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戴维·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作者简介/
戴维·法默尔，系美国当代著名行政学家，也是西方后现代公共行政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法默尔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先后获有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其从事行政管理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前，曾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多年。作为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行政学家，他以其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丰富的行政经验长期致力于行政学理论研究，尤其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方面成果甚丰，不仅在《公共行政评论》《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理论》等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论文，而且还出版了《公共行政的语言的官僚制、现代性与原现代性》和《行政理论再思考》等学术专著，而且在后现代公共行政方面的理论观点主要集中体现在其《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经典著作中。
/原著目录/
第1章 导论
第2章 方法：反思性的阐释
2.1 范式
2.2 范式的基本原理
2.3 本书的研究对象
2.4 概要
第3章 现代性：方言
3.1 现代性的要旨与理性的节日
3.2 后启蒙的悲观主义
3.3 特殊的和独特的理性主义
3.4 现代性论述的几个假设
3.5 概要
第4章 现代性：特殊主义的局限
4.1 美国方面
4.2 公共方面
4.3 行政方面
4.4 概要
第5章 现代性：科学主义的局限
5.1 实证主义的议程
5.2 科学命题的地位
5.3 伦理型企业
5.4 理解
5.5 概要
第6章 现代性：技术主义的局限
6.1 公共行政作为低技术
6.2 重视技术的好处
6.3 从技艺到技术
6.4 社会技术的局限
6.5 概要
第7章 现代性：企业的局限
7.1 动机
7.2 复制、竞争和浪费
7.3 两次变革浪潮
7.4 公共选择的路线
7.5 概要
第8章 现代性：解释学的局限
8.1 公共行政学对意义的探求
8.2 再论哈贝马斯
8.3 理性的心理学批判
8.4 概要
第9章 后现代性：方言
9.1 后现代性释义
9.2 超现实
9.3 知识转向
9.4 概要
第10章 后现代性：想象
10.1 理性化的终结
10.2 想象界
10.3 想象与公共行政
10.4 否定的角度
10.5 肯定的角度
10.6 概要
第11章 后现代性：解构
11.1 何谓解构？
11.2 解构官僚制
11.3 概要
第12章 后现代性：非地域化
12.1 思维特征
12.2 思考对象的结构
12.3 概要
第13章 后现代性：他在性
13.1 反法西斯主义
13.2 开放性
13.3 差异性
13.4 反元叙事
13.5 颠覆已有的秩序
13.6 概要
第14章 跋
读书笔记处：
/精彩摘录与感悟/
方法：反思性的阐释
在现代化的心灵模式内思考公共行政，被认为就是去寻找可靠的知识，坐收已经牢固的理性思考之利。而在后现代的心灵模式内思考公共行政，则被认为就是清理因抛弃被视作现代性的虚假认识和其他幻觉而来的根本后果。
方法：反思性的阐释
反思性的阐释是这样一门艺术，它力图描绘出和运用我们借以理解和创造公共行政现象的方法所具有的解释学的、反思的和语言学的系列特征；它还是一门考察构成我们用来观看的“理论透镜”的那一系列假设和社会构成物的艺术，它思考的是我们借以观看的那一系列替代性的假设。
后现代性不会把人引向公共行政的谋划，任何阐释都应当尊重这两者间的差异。
范式的基本原理
古立克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即管理者的功能可归纳为POSDCORB这个缩略语——似乎注意到一个问题，即某一机构的首脑是不是对计划或组织提不出任何的设想或者说负不了任何责任。
行政管理的职能的重要部分就是强调相关性、平等、公正和代表制。
社会科学是通过人类主体中立的观察客体的活动与互动——让事实自己说话——来进行知识的积累和扩充的，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不能自说自话。首先的是，事实既不能说也不能写；言说需要有说话者，言语和写作都需要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主体。
当我戴上有红色镜片的眼镜时，我看到的世界都是红色。我已经习惯于看红色的世界，以至于我相信世界实际上就是红色的。当我把镜片换为蓝色时，世界就是蓝色的。我肯定会怀疑世界到底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我能够说世界既不是红色的也不是蓝色的吗？不能，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能够说——至少——世界的颜色不以我用有色眼镜看的方式为转移吗？没有了眼镜，我就什么也看不到——我就不可能看到。同样地，我们也必定是通过语言的眼镜去看世界。我们不可能摆脱语言的透镜。我们只能依据某一概念系统、某一视角来看世界。
