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
/作者简介/
保罗·A.萨巴蒂尔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策执行和政策变迁。他是美国加州大学达维斯分校环境科学和政策系教授，同时，他还兼任该分校“生态研究小组环境政策领域”研究负责人。他从本科到博士专业都是政治科学。萨巴蒂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其政策科学的研究生涯。1968年他开始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并于1971年获得硕士学位，三年后又顺利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1972年至1979年，他一直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达维斯分校的助教。1979年至1984年，晋升为该校的副教授。在此期间，他曾到法国和德国做访问学者。1984年，他成为该校的教授并一直授课至今。
1973年至1977年是萨巴蒂尔的政策分析研究阶段，1978年至1986年是萨巴蒂尔的执行研究阶段，1986年后是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研究阶段。倡导联盟框架是萨巴蒂尔首先创立的，也是他自认为符合科学理论框架的一个框架。
萨巴蒂尔的目标是致力于提高对公共政策感兴趣的政治学者们的理论文化水平。
/原著目录/
第一部分 导言
寻求更好的理论
政策过程的阶段性方法：何去何从
第二部分 考察政策过程中理性所起作用的另类视角
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
模糊性、时间与多源流分析
第三部分 聚焦于相对长时段政策变迁的分析框架
间断—平衡理论：解读美国政策制定中的变迁和稳定性
支持联盟框架：一项评价
第四部分 大量政治系统间的政策比较框架
政策研究中的创新和传播模型
政策过程与大规模比较研究
第五部分 结论
政策过程的框架、理论和模型比较
推动政策理论的发展
读书笔记处：
/精彩摘录与感悟/
政策过程的理论性框架：复杂与简化
公共政策的制定，包括如下几个过程：界定问题，并提交给政府，由政府寻求解决的途径；政府组织形成若干备选方案，并选择政策方案；方案得以实施、评估和修正。
作者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到底什么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制定包含了哪些环节。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更好地分析公共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中，无论评估和执行的重叠性多大，维持两者在概念上的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能避免将分析融入行动，从而对两者都构成损害。
作者提出在实际的公共政策评估和公共政策执行中，必须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区别，从而更好地进行公共政策分析。
更为紧迫的问题并不是“政策过程哪里去了”，而是政策过程框架（或启发式）是否有利于推动政策科学朝着一系列政策取向的理论去发展。
政策过程中理性所起作用的另类视角
术语“行动舞台”指的是，包含一组被称为行动情境的变量和另一组被称为行动者的变量的复杂的概念单元。
行动情境，这一术语用来指分析上的概念，这一概念能使分析者单纯从影响其兴趣过程的即时结构出发，来解释人类行动与结果的规律性并有可能改善它们。
个体并非能完全独立或自主地做出决策，而可能会被拖入社会之中。规则是参与其中的人们的共同协议，它是关于什么行动（或世界的状态）是必需的、禁止的或者允许的强制性规定。
尽管遵从规则会成为“社会习惯”，但让参与者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用以规范其行为的规则还是不可能的。
如果分析者自觉地询问一系列关于某一情境的外部世界如何影响该情境中的结果、行动集合、行动——产生出关联和信息规则的问题，他就明确地考察了世界状态的属性及其转变问题。
多源流分析（MS）是用来解释政策如何制定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包括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这里，我们仅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政策形成的过程（议程的确定和决策过程）。
一扇政策之窗是暂时的政策促进因素。
研究政策制定过程有两个目标：描述和预测。描述主要是指解释政策究竟是怎么制定的，预测则着重于预测未来的政策。
模糊性是政策制定中的事实，而不是一种非常的状态。它的缺点就在于它的存在使政策制定变得凌乱、复杂、难以理解。
政策变迁的分析框架
间断—平衡理论（Punctuated-equilibrium theory）致力于解释一个简单的现象：政治过程通常由一种稳定和渐进主义的逻辑所驱动，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不同于过去的重大变迁。
对美国政策制定的长期回顾揭示，政策垄断可以构建，同时也可能崩溃。
政策图景是经验信息和感情要求的混合物。
“间断—平衡”建立在人类决策的有限理性和美国政府制度的本质之上，它能够强烈地说明其理论解释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国家决策为什么高度一致。
持续不断的关注以及日常组织运作的惯性使得我们预计，稳定性和间断是许多政府政策制定的特点。
支持联盟框架的一个突出的亮点是，它提出了一个相对明确地区分次要的和主要的政策变迁的标准。主要的变迁是一个政府计划的政策核心方面的变化，而次要的变迁则是第二层面的变迁。因此，正是政策变迁的主题和范围决定着它是主要变迁还是次要变迁。
对支持联盟框架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区分，对于支持联盟框架而言，要了解一个政策变迁的过程，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或更长的时间。支持联盟框架为判断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很明晰的指导方法。
支持联盟框架最初是在美国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大多数的最初应用主要是在美国的能源和环境政策领域中。
虽然政府的多数行为在对已有项目时间小修小补的意义上是渐进的，政策制定的许多研究也试图去解释为什么政策制定倾向于渐进模式，但是最终每一个政府项目都可以追溯到某种非渐进的创新上。因此，只有能够解释政府采纳项目的过程之后，才能宣称理解了政策制定。
对于政策创新而言，一般认为就是引入新的东西，但是在作者看来，通过一个州的大量研究，得出只有通过选择在别的州已经证明是有效或实用的方案，才是对当前政策最重要的改进；否则小修小补都是渐进的，只有采纳才能变成一项政策的新的制定、新的变化和创新。
罗杰斯把传播定义为“一项创新通过某种渠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被交流的过程”。
