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胡德，英国著名学者，是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公共管理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府系公共管理专业任教授一职多年。2001年1月，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高级学者，并获格莱斯通教授职位，在牛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部门的管制、当代各国公共管理与政府管制的变迁、政府管制的制度分析以及政府管制的改进与透明度问题。除本书外，近几年的代表作还包括《电讯管制：文化、混乱与管制过程的内部相互依赖》（1999年）、《政府内管制》（1999年）、《危机管理》（2001年）等。/
原著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公共管理：七个前提
公共管理：三个传统假设
网格——团体文化理论和公共管理
将文化理论引入分析公共管理
文化与历史视角的结合
从文化和历史的视角看现代性与趋同
文化理论框架的可延展性和向心性
第二章 公共管理中的灾难、阴谋和混乱
回应公共管理中的灾难
失败与瓦解的四种类型
从公共机构获得私人利益
过分信赖权威和专家所导致的惨败
尚存的冲突和两败俱伤的争斗
冷漠与惯性：缺乏规划、创制和远见
估量公共管理的失败
第三章 公共管理中的控制与管制
“老板主义”：作为控制方式的监督和考评
“抉择主义”：作为控制手段的竞争
“团体主义”：相互控制
“机会主义”：作为控制手段的人为随机性
变迁：混合、变量与替代方案
第二部分 古典与重现的公共管理观念
第四章 等级主义的公共管理
等级主义者的观点
父权主义：儒家公共管理思想
欧洲的国家建设者：官房学派和“政策科学”
进步主义和费边主义：“新重组的公务员”
结论
第五章 个人主义的公共管理
个人主义者的公共管理思想
个人主义方法：新的与旧的
反复出现的个人主义公共管理思想
结论
第六章 平等主义的公共管理
平等主义的主要思想
管理主义对平等主义的批评
平等主义的不同形式
结论
第七章 宿命论的公共管理
超越市场、等级制与团结：公共管理的宿命论世界？
“古希腊合唱队”：公共管理中的宿命论
作为公共管理处方的宿命论：作为组织生活方式的博彩行为
结论
第三部分 公共管理中的修辞、现代性与科学
第八章 公共管理、修辞和文化
公共管理的观念是累积性发展的吗？
公共管理的修辞维度
公共管理中的修辞和文化
比所知罪恶要好？公共管理中的变迁与应对
结论
第九章 当代公共管理：一个新的全球范式？
现代的、全球的、不可避免的？对公共管理新范式的要求
作为深层变迁的公共管理现代化
作为不可逆变迁的公共管理现代化
作为趋同性变迁的公共管理现代化
作为善的变迁的公共管理现代化
现代化，还是“致命药剂”？
结论
第十章 评价：国家艺术的现状
公共管理与文化理论：只是又一种肤浅的时尚？
“幼儿玩具”批评：对复杂分析而言过于简单？
“软科学”批评：有限且模糊的理论？
“错误工具”批评：文化理论适于“做什么”的管理问题吗？
结论
读书笔记处：
/精彩摘录与感悟/
网格/团体文化理论和公共管理
网格/团体文化理论（grid-group culture theory）作为一种分析方式，起源于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82）的作品，它如今已被社会科学界广泛运用于制度分析。这一理论旨在抓住人类对“生活方式”的不同偏好，并将这些偏好与可能存在的各种风格的组织联系起来，而这些组织各具优缺点，且能够自我“生存”。在文化论者看来，管理和管制方式的多元性，源于人类组织的两个基本向度。这些向度的差异性，与人们的一些无法再简约的不同态度和信念有关，包括对社会正义、谴责与罪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以及如何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认识好政府的本质。
“网格”和“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是根本性的。过去大约2000年来关于好政府的争论，均集中于一个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规则和机械做法”或者“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是可行或可取的，而不是运用智者的判断和就事论事的交易。
