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
/作者简介/
罗伯特·B.登哈特，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美国国家公共行政研究院院士，并且担任美国许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质量管理、战略规划和公共生产率等方面的咨询顾问。作为国际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登哈特博士曾经担任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会长、中佛罗里达大学公共行政系主任、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以及密苏里州长的生产率咨询委员会主席。他还是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全国公共服务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登哈特博士著述甚丰，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16部专著，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新公共服务》《公共组织理论》等。
登哈特教授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宪政主义者，2004年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德怀特·沃尔多奖的获得者。他一贯的学术价值取向是重视宪政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传承，重视公共行政理论与政府实务运作的结合与协调。反对将公共行政理论“纯学术化”，对管理主义特征明显地过分强调效率的“新公共管理”基本持批评态度。
/原著目录/
第1章 认识公共组织
知识的学习
正式的公共组织理论
建构公共组织理论
复杂组织的研究
公共行政的重新界定
结论
参考资料
第2章 思想传承：马克思、韦伯和弗洛伊德
卡尔·马克思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工业组织与个体的发展
异化的扩展
马克斯·韦伯
社会理论的理性化：“理想模型”的概念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结论
参考资料
第3章 政治传承：从威尔逊到沃尔多
公共行政理论的发端
政治—行政模式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持久影响
企业管理技术的应用
科学管理方法
行政管理与组织结构
集权与整合
效率：成功的主要衡量标准
民主行政
结论
参考资料
第4章 理性的组织模型
行为科学
行政学的一般方法
行政谚语
理性行政模型
决策和政策制定
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
结论
参考资料
第5章 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
组织中的人本主义主题
人格与组织
公共部门的组织发展
新公共行政
结论
参考资料
第6章 政策要义和新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取向的发展
公共政策中的回应性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执行的发现
政策分析的方法
知识危机
新公共管理
结论
参考资料
第7章 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
对理性模型的批判
解释/行动理论
批判的社会理论
后现代主义和话语理论
新公共服务
概述新公共服务
结论
参考资料
第8章 作为理论家的实务者
理论与理论建构
走向公共组织理论
组织和个人学习
理论家的新角色
结论
参考资料
读书笔记处：
/精彩摘录与感悟/
认识公共组织
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公共官僚组织是非人格化的机构，但实际上，我们每次与公共组织发生冲突的背后——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一样——都有人们一连串复杂的行为、事件及其理解。确切地说，组织就是个人行动的产物——对于行动者而言，这些行动是重要而富有特殊意义的。所谓的非人格化的组织正是人性化世界的活动形式和背景。
某些机构，尽管声称关注服务、讲求效率，但他们的设立好像是特意用来阻挠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的。一方面，官僚机构似乎过于程式化，毫不体谅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如此独断专行，以至于有些残忍。
实际上，为政府工作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工作，它只不过使你有机会参与解决一些棘手的公共问题。政府工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受着荣耀与痛苦、失望与喜悦，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领域。
登哈特一语道破政府工作的非神秘性，政府工作人员在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其自身也成为参与公共问题的一个角色。因此，在多元化、复杂化的公共问题处理中，政府工作人员的喜怒哀乐也都会有所呈现。
一方面，政府机构要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效率提供服务，尽可能地打破繁文缛节；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的运作应该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因此，政府机构又必须对顾客的需求和愿望做出回应。甚至有人认为，政府机构有责任教育公民更有效地处理社会问题。
尽管我们很容易描述组织中的个人行为，但却很难评价他们的行动对其自身的意义。然而，要通情达理地理解公共组织，客观的行为描述以及合理的评价都是必要的。
理论有时可能会遮蔽现实，有时可能会呈现现实。
“‘健康’问题就像‘好的行政管理’问题一样，只要我们仔细想想，都会感到无法对其进行界定。”
