治学方法等方面。其主要著作有《民主论》（1962）、《政党与政治制度》（1976）、《社会科学概念的系统分析》（1984）、《政治学要义》（1987）等。
/原著目录/
中译本第三版译者说明
中译本第二版译者说明
译者说明
序言
上卷 当代争论
1.民主能确有所指吗？
2.词源学的民主
3.政治现实主义的局限
4.至善论与乌托邦
5.被统治的民主与统治的民主
6.纵向民主
7.民主不是什么
8.决策民主论
下卷 古典问题
9.什么是民主？定义、证明和选择
10.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
11.自由与法律
12.平等
13.放任自由、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
14.市场、资本主义、计划和专家治国论
15.另一种民主
16.意识形态的贫困
读书笔记处：/
精彩摘录与感悟/
民主能确有所指吗？
错误的民主观导致民主的错误。
如果人人自称民主派，民主越是成为一个无所不含的概念，我们就越有可能因为众说纷纭而彻底陷入概念的混乱。
在1940年以前，人们一向知道什么是民主，并且喜欢它或反对它，而后来我们虽都声称喜欢民主，却不再知道（理解、一致同意）什么是民主了。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
“民主”获得若干意义我们尚可容忍，但它若是可以无所不指，那就太过分了。
民主是什么与民主应是什么是分不开的。民主只能在其理想与价值让它存在的范围内存在。
为了避免从错误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记住：（1）民主的理想不能界定民主的现实；反过来说，现实中的民主不是理想的民主，也不可能同它一样。（2）民主是从它的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到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
社会民主是自下而上的，而社会主义民主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一种统治方式。
如果统领性制度，即整个政治制度不是民主制度，社会民主便没有什么价值，工业民主便没有什么真实性，经济平等便可能同奴隶之间的平等没什么两样。
我们的政治行为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对民主是什么、能是什么和应是什么的看法。
搞出两个定义自然会带来问题，但我们就会看到，把民主是什么的描述同民主应是什么的规定加以区分，恰恰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办法所在。
所以应当强调，如果指的是民主的现实，那么也要求指社会主义的现实。反之，如果指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提到民主时也必须是指它的理想。
如果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是什么上，会造成一种处置和使用不当的现实主义。如果我们单纯强调应是什么，就会跌进至善论的陷阱。
当民主最初被设计出来时，它被构想为横向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没有提出高度方面的问题、纵向结构的问题；而现代民主，或者说代议制民主，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样做的一个好办法是，指出理论构建是它的对象、它所谈论的事情的函数。基于这一认识，“把民主理论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取决于另一个问题——民主的对象是什么？
作者以1940年作为分水岭，谈论了对民主的过分滥用导致民主观念的混乱。然后再三强调，理解民主要从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入手才不失偏颇。
词源学的民主
民主的词源学定义很简单，即人民的统治或权力。
抱歉得很，“民主就是多数统治”这一口号是不正确的，只有尊重和保护少数的权利，才能发挥民主的力量和机制。总之，少数的权利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
事实同价值的关系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只有认识到事实和价值的相互作用，才算是够格的智慧。
仅靠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建立不起任何政体。
驳倒别人宣布的事实的方法，是引用相反的事实。战胜事实要以我们承认它的存在为前提。
现实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对立，正是深深植根于理性主义文化的氛围之中。
受过理性主义训练的头脑，关心的是国家而不是政府，更不关心各类各级政府。这也是由于政府是变动不定的现象，国家则是个稳定的结构。
至此，我的基本观点是，威胁着民主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劣等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用错了地方的现实主义。现在我与此相应的基本观点则是，威胁着民主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劣等的理想主义”，是“至善论”。
至善论与乌托邦