这两个组织向度即“网格”（grid）和“团体”（group）。“网格”表示我们的生活被习俗和规则所限制的程度，其功能是缩小以个人协商为基础的生活范围。例如，如果父母根据他们所喜爱的流行歌星或体育明星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那么他们就处在低网格模式中。他们越是被规则所约束——例如，如果起名的选择限定在与宗教或者家族惯例有关的一些固定的名字上，如中国人的名字中有一个事先定好的、与同辈弟兄一样的字——他们就越是处于高度网格化之中。与此不同的是，“团体”则表示个人选择受团体选择限制的程度，其结果是将个人整合到集体中。例如，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开掘一项资源、与外界隔离的社区当中——如生活在修道院、嬉皮士群体以及一些独立的“俱乐部”环境中——我们就在高度团体模式之中。如果我们的生活越是与世隔绝，越是原子化，或越是混乱杂居，我们的生活就越是处于低团体模式中。
“网格”处于这些争论的中心地位，这体现在当前两种看法之间的紧张对立中。“团体”处于关于如何组织的争论的中心，比如，它反映在社群主义者、公共服务的营利型私有化改革的倡导者和职业性公共服务的捍卫者之间的争论中。
过分信赖权威和专家所导致的惨败
如果说个人主义在公共管理中的典型失败，是与个人收入不相符的个人支出，那么相应地，等级主义的失败则是由于对专家和权威无条件的信赖所导致的组织瓦解。在经常出现的损失惨重的错误事故中，这一失败得以体现出来。这些错误可能产生于“团体思考”，产生于对关键问题解决方法的过分自信，产生于对最高领导层的过分信任。这些领导层可能是科学和社会领域中的权威，或是专业人士。同时，这种失败还与人们总是不能从灾难迟早要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结果导致一种公认的综合征，即重大错误重复出现。这些现象和关于“政策惨败”不断增多的文献，被组织和公共政策的分析者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Dunleavy 1995；Bovens and Hart，1996）。
等级主义赋予了领导层充分的权威，领导者在这种制度下扮演着管理者和专家的角色。一方面，这种角色束缚了领导者自身的发展，使其长期处于个人膨胀状态，丧失学习和提高的动力。另一方面，这种角色容易让被领导者形成个人崇拜，抑制他们的创新精神。
在此方面，最生动的案例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核事故。1986年，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发生事故，一个氢袋的爆炸摧毁了反应堆的顶部，大量放射性残片进入大气，对整个欧洲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这个由一场实验引起的事故，被皮尔斯·保罗·理德同后来苏联的解体联系在一起。这个试验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核熔化事故带来的危险，但却讽刺性地引起了本来希望避免的大灾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拥有一个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在停电时为反应堆的冷却装置供电。但是在反应堆停电和柴油发电机启动工作之间，有一个40～50秒的间隔时间。电站的8号涡轮发电机与4号反应堆连接，实验就是在8号发电机上安装一个特殊的磁场调节仪，看能否解决这个时间间隔的问题。其方式是“在涡轮旋轴停止转动的几十秒之内，这个调节仪为冷却装置供电”。
实验是在反应堆停止工作的检修过程中进行的，操作员违反了许多重要的安全工作规则：
他们关闭了反应堆的中心应急冷却系统。他们无法使自动控制杆复位，不能提供70万千瓦的电力来保持反应堆的正常工作。然后，为了提高反应堆的电力，他们又从核反应堆的中心抽出一些控制杆，使控制杆的数量低于最低限度，无法控制反应堆的放电过程。他们使安装在涡轮气室上的应急保护装置脱离，在试验过程中，当8号涡轮发电机停止工作时无法关闭反应堆。
采取这些步骤的目的，是为了让反应堆保持稳定，使实验得以进行，而正是这些步骤一步步地酿成了最终的大事故。涡轮发电机停止工作，使反应堆的供水量急剧下降，造成蒸汽压力上升。不稳定的反应堆中电力也急剧增加，在数秒钟之内从20万千瓦骤增到1.4亿千瓦，是满负荷的440倍。操作员试图通过将控制杆放入反应堆核心来停止反应堆工作，但是瞬间的故障使一切都为时已晚，爆炸物从反应堆核心迸发出来，穿透了地板、墙壁和屋顶。