一个组织致力于民主化的程度决定了其管理过程的公开性和公共性。那些在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致力于遵循公开与公众参与程序的组织确实会遇到一些特殊的、通常与公共组织相联系的限制与机会。
公共行政是指为谋求实现公众的社会价值而对社会变革进程的管理。
建构公共组织理论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搜罗一些能应用于特定情况的技巧，而是要研究我们实际经验的丰富含义以及这些经验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当然，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研究。
被遮蔽的现实比显现出来的现实更重要。社会理论的任务是揭示现实的伪装，以使自由在未来得到发展。只有通过批判，我们才能超越现实的局限性，并使未来的发展成为可能。
如果一个集团所表达的社会意识到了与其本来要自由表达的利益相冲突的程度，那么这种意识就可以说是一种欺骗和虚伪了。
思想传承：马克思、微博和弗洛伊德
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运动中，生产力似乎需要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日益压制人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缩影。在这种组织形式中，个人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异化，人性也日益遭到解构。人们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与他人的联系。
社会理论的批判功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必要从一些更为广阔的历史过程和个人争取未来更多的自主性和责任性的角度来审视现状。
社会发展变化的利害关键并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而且也与理想和观念因素相关。
对个人创造力和人性发展而言，资本主义及其集中反映的理性形式是一种祸福参半的制度——它能够极大地推动物质生产进步，但却缺乏对人作为特殊个体的关怀。
尽管科学能够告诉我们“是什么”，但它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是什么”；尽管科学能够确定我们采取特定行动有效地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但不能说明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是一个综合了各种因素的理想型状态。在公共管理中，凡是提倡“应该是什么”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此项行为或者服务没有满足社会公众的理想期望，或者与法规以及各项规定是相违背的。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个解释的好坏不在于其理论认识的全面性，而在于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使命独特性的解释力。韦伯具体提出了合法性权威的三种“纯粹的类型”：（1）法理型权威，它建立在对特定法律和规范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并承认处于法定权威地位的人的统治权力；（2）传统型权威，这种权威基于对持续性传统的重要意义的信仰，基于对按此传统进行统治的人的信任；（3）超凡魅力型权威，它源于对特定个人的情感依附和精神奉献。
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经验无一例外地倾向于显示纯粹的行政官僚模型所能够实现的最高效率，因而也是形式上已知的对人进行控制的最理性的方式。
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比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更高程度的官僚化以保持一种稳定的经济生活，官僚行政组织，从正规的技术观点来看，一直是最理性的组织类型。
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于我们对僵化而教条的官僚政治秩序的服从——无助于推动在个人与组织之间创造一种能够更加令人满意的关系。
超凡魅力型领导具有非凡的气质和能力，能够使其追随者对他有强烈的情感依附，并激励他们对组织做出更大的贡献。超凡魅力型领导不仅仅是激励性的，同时也是创造性的。
“本我”是精神动力的源泉，它旨在通过快乐的原则来缓解内心的紧张。“自我”旨在协调个体和客观世界，它的活动奉行现实原则。“超我”是社会价值和理想的内在体现。
群体在意象中思考，将想象中的东西随意地拼凑在一起，根本不考虑这种联系是否具有现实的合理性。群体的感觉既简单又夸张。因此，群体既不知道该怀疑什么也不知道该确信什么。
文明代表了生之本能，即爱神厄洛斯和死之本能即死神萨纳托斯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只能导致个体产生罪恶感和压抑感。
只要我们工作和生活在一个大型复杂的社会组织中，个人和集体的存在就有赖于我们建立一种基本的知识和情感意识。
通过批判性反思所获得的知识不仅为我们采取更加自主和负责任的行动提供可能性，而且鞭策我们去采取这样的行动。
如果公共组织定位于追求社会公共价值，那么公共组织成员就在按照民主的规范行事方面承担了与他人不同的重负。不管是为了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还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成就感，公共组织成员都必须始终关注那些赋予了公共组织鲜明特征的社会价值。
联邦党人偏爱行政机构是他们对人民缺乏信任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看来，对公共政策明智而合理的理解只能来自于受到良好教育并关心国家事务的人，这些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简言之，只能来自于上层阶级。
行动要有效，就必须有明确的指挥，这种指挥只能有一个来源，即统一的行政。
当权力能够承担责任时，它并不危险......如果权力集中于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那么这种权力就很容易受到监督和警戒。
行政应该处于政治领域之外，行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尽管政治为行政确定目标，但是不应该操纵行政活动。