所有关于民主的讨论，基本上围绕着三个概念进行：人民主权、平等和自治。
可以获得的自治强度与所要求的自治广度成反比。
可能的自治强度与所要求的自治的持续性成反比。
自治的实践活动，从村庄为实验起点，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萨托利“自治的强度与广度成反比”这一观点，为基层自治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们至少必须把民主制度之外的民主理想，与民主之中的民主理想加以区分。
根据我们的反馈原则，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必须随着民主的发展而逐渐修改为“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的原则。
我的观点是，创造理想不是为了“原原本本的”把理想变为事实，而是为了向事实挑战。
从根子上说，至善论者是在某种理性的暖房里养大的理性动物；而煽动家则是天生的政客，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简言之，经济煽动与政治煽动相比不造成代价或代价很小。这大概就是“煽动”一词历来是一个限于政治学专用术语的原因吧！
大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这与自然秩序相矛盾。
为了拥有民主，我们必须建立一定程度上的人民统治，因此让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一句，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发现“统治的人民”，发现进行统治或担当统治角色的“民”呢？答案是：在选举的时候。这并非贬损之词，因为民主过程正是集中体现在选举和选举行为之中。
选举记下了选民的决定，但这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选举记录了舆论，这舆论又是从哪儿来的和怎样形成的呢？选举所限于记录的意愿和舆论的根源何在？投票有投票之前的背景。
没有选举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有了选举就会达成民主。因此，在力求实现真实的民主时，对于选举质量的把控是至关重要的。联想到我们的基层自治，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基层民主，然而现实却不尽人意，原因之一就是部分人对选举进行操控。如何组织高质量的选举，就成为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
归根结底，“被统治者的舆论是一切统治的真正基础”，如果是这样的话，选举变成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目的是“舆论的统治”，即对公众舆论做出回应和负责的统治。
没有自由舆论的自由选举，毫无意义可言。
萨托利的公众舆论
综上所述，可以把公众舆论定义如下：一群公众或数群公众的散乱思想（意见）状态与有关公共事务状况的信息流的相互作用。
这些共识或异见的对象，按伊斯顿的说法，可以分别转换为共识的三个层次：（1）共同体层次的共识，或曰基本共识；（2）政体层次的共识，或曰程序共识；（3）政策层次的共识，或曰政策共识。
一切民主制度的基础和本质是受讨论的统治。
使相对独立的公众舆论得以存在的条件，可以概括为两条：（1）一个不属于灌输制度的教育制度。（2）一个由多元的、不同的影响和信息组成的完整结构。
如果民主理论有一个处理丰富的严格证据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的领域。
这等于说强度——高度敏感和强烈的感情——是最不适合知识成长的土壤。
因此，感情强度很高的参与者不具备正确掌握信息的素质，更不具备追求知识的素质，因为他只寻找经过强化的信息，他只审批知识。
情绪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难免会带有主观偏好，常常会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分道扬镳。而萨托利对此问题的阐述，为我们更好更全面的掌握和汲取知识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正是选民的分歧，“由强烈感情驱使的行为和缺乏热情的行为之间的”平衡，使民主得以运转。
带有普遍性的结论是，公众舆论——从其实际存在的情况说——能够并且确实支撑着代议制民主的大厦，因为选举式民主所要求的，恰恰是公众舆论所提供和有可能提供的东西。
信息不是知识，以及进一步说，随着政治日趋复杂，知识——认知能力和控制力也会越来越成问题。
统治者权力较少，丝毫也不意味着被统治者的权力较多。
公众舆论决定着一项政策的成败，正像它决定着一位作家的成败一样。
因此，不起作用的公众舆论是没有的，但无所不能的公众舆论也是没有的。公众的感情或意见解释了一项政策的成败，但它很少创制一项政策。
没有领袖的社会根本就不是社会，因为任何时候，只要两个以上的人组成了社会并生活在一起，便不可能有无拘无束的行为这种事情。
纵向民主
政治学在大多数时候主要是研究服从、支配与协调，总而言之，研究群体中的等级结构，我称此为“政治的纵向性”。
这是个正确的起点，因为民主的特点就在于建立或重建政治的横向性。
尖锐的问题是：多数原则与少数统治究竟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对于这一意图，汉密尔顿已雄辩地预先声明：“给多数授予全权，他们就会压迫少数；给少数授予全权，他们就会压迫多数。”所以要设法避免把“全权”只交给多数或少数，而是把它同时交给多数和少数。