尽管当时有精心设计的组织结构，不仅在发电站本身，而且还有更高的官僚层级对反应堆进行控制和监视。而事实上，没有一个机构对被格里格·米德维德夫称为“随随便便的、犯罪般的放任态度”进行控制。尽管在切尔诺贝利试验计划之中的总结中，相当多的专家发现了致命的问题，但是高层的专家权威却没有任何回应；而在事故发生三个月之前，这个计划就已送给他们。在长达35年的时间内，苏联国内对于核事故和核灾难一直没有有效的报告机制，这意味着核电站的运营者无法从其他核电站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同时还可能会逐渐产生一种不切实际、过分自信的心态。在这场灾难中，身体状况不佳而野心勃勃的总工程师决意要干出成绩，顺从的电站站长和很容易受到上司压力的正在值班的反应堆控制高级工程师（如果由于反应堆的不稳定而取消这次试验，就要等上一年才能重新开始试验）都出了问题，所有这些人为因素致命地结合了起来。
霍克在灾难发生之后指出：“全世界的核管理当局都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划清界限，都说：‘它不可能在这里发生。我们的电站设计更加优良，而且我们更加重视生产的安全。’这是所有核设施和核反应项目负责人对电视台、电台和报纸记者反复强调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8年，当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几乎发生核熔化的事故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程师和管理者的表态也如出一辙。在资本主义模式下，核工业的安全文化必然具有偷工减料的特性，人们似乎假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与众不同，因为它有双重控制装置和最好的安全系统。该核电站总工程师尼古莱·福明曾经宣称：“即使发生令人无法置信的事情，自动控制和安全系统也会在几秒钟之内关闭反应堆。”
戴维·柯林格里奇的研究认定，对组织能力的过分追求和信赖，往往存在于诸如核电站和大型交通项目的“刚性技术”中。这些技术有一个矛盾，即在高层决策和管理层中，众所周知的“团体思考”将批评性的评价活动排除在外。这些计划得以发展，需要在关键性的参与者中形成一种高度的信任，包括承包者、公共机构的官僚和职业专家等。但是这种高度信任的关系又会使这一过程变得封闭，那些来自外部的有根有据的疑问和问题，难以影响到这个小圈子之内。对技术权威的无条件信任，导致了一些重大的灾难，这源于二战以来的一个基本信念，即核能可以提供清洁、廉价的能源；这种信任或许还使人们产生了一个自欺欺人而又时常令人失望的期望，即昂贵和新型计算机系统能够省钱、提高准确性以及增加效率。
与此相类似，许多研究者提出军事计划中顽固的倾向也会产生一些令人惊愕的大错。巴巴拉·塔赫曼的《荒唐之旅》为美国发动的越战编订了编年史，这本书强调那些错误的设想和严重的判断失误，导致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败在一支脚踏自行车的游击队手下。这个开创历史的军事灾难并不是一个独有的特例。这个症状反复出现，却看不到一点人们吸取经验教训的迹象。诺曼·迪克森为历史上出现的军事错误开出了一个很长的清单。这些错误中，尽管面对最清楚不过的警告，但人们竟然忽视了共识，原因在于正统的军事组织，特别容易反复产生这些严重的错误。帕特里克·邓拉维在检视英国近年来的政策灾难时，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认为这些灾难的影响范围异常之广，同英国的制度特征有关系，这包括过分集权、虚弱的外部监督以及政府专家过分的自信。
为什么这种类型的组织总是无法吸取教训呢？迪克森认为军事组织的学习问题，根源在于传统军事结构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他认为：“很可悲的是，由于责任分担的机制，权威组织的本性与学习和吸取经验的可能性必然相互冲突，其原因不难探寻。由于权威组织本身就是心理抵御的产物，因此它们是转移责难压力的大师，其方法是否认、理性化、寻找替罪羊，或者这三者的结合……而这些做法往往又能达到目的，结果是那些真正应当负责的人，从来就不承认失败或者组织无能；因此，就无法采取措施避免重蹈覆辙。”
查尔斯·佩罗提出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在他为人熟知的著作《一般事故》中，佩罗讨论了“错误诱致型”组织——技术、动机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导致了灾难不断出现的后果。他举了航海事故的例子，尽管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科技的长足进步使航海安全的保障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与此相矛盾，海难事故频率仍然在不断上升。在佩罗看来，航海业属于“错误诱致型”组织，其根源在于财政压力（常常与安全考虑相矛盾）、长期的沟通困难（由于雇佣的船员使用不同的语言以及高层组织经常更换）以及缺乏足够动机来保持或学习一些技术，以防止一些经常发生的失败（由于船员的更换而导致使用有缺陷和危险的设备）。巴里·特纳还分析了个人微不足道的功能不良经过乘数效应不断积累的“孵化过程”，这些个人的功能不善就藏于那些由于组织原因所导致的灾难的核心中。由于典型的多重目标，去除在对效率的天真追求中必要“冗余”的动机，以及试图掩盖关于失败和危险的可能存在的令人尴尬的证据，以防止授政敌以柄，以上现象在公共管理中是有目共睹的。