法默尔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是我们思考认知这个世界的“眼镜”，“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我们“借以认识眼镜的眼镜”。
解释学关心的是文本；它操心的是阐释，是意义的具体阐述，使意义获得可理解性。
本书的研究对象
解释学循环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深入到表层的背后进行理解。解释学的循环需要有一个起点高的出发点。
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理论所具有的许多关键特征——它同样是被建构的——将导向悖论。
当前，公共行政面临以下紧迫问题：
对于公共官僚制的本质、规模、范围和功能，我们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该如何了解有关官僚制“不堪重负”的说法？能够把公共官僚制转变成一种更积极的力量，使其能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推进政府行政管理对公民和公务员的影响吗？我们该进一步把目标放在激活公共官僚制上，以便在公共组织中获得像企业一样诱人的利益吗？为确保一个国家的官僚制是社会其他部分最佳的贡献者而不是拖累者，我们该做些什么？政府管理如何才能得到发展，才能显示出更大的创造性、活力和潜能——并能充满道德的和有效的结果？
法默尔认为，尽管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中是有价值的，但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倡导采用一种反思性的语言范式来超越这些局限，他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解释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探寻正是对这种反思性语言的应用。
有三个特征可以作为学科成立的证据：首先是有一套核心的价值、知识和理论，它们通常是与享有学术领袖声誉的创立者联系在一起的；其次是有可分解的或有实际意义的现象，如组织，可供研究；再次是有某些附带物，如此以命名的学派或大学科系、学会和年会、热诚的专家，至少还要有一份杂志，最好还有一个政府部门，或更理想的是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一个特殊机构。
主流公共行政学科的基本心灵模式的确谈不上严格。相反，主流公共行政理论缺乏它应有的普遍一致的力量。
多元创新是我们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反映了美国政府与社会需要的系列看法，这些看法再次构建了当代的公共服务的高等教育。
公共行政理论一度具有与现在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公共行政理论和事实是社会构建的。
方法：反思性的阐释
黑格尔写道：“思维形式，首先展现和记载在人的语言中……在已经成为人的内在的东西，如思想或观念的一切中，是语言渗透到使人成其为自己的一切中……逻辑是人的自然方面，实际上是他特有的本性。如果人们把自然本身作为物理的东西，而与精神的东西对立起来，那么，人们一定会说，逻辑的东西是高于自然的，它遍布于人与自然的一切关系，遍布于他的感觉、直觉、欲望、需求、本能等，并通过这样，把自然的东西转变为人的东西。”
有关“说谎者悖论”的形式和反驳的意见，查德·柯克哈姆的《真理理论：批判性的导论》中简述了他的解释说：“我们已经看到语言层面的回答既能解决说谎者的悖论，也能解决那个说所有的人都说谎的说谎者的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的悖论，但不能解决说所有的人都说谎的说谎者这两种语言的悖论。真理——价值鸿沟的研究再多也不能免于不明智的危险。情境——语义的研究能解决这两种语言的悖论，但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不可能言说整个世界的时候。”
现代性：方言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像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和完整地依赖于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组织系统。
例如，在我们这里有着理性化的神秘沉思……如同有着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一样。
在有的人看来，解释学传统的第一个矛盾对立面，就是认为官僚不会物化。所谓物化，就是在处理社会构成物的时候，仿佛它们具有不可变更的自然本质，仿佛它们是给定物。
在法律实施中，官僚如何才能避免把法律物化？当然，法律可以恩威并施，甚至会因为日常观念或偏袒而得以缓和；但不将其物化，就是无视它的存在。
官僚制本身，就其是司法机关的工具而言，就是一种物化。物化似乎就处在民主制和官僚制的核心。
现代性的要旨与理性的节日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所阐发的现代性的谋划，就在于他们极力想依据各自的内在逻辑来创立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主的艺术。同时，这一谋划还意图使这每一个领域的认知可能性摆脱它们的神秘形式。启蒙哲学家想要利用这一专业化的文化积累去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去丰富理性的、组织化的日常社会生活。”
节日不只是大革命进程中古怪的边缘物，节日提供给人们批判的观点洞察法国革命的意义，它们显示了一个处于自我更新过程中的社会。