此处主要还是在讨论政策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所以只有通过交流、采纳、创新，政策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这就是传播的关键。
政策研究中的传播模型
全国性互动模型假设在州官员之中存在关于公共部门项目的全国性交流网络，通过该网络，官员们可以了解其他同行们的项目。
区域传播模型假设各州主要受地理上相邻的州的影响。
领导—跟进模型假设某些州在一项政策的采纳方面是先行者，其他州争相效仿这些领导者。
垂直影响模型把各州看成不是效法其他州的政策（作为水平传播过程的一部分），而是效法全国性政府的政策。
内部决定模型假设导致一个州采纳一项新项目或新政策的因素是本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
在州政府比较方面的两项研究表明：“50个州享有相同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结构，但它们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活动以及公共政策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它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单元。”
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运用DSH方法进行比较政策研究的文献——尤其是比较州的研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尽管DSH方法是归纳性和数据驱动式的，它还是提出了一系列的确认政策活动模式的经验研究。
“过程”一词，姑且可以理解为行动、事件和决策的进行。这些行动、事件和决策可能上升到一个权威性的决策，并且这个过程至少暂且可理解为在统治主体的管辖权内所有行动、事件和决策的结合体。
此处就对政策过程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说明，政策过程是一系列思想、行动、事件和决策的集合，通过这些阶段就可以为正确解释政策过程提供必要的要素。
框架或理论？
框架必须明确地说明谁促成了行动或变化——如果想为理论发展提供基础的话，它们必须这样做。提出解释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描述的理论将告诉我们参与者参与的原因及其结果。
作者对如何进一步理解框架和理论进行了说明，框架把探索工作集合起来，但是自身不能解释任何行为和结果。解释的主要任务就交给了理论。
理论应该具有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理论应该有清楚的动因和一定程度的因果过程。
理解像政策过程一样复杂的某种事情，需要简化的“理论视角”，以告知我们该寻找什么以及忽略什么。
框架简明地说明谁推动或促进了行动过程或变化，为了更简洁地了解政策过程的发生，就需要简明扼要地知道应该寻找哪些资料或忽略哪些资料。
/简要评价/
保罗·A.萨巴蒂尔的《政策过程理论》在两个方面是出众的：它既是一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指导手册，同时也是一本对现有政策过程理论的出色的文献综述。
萨巴蒂尔利用科学哲学中对于科学理论的评判标准，对政策过程领域中“启发式”的和“前景更好”的七个理论框架进行了评价，说明了它们的适用范围，指出了它们的不足，并为进一步推动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制订了计划。
第一部分“导言”中，萨巴蒂尔通过分析当前“最有影响力的概念性框架”——“阶段启发框架”的不足，揭示出全书的目标，即寻求更好的理论，并给出“更有希望的理论框架”的选取标准。同时，尽管“阶段启发框架”被认为是不符合科学标准和不切实际的，但由于任何其他框架都借助于它对政策过程各阶段的划分，所以该书第二章仍对它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该书第二部分成为“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与“多源流框架”的角斗场。前者通过理性行为者作为个体模型，分析在一定制度的约束下，外部客观条件和文化价值等主观因素如何影响政策参与者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并通过在“行动舞台”中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进行政策输出。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的参与者也通过改变制度约束，策略地提高自身的决策地位，以获得对己有利的政策产出。“多源流框架”则采用与之针锋相对的个体模型，认为在“模糊性条件下”，人们通常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问题和偏好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是管理时间而非管理任务，倾向于处理那些并不是由他们所能控制的因素强加给他们的问题。人仍旧是理性的，但在“模糊性条件下”理性难以发挥作用。由此，哪些问题可以被提上议程就取决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者的结合。当“政策之窗”打开后，理性的政策活动家必须抓住机会，促进政策的产出。
该书第三部分主要针对如何解释政策制定过程中渐进与突变共存的特点。为此，间断—平衡理论从基于注意力的有限理性模型出发，认为政策突变不是来自参与者偏好的改变，而是来自注意力的转移。当政策制定由政策子系统垄断时，减轻了变迁的压力，政策制定的主体只会随环境变化做出微小的妥协；但当外部动员或冲突扩散导致民众的注意力转向政策的另一侧面，发现新的政策图景，并对政策制定的主体形成足够大的压力时，就会使政策制定脱离原来的垄断子系统，而进入宏观政治系统，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决策，政策的突变就可能发生。“支持联盟框架”则建立在信仰高于利益的个体模型之上，它认为行动者面对着诸如谁的利益最应受到关注等一系列涉及价值偏好的政策目标，而非简单的经济或政治目标，行动者的政策偏好受到他们思想信仰的有力影响。
该书第四部分聚焦于“大量政治系统间的政策比较”研究，其中所探讨的“政策传播模型”“政策创新模型”以及“因果漏斗框架”等理论模型都采用了对大量样本进行定量的相关分析或定性的比较分析方法，以确定哪些自变量是影响新政策采纳可能性的因素。但批评者认为上述框架和模型普遍存在着静态、“黑箱”和过分简化等问题，使得大量样本的政策比较研究发展得还很不成熟。
该书结论部分对前面各章中的框架、理论和模型进行了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显著不同点。在最后一章中，萨巴蒂尔详细地给出了一套建立和发展框架、理论和模型的指导方针。
该书的一大贡献在于它为读者集中展示了当前政策过程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理论框架，并详细讨论了各框架的优势与不足，以便于读者在此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研究。另一大贡献在于作者为建构政策科学的理论体系所提出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