尽管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规模的错误，这一点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在这里，文化的多样性又一次做出了不同的诊断。切尔诺贝利惨祸的发生是否因为组织文化过分浸淫于“等级主义”，抑或由于其组织的等级制特征还不够充分，因而无法遵守自己的规则？美国在越南的溃败是否起因于心胸狭隘的军国权威主义的想法，抑或无法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什么才算是错误或失败，其本身就是有争议的。一些看起来明确的惨败，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可能像“掩藏着的祝福”。例如那些引起快速的反击型措施，一些灾难则可以促进对变化的适应。即使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悲剧，在那些将不断挑战，而不是“预期主义”看作是社会生存核心的人的眼中，它也会被视为有助于人们的“恢复”过程。与被经济学家称为“胜者的诅咒”相对应的也许是“输者的祝福”。在某种程度上，灾难和美丽一样，是旁观者们的看法。
在众所周知的公共管理失败中，第三类组织类型也是最有可能发生在平等主义组织中的类型，是缺乏解决冲突或发挥有效权威的能力。在缺乏这种能力的组织体系中，往往会发生延续数十年无法解决的国内战争和两败俱伤的割据状态。
公共管理的修辞维度
将科学视为接近真实的渐进过程，这一观念是关于知识发展的乐观的“辉哥”观念，它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知识总会取代无知，较好的理论总会取代不那么好的（亦即那些较好的理论无一例外地能够解释所察觉到的事实）。这一渐进过程的实现通常应该建立于下述基础：科学家之间的竞争、制度化的记忆（包括当前的科学研究必须以此前的成就为起点这类惯例），及对照试验或系统的个案分析等，这些因素能够根据理论解释力的强弱肯定具有竞争力者，淘汰最不具说服力者。
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一正统观念也已遭遇哲学家的挑战，对这些哲学家而言，盛行观念的变迁比传统哲学和科学编年史更不具连续性和更少了些机械理性。有人甚至提出由于对“发现权”的奖励，“制度化遗忘”而不是累积，已被内置于科学的社会结构中，它意味着科学命题之被遗忘和他们被“发现”的可能性几乎是一样的。
不管事实如何，传统观念似乎特别难以用来发展社会组织“做什么”的观念。但从事实与逻辑来看，关于如何组织与管理的论点相当缺乏。的确，由于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本质上至多是“超科学的”，因而这种论点不可能很多。这是因为“超科学”的各种问题来自科学与政治之间的某些领域，尽管这些问题能够以科学术语进行表述，在原则上也能够以正统科学的方法进行考察，但严格的实验在事实上却不可行。比如，设计一项对照试验来考察公共服务中腐败的影响因素，而这项公共服务就是由百万富翁们全权配备警察力量；或者设计一项实验来验证边沁的一个设想，他指出认同问题困扰着大多数行政体系，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所有婴儿出生时给他们文身。我们可以想象实施这些实验的难度。
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对照实验的一般困难存在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组织绩效的任何一种管理处方的成功都取决于其文化环境，那么所有这些方法都将是高度偶然性的。并且，如果文化环境反过来能够由提倡这些方法的修辞力量所型塑，那么这类偶然性将越发显著。当我们试图认识某种管理方法得以运作的周遭环境时，这种混合的偶然性即便不表明其不确定性，它也意味着高度的复杂性。或许，通过文化结构中自我激励的变迁和不同形式的修辞的强弱变化，这种偶然性还意味着高度的不稳定性。高偶然性和高频度变化的可能性或许促使了公共管理领域中“超科学”问题的高发生率。确实，吉安德买尼卡·梅琼指出，如今的政策分析家们更像是律师而不是自然科学家。大多数发达的法律体系都包括一套相互矛盾的律条、规则与惯例，律师的辩护技巧在于强调或弱化某一种律条与惯例。与此类似，公共管理中的论辩技巧则在于发现并强调那些支持自身观点的因素，同时忽视支持其他观点的因素。