启蒙主义这个术语通常被看作是“理性的时代”的同义词，这个世纪包括17、18世纪。
我们的生活同未从神灵和魔鬼的法术中解脱出来的古人并无差别，只是含义有所不同罢了。正如希腊人时常向其城邦的诸神献祭一样，今日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只是那些礼俗中所包含的神秘但内心深处觉得真实的变化，已遭除魅和剥离而已。
自足的主体在理性的节日中是权力的中心，正如卡莱尔所说，摩莫罗夫人不具备传统的权力去使膜拜者始终如一。现代性把权力置于主体之中，主体现在主宰着她的物理的、社会的政治的环境。
理性之于哲学，如同恩宠之于基督徒。
理性的节日象征着新的等式，理性的力量现在成为神圣的力量。理性在现代性的谋划中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和有用的力量，能使自我从迷信、夸夸其谈、恶习和无知的局限与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理性的节日中，被符号化的启蒙理性被认为是自我和社会的解放者。
对于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而言，情形亦复如此。社会逐步走向理性化，专业分化也逐步出现。理论的、实践的和审美的领域将依据其自身的逻辑发展，话语将分化。话语的分化最终将为公共行政学这样的学科划定学科界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的分离。理性化促成了现代主义学术研究的特殊主义，或者说学术和思维领域的原子化。
敢于认识！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
那赋予现代哲学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这一著名特征的东西，似乎可以实现哲学的传统目标，即通过向内转进入到认识主体自身——在哪里，它力图发现能说明此后我们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确定性根基——来获得基础的、根本的知识。
现代主义的自我确证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图谋，依据这一图谋，人把他的存在置于某一历史情境中，暗示自己将如何处理他周围的现实和用什么来构成向他开放的可能性。
当我们沉思现代性时，我们就在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我们通过把它与中古和古代的世界图像相区别，来描绘现代的世界图像。但是为什么是在阐释一个历史性的时代之际，我们要来追问世界图像呢？莫非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图像，并且是这样，即每个时代都尽力谋求它的世界图像？或者，对世界图像的这一追问就是现代的表征，并且仅仅是现代的表征吗？
在今日，真正的政治任务，至少就其也关系着文化而言……就是要抵御文字所提供的一切，如：已经确立的思想，已经完成的东西，人人都在思考的东西，众所周知的东西，广泛承认的东西，“可理解”的东西，能改变其形式和使自身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的东西……对此，人们常常称之为“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科学主义的局限
正如对科学哲学发展的回顾所表明的，科学陈述的这一优先地位的基础是不清楚的。当公用行政学研究被局限于一个科学基础上时，当它否认价值陈述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
从威尔逊以来，众多现代行政学者在建立和发展一门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行政科学的道路上孜孜探求。然而事实上，“科学”一词在公共行政领域中的运用很难做到“科学”。公共行政不仅需要事实陈述，也需要价值判断，而科学主义并没有为公共行政中的伦理提供任何空间。
现代性：技术主义的局限
说技术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人类及其文化的普遍命运的问题，这一点也不夸张。在这个精神堕落的时代，当不仅古老的宗教信仰而且19世纪人文主义的信条都已经被动摇时，文明人唯一强有力的信仰就在于对技术科学的能力及其无限发展的可能的确信。技术是人类最后的爱，因为这一确信，他准备着改变它本身的形象。当代事件仅仅是强化了这一信念。为了信仰，人类曾渴求奇迹，尽管怀疑其可能性：因为它见证了技术确实能创造“奇迹”这个令人担忧的难题。
技术主义往往会对伦理考虑视而不见。低技术含量的官僚工作和高技术系统都会丧失人性。企业逻辑的局限性，将企业逻辑应用于行政管理的创新举措已经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
现代性：解释学的局限
公共行政对理性的意义的寻求可以说是有用的。但是盲点和矛盾也是存在的，因为特殊的阐释总是向更新、更完善的阐释开放……当意义的寻求遇到理性和合理性的基础被动摇时，就会出现矛盾……在每一领域（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和解释学），现代主义公共行政学都遭遇到了悖论和盲点……现代公用行政理论处处碰壁，使得其解释和理解的能力大受限制。
所谓“元叙事”的观点不仅使得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会通过选择一种特定的观点或“语言”来错误地描述行政现实，而且还很可能会把那些没有能力为自身利益去操纵现代生活的人们排斥在外（如“效率”“理性”等）
后现代性释义