在宪政背景下，关键是少数而不是多数。更确切地说，这一背景下的问题是少数或各少数派必须享有反对权。
民主的纵向结构依赖选举行为和选举——自由的、周期性的和竞争的选举。
一千万人的无知加起来也不等于一点知识。
因此，民主的特征在于这样一条原则：谁也不能自称他比任何人都“更优秀”，这事必须由别人来决定。
因此，我们建立或依靠组织，并不是为了创造民主形式，而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有纪律、有效率的团体——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它们为什么和为谁而竞争？这很清楚，它们是为争取支持者而竞争，因为它们的力量来自追随它们的人数的多寡。它们怎样竞争？显而易见，通过许诺给它们的追随者以利益和好处进行竞争。这就说明，政治上不活跃的无组织的多数，是政治上活跃的有组织的各少数之间的竞争的仲裁者——归根结底是从中渔利的旁观者。这样一来，每个少数派组织就其内部而言不论有多少寡头统治的性质，它们之间进行竞争的合理性依然导致了民主。
西方的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共生关系，往往要求政党对选民福祉的关注；同时，选民对政党的支持也为了他们利益诉求的达成。没有一劳永逸的美事，为了维持这种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定期的选举就成为必须。
熊彼特提出了现在被称为“竞争性民主论”的经典定义：“民主方式是为达成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在此安排下，个人在争取人民选票的竞争中获得决定权。”
此处重要的一点是，它通过实际解释民主如何运作，确定了大规模民主并不是许多“小民主”的扩大或简单的集合。
大规模民主是一种程序或机制，它带来开放的多头统治，这种统治在选举市场上的竞争导致把权利给了人民，并且具体地加强了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责任。
民主应是择优的多头统治和基于功绩的多头统治。
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我们有望理解现存的民主制度。仅仅取决于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它所引起的复杂现象。
一切团体或集体决策都有内部成本，即决策者本身付出的成本，这一般被称为“决策成本”。
一切影响到集体的决策都涉及外部风险，即从外部接受决策的人遭遇的风险。
生活中真正的事实是，强有力的一声“反对”常常会压倒两声软弱无力的“赞成”。反过来说，一声顽固的“赞成”通常会击败两声无力的“反对”。
全体一致的决策成本就是自我否定，因为这样的结论，无疑具有全面的实用性。
在关键时刻，权力取决于行事，不是取决于有名无实的归属。因此原原本本的民主必然也是原原本本的自治；而对原原本本的自治，正可以像参与一样加以处理和说明：这是每个人都统治别人和其反面，即“所有人”都统治“每一个人”之间的比率问题。
对于广大公众来说，人民的统治很少是指人民应当实际掌权，它只意味着对人民的愿望和需要的满足。
散漫的投票集体不能进行讨价还价，也不能达成协议。
无须说，探照灯的效力会因漫射而降低。在太多的事情上有太多的透明度，只会使透明度失效。
我们越是投身于重建主体政治的事业，我就越是担心我们是一群低劣的江湖术士，我们正在把政治变成一场结果为负数或结果甚微的大游戏，一场我们全都注定要输掉的游戏。
肯定会有某个阶段，那时进一步提出问题或要求寻找更多的理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到达该阶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期待在进行评价时发现某种与别人共同的基础，这一共同的基础意义重大。
历史是我们仅有的大规模的经验试验场。因而，检验我们观念的是历史，这是一种反映了概念发展史的检验。所以我们应当接受一条忠告，我们要记住，每个概念都有一部历史，术语（无论其意义始终一贯还是多有变化）的变迁是与社会及其政体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也许这是个事实：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类是从来不以经验为训的。然而我们别无选择。
严格来说，我们不能“证明民主”，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民主更可取。
对于民主的定义，事实上，并不存在标准的答案，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均有不同的看法，这导致了民主观念的繁杂。然而，对于民主所蕴含的最基本的要素，以及民主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却是世人能够基本达成共识的。
自由与法律
显然，自由的所有条件都已发生了变化：“自由”一词的现代意义不同于它在古代具有的意义。它对研究古代始终是有用的，但要模仿古代却是幼稚和危险的。
我们民主政体的理想之源在于这一原则：养育国家的酵母和营养品是差异而不是划一。
这就证明了依据箴言：没有人能出类拔萃到被授予绝对权力的程度。国家愈糟，法网愈密。
政治自由不是主观自由，它是一种工具性的、关系中的自由，其实质目的是创造一种自由的环境，为自由提供条件。
完整的自由可以说含有以下五个特征：（1）独立；（2）隐私；（3）能力；（4）机会；（5）权力。