那么，如果没有系统的个案分析或无可争辩的形式逻辑，如何能够实现成功的劝服呢？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曾将修辞严格定义为“在任何给定情况下，观察可能的劝服方式的工具”。劝服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讲者”“演讲”和“听众”。相应地，劝服分析便需要集中于以下因素：“讲者”的人格特征；营造恰当的氛围以使听众进入相应的意识状态，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情境音乐”；所使用的主要观点。
当论证不得不依赖方法，而不依赖穷尽一切的逻辑证明或严格的对照试验时，就需要使用例子和故事，以及更广泛地使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三段论省略式”。三段论省略式是指简化了的隐去大前提的推理链条，其结论会很快并相当容易地从推理的几个阶段中产生。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三段论省略式是区别审慎修辞和形式逻辑的关键特征：建构（或解构）一种审慎观点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论辩产生的初始前提，在于如何选择暴露或隐匿其观点的恰当步骤。
里卡·埃德蒙森将三段论省略式定义为“一种推理方式”，其沟通效果部分取决于听者对讲者在阐述其观点时所做限制的理解，其形式需适应听者的反应能力；并且这一推理方式是基于对恰当案例和合理预期的假设，而不是基于一些真正通用的经验主义的普遍化。
在组织理论中有广为人知的三段论省略式的例子：其一，简单的两分法或三分法，如“规则限定”与“自由裁量”“X理论”与“Y理论”，这些两分法或三分法所包括的不同选择方案往往相互排斥或彼此消损。其二，与大众观点相左的反对派论调得以形成的偶然原因。其三，前后因果论。
上述最后一种省略式是关于管理与组织的常见观点，参照经过选择的不同维度的组织行为的“前”“后”方面，这种省略式经常被用于判别特定组织方法的成败，如私有化与重建。
要使论证显得可信，却又不用“硬数据”或逻辑论证，那么通常要运用修辞中所谓的四个“主要比喻”，它们是：隐喻或类比、题喻、转喻、讽喻。
隐喻或类比是指以某一事物代表另一事物，如将人类行为比喻为数学函数；题喻是指以部分代表整体，如以驾车行驶1公里的死亡可能性作为各种交通工具的安全指标；转喻是指以相关但非逻辑上同构的另一事物确定这一事物的特性，如学术资格与智慧；讽喻是指字面上如此讲，而实际所指却相反，这一比喻普遍地关注自相矛盾或正好对立的结果，如产生与政策或组织设计意愿相反的结果。
有关组织与管理的理论论证可被看作是一种修辞过程，这一基本观念及前面简单描述的修辞要素，远非新近的发现。比如，在分析当代管理领域中的权威时，安德雷茨·哈钦斯基便从以下问题开始：“为什么某些管理理念广受欢迎，并为其作者带来荣誉和财富，而其他理念则不能？”他认为答案即在于修辞的常见因素——观念要义、观念情境及观念陈述的结合。
/简要评价/
本书作者以团体文化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历史分析，从文化修辞的角度来考察公共管理。运用不同地区和年代的例证，对当前关于如何组织公共服务的不同理念予以定位。现在，一个广为人们认同的观点是，现代化将带来新的全球一致性。与此相反，《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认为，差异性不可能在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完全消失。为什么公共管理这门国家的艺术总是走入误区而导致挫折和惨败，以致不能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呢？政府有哪些不同的方法来实施控制或管制？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秘方来改进公共服务？现代性的威力是否将产生全球统一的政府组织模式？以上公共管理争论中的核心问题，这一重要研究都已致力于解答。作者认为，作为一种对可能的组织形式做创造性思考的分析方式，在探讨围绕公共部门与政府的“做什么”观念的多样性问题上，文化理论分析能够为国家的艺术提供许多有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