什么是后现代性？我们应当把后现代性看作是对现代性核心的心灵模式的否定，看作是对上五个世纪以来作为重要思考之基础的假设的否定。我们应当把后现代性阐释为是对构成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模式，即时代精神的否定，其中包括对拥有一个时代精神的过程本身的否定。它否定中心化的主体和话语的非第一性，否定处于现代性哲学思考中心的基础主义和认识论谋划；它还否定人类的中心任务是世界的图像化，否定把主体的世界知识奠定在主体之中；他还否定现代性的中心化主体观所隐含的对理性的本质和地位的认识；它还否定宏观理论、宏大叙事和宏观政治，否定现实与表象之间的区分。
按照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德的看法，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权威、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法默尔基于后现代的这些特质将后现代公共行政视为“是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并进而提出了可以引导我们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后现代重建的四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追踪后现代性的根源和历史甚至会产生更为多样的解释。像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哈贝马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阴郁作家”）这样的先驱也可以算在内。麦迪逊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且走得更远，他描述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是哲学中后现代主义真正的开端（但也是没有追随者的开端），他还描述后现代哲学“真正的和实际的”开端始于1900年的爱德蒙德·胡赛尔。
我们可以把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理解为是共时和历时的存在，就是说，或是同时发生的，或是各自在某个特殊的时期出现的。文本间性也遭遇了类似的、有关时间性的选择问题。我们可以把后现代性看作是前面所说的那一说法的体现，即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因而奥列塔说，“要人类从贫穷、无知、偏见和享乐的匮乏中彻底解放出来，对于现代性而言是不可能的。”
想象与公共行政
后现代视像的第一性和运用视像的超现实进行创造的可能性，是后现代视角之于那些对公共行政和类似的事情感兴趣的人来说的第一要义。在一定意义上说，视像先于任何指涉，如果说有指涉的话；视像优先于且独立于任何指涉。另一个重要的要义就是，由于美学围墙的终结，在处于论证语境的公共行政和其他知识与行动领域，想象的作用开始出现并在逐渐加强。
合理化（理性）压抑“想象”，因此，法默尔强调，在后现代，想象将会比作为现代特征的逻辑中心论更有价值，它“是一种不依赖于制定规则和遵循程序之现代主义行为的行政精神”“是一种可以为想象力的发展提供主要角色的行政精神”。作为一种创造性管理的艺术，想象将会提供现代“理性”规则导向的官僚机构所缺少的许多机会。
有关组织和管理的相关研究领域人才济济，其中有些研究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摩根的作品，正如他所解释的，是与浩瀚的文献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文献有的涉及“对更多创造性、更直观和更有效的管理方法的需求”。
否定的角度
在想象中，我们期望能有明显的根本变革——偏离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官僚制靠自身是不可能完成这一革命的，除非社会本身已经以类似的方式变革了。社会所期待和要求的行政过程的运作需要根本调整。法律的制定就是一种认识来确立法律的框架，它把重要的纲领部分交付行政过程来完成。即纲领的设计在它被一套行政规章所补充之前都是不完整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法律体系，这是一个专门制定规则的社会事业。它必须停止对行政规则和程序的依赖。
一个政府实体该如何以非基于规则的方式来运作？当然，这看起来及其困难，但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期待根本的变革轻而易举或立显成效，这是不现实的。另外，我们应当知道，在某一框架中似乎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建议，在另一框架中却是可能的。这与我们试图为儿童设计一个锻炼方案时遇到的困难不是很类似吗？有许多组织和规则似乎是必需的。如果没有理性化的约束，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的安排。在此的意思是，想象能满足公共行政的需要，就如同它也能满足儿童游戏的需要。
对于顾客和官僚而言，工具理性的结果是人力成本。对于顾客而言，在受到公平对待和被作为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这两者之间是有利害权衡的。这一点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在某一意义上说，顾客总是被作为目的对待（如食品标签检验员就是为食品标签而设立的）。然而，理性化强调，每个人都应依照理性的规则被对待（即依照规则而被作为手段对待）。由于理性化的不受制约的特征，这种方法会引发某些人道问题。看一下当前的福利制度或强加于小商小贩的种种规章。顾客被分门别类，各居其所。从理性化角度看，他们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们成为各种形式的抽象物。理性化唯一允许“我爱你”的偏离是为了满足这类顾客的独特需要，即那一特殊规则不再适合他，因为有另一个规则掩盖了所论的情形。