事实上，法律的膨胀本身就败坏了法律的声誉。这并不是说政府应当少管闲事，而是说应用立法进行统治，即在法律形式下和采用法律手段进行统治，这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从长远看还会产生反作用。这是把立法和统治混为一谈，因为这也是对这两者的篡改。
请记住，我们所研究的自由是关系中的自由，是众多个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的自由。这意味着每个行动者的每一种自由，是由其他行动者干涉这种自由的不自由来界定的。
认为法律是对自由的违背，这是一种误解；没有法律，甲的自由有可能最终造成对乙的压制。
环境的力量始终倾向于破坏平等，唯其如此，法律的力量就应始终倾向于维护平等。
不平等易，因为它只需要随波逐流；平等难，因为这需要逆流而动。不平等可归因于天意，而平等只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
更大的平等在于对各种不平等进行更充分、更恰当的再平衡。
自由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颠倒成它的反面，而平等的原则却有这种可能。
只有在分权和允许存在中间力量及反对力量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之内，臣民才能变为（享有各项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公民。
只有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区别开来，我们才能确定它们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程度导航相关、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
自由在社会秩序中表现为相对的，原因在于这种自由是处于关系中的自由。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要调节各种不平等，人为力量的介入就成为必要。而法律的制定从理论上可以确保相对自由的实现和相对平等的获得。
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
自由主义问题是外在自由的问题，因而它首要关心的恰恰是，没有人应当被不合程序、无缘无故地投入牢房。
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宪政国家而对个人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予以法律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尽管宪政国家可能一直被想象为小国家，而且还被想象为一种少有作为甚或无所作为的国家，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必要时变成一个大国家，不仅有所作为，甚至还大有作为。而这种变化的实质性条件是：它越不再是最小国家，它继续作为宪政国家而存在就越是重要。
在国家大厦的范围内，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和（正如预期的那样）获得成功的事业，是自由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归根结底，平等有一种水平方向的动力，自由的动力则是纵向的。民主关心的是社会凝聚力和公平分配，自由主义则看重出类拔萃和自发性。平等要求一体化与协调，自由则意味着我行我素和骚动不安。民主对“多元主义”毫不同情，自由主义却是多元主义的产物。不过，基本的不同大概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枢纽，民主则以社会为中心。
越是最后，特别是最少享有的东西，我们就越有可能更加偏爱，这在心理学上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欲望是转瞬即逝、靠不住的，它在我们固定的日常愿望之上飘然而过。因此，应当充分认识到，民主为自由主义所做的补充，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的一项成果。
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完善，而不是它的替代物。
平心而论，虽然自由主义是民主的手段，但民主本身并不是自由主义的载体。
平等不能被等同于自由，不仅因为它只是自由的条件，还因为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因时因地而异的。
政治自由是所有建设性的自由——平等的必要条件。
我只是想肯定，我们可以追求建设性的自由和真实的平等，但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自由主义的自由。把它弃之不顾，无异于杀掉了会下蛋的鸡。
古代的民主能够作为民主而运行，因为它是无国家的，而我们的民主却不是也不可能是无国家的。这就是造成所有差别的那个差别。
坦率地说，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现代形式的民主还是古代形式的民主，也无论那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民主还是仅仅要求由全体会议集体行使权力的民主，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
人类的境况是：小智慧，大难题。
计划于市场的关系
因此，利害攸关的决定性问题并非国家干预或调解的范围，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应否继续作为市场制度而存在。市场或非市场——这就是症结所在。
有限计划总是与市场制度共存，而且是对市场制度的一种补救和矫正。
再来谈谈全面计划。它也常被称为极权主义计划、集体主义计划、中央集权计划或指令性经济。这些标签全都代表一种中央指令性经济，主子的头脑排挤并取代了市场。这就是共产党或苏联计划的含义。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借用这种比喻的说法，它还是个看不见的头脑。
事实上，市场系统是恪守如下公正标准的：相同者相同对待，不同者不同对待。
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承认：市场是个冷漠无情的东西,它遵守适者生存的法则。它试图让每个人适得其所，鼓励个人竭尽全力。但是，无可救药的不适者总要被逐出市场社会，他们或是死亡，或是苟且于另一种安排之下。
简言之，自律，这就是市场的真正主角。
市场机制不讲情面、无视个人，因为市场机制确实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伦理经济学原则：消费者的整体要比它的微观部分、比个体生产者的劳动投入庞大得多。
萨托利指出，为了经济活动的有序运行，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组合是必要的。市场倾向于按照自发的规律运转，而计划则是人为因素在起作用。只有恰当地运用计划指令，又尊重客观的市场规律，经济活动健康平稳地发展才成为可能。
我们的时代境况无不发端于机器的发明——一切变革中最为重大的变革。只要机器是一种简单的廉价工具，我们就仍会生活在商业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中。但是“自动化机械”改变了一切：它代替工人进行劳动，因而据说把人从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而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却很少被注意到：人必须为机器劳动，必须为机器付出代价。
技术时代能够提供的手段可以数以千百地增强人——而且是单个人的实力。
有这样一种人，他的抱负是“把世界变成……一部巨大的机器，只要按一下电钮，机器的每个部件就会按照他的意图运转”。如果我们也染上这种空想，那么，为这个顺时针运动的世界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断送民主。
越是谋求全面计划，民主的无能力就越是会无条件地屈从于技术官僚的能力。
意识形态的贫困
由于我们知识的全面进步，非专家与专家之间的知识鸿沟越拉越大。
无论如何，政治家将被科学家取代是一个最没有道理的假设。比较有道理的假设是，科学家将为政客所利用，前者的技术专长对于精通如何主宰人民而不是知识的人来说，将会证明是大有裨益的东西。
使权力非个人化，始终是西方人倾其全部政治智谋加以解决的任务。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政治家变成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员，即变成了社会职能的无私履行者，那是彻头彻尾的蠢话。我们只是成功地把他置于监督之下。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权力拥有者无欲无求而一心为民，所以将权力锁进制度的牢笼，同时赋予民众监督的权利，是避免腐败的途径之一。
在理性被用于人类的时候，只有它知道自己多么容易犯错误，它的作用才会是出类拔萃的。
观念一直是现实的一部分，但今天它已获得了比现实更大的力量。
但是需要会无止境地上升，最后必须加以满足的已不再是需要，而是欲望。西方人的理想便是沿着这个方向在改变和衰竭着。
我们必须应付廉价能源的结束，还要支付各种生态灾难这张客观存在的数额巨大的账单。显然，这将是一张开销甚大的账单。
更一般地说，没有道德意识的人，是很难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
作为理性的、精于计算的利己主义者，关心社会福利是不理性的。例如，把时间浪费在投票上可能是不理性的，为我们可以免费使用的公共福利付钱是不理性的。同样，组织越大，其成员就越没有理由分担它的责任和促进它的集体目标。
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的衰竭，是伦理政治理想的衰竭，这些理想曾养育了西方文明，随后又导致了我们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我们不可以本末倒置，我们受机器支配，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头脑过于发达，因为我们失去了或正在失去伦理观念，失去使我们得以生存的忠诚。所以我要强调说，技术进步是我们理想衰竭的强大伴生物。
工具理性的意义
发达工业社会的富足造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坐享其成的”社会。
技术进步导致了人口过剩和过度的组织化，即一种个人变成单纯的数字，日益感到软弱和压抑的局面。
开放社会，或达伦道夫所说的“提供机会的”社会，要以一个没有喝醉的社会为前提，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很难说是这样一个社会。