后现代性：解构
解构既不是一种方法，甚至也不是一种运作；它既不是一种分析，也不是一种批判。德里达抱怨人们把方法论的隐喻运用于解构，尤其是在美国。在他看来，只是否认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不能说每个解构的“事件”都是“独特的”，就像“一个惯用语或一个签名”。
解构不是一种方法，也不能把它转换为一种方法……事实上，在某些圈子中（大学或文化圈子，尤其是在美国），似乎必然地与“解构”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技术的和方法论的“隐喻”只会引起或导致偏离……只是说不能把解构还原为某种方法论的工具或一套规则和可转换的程序，这远远不够……还必须明确，解构甚至也不是一种行动或运作。
和后现代主义一样，解构是一个费解的术语。有一个玩笑的提问也许在更多地重复：“黑手党与解构主义有什么区别呢？”回答是：“解构主义者使你想要理解你无法理解的东西”这本身就不可理解。我们应从承认这一困难开始。我们也应该从一开始就记住，后现代对于解构的诉求是严肃的。所谓解构，正如列奥塔提醒我们的，就是把科学还原为话语。根据这一观点，科学并不比文学具有很确定的认识论地位，解构——按此理解——可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活动。
法默尔利用解构来拒绝给予源自官僚制的权力话语以任何特权地位，他强调，在公共行政语境中，解构可以被用来质疑我们据以建立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前提基础，可以打开一种反行政的新视野，为一种试图使公共行政思维摆脱官僚等级观念和偏见束缚的解放准则扫清道路。（“反行政”）
解构官僚制据说可用于拆除构成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结构的叙事，也可用它来拆除构成后现代性的叙事。宏大叙事是解释历史发展的力量，启蒙主义将理性化等同于人类进步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建立在某种叙事之上的。一个有关公共行政理论与客观性的关系的，这一解构选择的策略就是质疑赫伯特·西蒙的《行政行为》的作者身份。第二个选择叙事是效率，是公共行政实践的可行目标。前一个叙事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理论基础的阐释，后一个叙事涉及许多实践的构建。解构的重复特征可依据两个公共行政来说明：行政研究和民营化。
这种解构允许人们在后现代情境的特殊条件中理解。这一后现代情境是，在那里，现实与表象已经内爆；在那里，官僚制是影像和表象的一部分；在那里，生产的世界被引诱，影像和没有指涉物的符号世界——他们构成了后现代行政的世界。撒谎、操控、掩饰，可以说是官僚管理和领导的一部分，如同它们是政治的一部分。应记住，为了达到所欲望的结果而进行欺骗和破坏规则乃是有胆识的管理者的标志，奉承政客与有权势者是习以为常的事。如何处理行政中的这种“新”话特征和影像乃是行政人员所关心的中心问题。对往昔时光的怀念，尽管很正常，却没有什么益处。表象必须被严肃地对待，它们也应被解构。
/简要评价/
本书运用一种反思性语言模式，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作人类的两种心灵模式，并从这两个维度对公共行政话语进行了解构式的阅读。作者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技术、企业或者阐释；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对想象、建构、非地域性和他在性的强调，为变革公共官僚制以及公共行政的世界提供了契机。在这里，所有的意义都遭到解构，所有的边界都将瓦解，行政为反行政所取代。本书将引领你进入公共行政的思维和语言世界。
法默尔正是基于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怀疑论态度强调，对现代公共行政文本中一些“不言自明”的所谓“真理”性叙事要加以质疑，他认为这种所谓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他试图对公共行政的语言进行扩展以便公共官僚体制能够转变成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力量”。
法默尔宣称，伴随着现代性被后现代性所取代，将会产生一种扩展公共行政语言的机会，按照他的这种反思性语言范式，目前的公共行政语言将与后现代扩展的语言共存。
法默尔认为，实现公共行政领域的根本变革并不意味着排斥一切来自过去的东西。这种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做的平衡是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最显著的方法论特征。
法默尔选择的哲学认识论高度才使得其理论对于公共行政尤其是行政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种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探讨对于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更为重大并且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