不管代价如何，我们请求生存受到保护；为了获得这种利益，我们甚至会再一次像霍布斯的同代人那样，乐于把我们的命运交托给无论什么人，只要他许诺阻止世界末日大决战，并对我们示以关怀。
如果我们把理想和观念加以区分，如果我们确实蔑视理想，则我们的确很麻烦。既然理想或被认为是价值信仰，那么对于放弃理想便不存在现成的治疗方法。但是，人是一种追求理想的动物，没有理想的人生是暗淡无光的人生。
作为动物世界的一员，人注定有生有死，但只要他活着，他就是一个有着高度适应性和十分机智的动物。
从原则上讲，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和知识中的意识形态的区分是很清楚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着眼于行动，问题在于效用。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着眼于思想，问题在于正确性。
一切政治制度都是人为的，但只有“现代”政体才可以说是人为了共同过上好日子而有意建立的。不过千真万确的是，结局很好，符合初衷。
/简要评价/
对武器的批判要以对武器的了解为前提。本书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广征博引了大量有关民主问题的文献，因此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西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且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一般状况。但是应当指出，作者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却把西方的价值标准视为超文化的标准，并以此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对政体取得正当性方式有着十分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民主就像作者对多元社会的赞颂一样，从来就不是什么整齐划一的东西，它在现实世界中也呈现为丰富的多样性。作者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民主称为整齐划一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民主整齐划一为真正的民主，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每个真正对民主理论感兴趣的人都会欢迎《民主新论》一书的问世。之前的《民主理论》对我们在当下理解民主理论做出了强有力的、至关重要的杰出贡献。在这部修订的新作中，萨托利将晚近的讨论恰到好处地容纳其中，但他并没有犯下将一部已然杰出的著作过度重写的错误。我期待它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对读者保持清新与活力。
——〔美〕罗伯特·达尔
这样的分析就是萨托利真正的强项。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他没有真正的对手。这部极具感染力的作品就出自我们这个时代实力最为强大的理论头脑。
——〔美〕利日法特
萨托利对自己的经典著作做了精彩的修订，重新检视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民主理论，并对其中的突出议题进行了机敏且细致的考察，由此综合提出了自己所谓“一种新的主流观点”的理论。他那尖锐犀利且抽丝剥茧的论证，巧妙地出入于各种竞争性的思想派别之间。本书最强大之处就在于，萨托利论证了在一种民主可能的理论中，“描述性理论”与“规范性理论”必须被结合为一体才是正当的。这部博学多识的著作以其清晰性和惊人的力量必可成为大学本科生的入门佳作。
——〔美〕威廉·布卢姆
这是一部对政治学研究有重要贡献的杰作，可以说是“二战”以来关于民主最为重要的理论分析。作者以尖锐的妙语和出色的讽刺感营造出一种写作风格，清晰的洞察不时闪现。就学术水准而言，这样一位对政治科学的实证结果与政治哲学的经典文献同样熟稔的作者实属罕见，他将哲学分析与历史视角完美地结合起来。
——〔英〕塞缪尔·芬纳
至少就我所知，在目前的汉语文献中，还没有哪本讨论民主的书像它那样，对民主这一概念作了如此细致的研磨。
萨托利站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在坚信民主价值的同时……深知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在某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区域所处的劣势。
——冯克利
萨托利的《民主新论》从梳理“民主”一词的历史脉络着手，开始了一场动人心魄的理论跋涉。抽丝剥茧似的严密论证，使人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是现代民主的确切含义和实际经验，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个折磨了人类数千年的政治问题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很好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民主的普适价值不可能仅限于“民主”这个词语，便实属必然。
——阎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