区分政府职责的法律基础实质上已被政府的实际运作所改变。
政府工作人员的所有行为都是行动与自由裁量权的紧密融合。
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行政组织本身，而在于在政府之外是否存在一个有控制力的选民或代议机构。这些选民及其代议机构有权决定政府成员的意志，并要求他们在行政活动中贯彻这些意志。
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对民主立项都抱有一种重要的不真实感。说它们不真实，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民主对管理来说是次要的。
任何时期最好的工匠都知道怎样最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他们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民间智慧使他们能够确立一种最为有效的工作流程。对任何一项具体的工作来说，都存在“一种最好的方法”，一种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并且他人可以运用的方法。
最好的管理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它建立在明确的法则、规章和原理之上。
政治传承：从威尔逊到沃尔多
公共行政与各门科学共同具有某些普遍使用的基本原理，为了实现行政目的，就必须确立这些基本原理，并将科学方法严格地运用到公共行政研究中。这样，它的重要性才会为人所知。
威洛比所阐述的科学原理的核心观点：（1）科学方法能够用于公共行政研究；（2）科学能够提供行动指导；（3）这些指导原则会提高组织效率，并可作为判断组织运作状况的主要标准。
民主只是用来保证重要信息充分传播的一个手段，一些有关原则表明了行政活动中某些民主程序的重要性。
当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转向企业管理研究寻求建议时，他们不仅发现了科学的管理方法，而且也发现学者和实务者都对行政管理有着浓厚的兴趣。
登哈特认为，把公共行政定位为对实现社会价值的管理，就是为了让人们避免以工具性的眼光看待世界，能够学会用批判性的知识来诠释、揭示现实，努力与大型复杂的官僚组织机构相抗争，以实现个性自由的张扬和发展。纵观国内很多行政管理方面的学者对公共行政的定义，一般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政府组织或者行政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二是强调管理过程采取的一些手段，其根本价值观就是效率主义。从我国的现实看，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不仅要强调效率，更要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对效率的追求是建立在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基础之上的。
四项建构抽象的组织的原则：（1）统一命令的协调原则，即强调通过层级制的命令链来发挥强有力的行政领导的重要性。在这种组织结构中，每个人员有一个上司，每个上司只监督、指挥若干有限的下属，不存在“不知该服从谁的命令”这种混乱状态。（2）“梯状”原则，即不同组织层级之间的垂直分工。（3）职能原则，即通过横向分工整合组织的不同职能。（4）直线职能和参谋职能原则。直线职能反映了直接的命令关系，领导权威就是通过这种组织机构自上而下行使的；而参谋职能就是向行政首长提供建议，但不应该直接向直线职能部门发号施令。直线领导代表了权威，参谋人员代表了建议和观点。
行政机器越是高度集权，就越容易形成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因而就越可能干涉民主机制对公共官员的控制。
怀特提出反对中央不断集权的三个理由：（1）一些地方政府可以干的更好的事应该交由地方处理。（2）中央行政官员处理问题时可能会独断专行、反复无常。（3）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会使公民无法通过承担公民责任来获得责任意识。
遵循行政管理的科学原则，行政部门就能更加有效率地运作。而这些原则基本上也就是私人或企业组织的原则——命令统一原则、层级制原则和分工原则。
组织设计中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即一方面是专业化和分工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通过权力结构进行协调的需要。
古立克确定了行政长官的主要工作：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
资本积累的目标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在市场中的成败的明确标准，损益报表为精确地计算经济收益和损失提供了基础，利益驱动机制使得整个企业得以运转。因此，效率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产生出的一种文化价值，它更是一种人性的考虑。
在行政科学中，最基本的“善”就是效率。
对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满足公众的共同需求就是对他们行动的最终检验和评价”。
官僚主义思想的扩张确实损害了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感。从这种意义上讲，公共组织的正统理论也包含着一种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但它是一种消极的反政治的理论，一种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问题的努力。
公共行政学家在采用了行为科学的观点之后，开始强调事实而不是价值，强调方法而不是目标。
保持小的控制幅度就会产生较多的组织层次，而命令统一原则有碍发挥专业化领导优势。
西蒙认为行政管理的基础在于“它关注的是应当怎样构建一个组织，并进行运作，以有效地完成组织任务”。
就组织而言，“好事”指的是那些能够提升组织能力以实现其目标的事，而坏事则不能。只要提高效率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
理性的个体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个体。
只要组织提供的利益超过人们原本的利益要求，他们就会继续留在组织中。
个体做出有助于组织的行为也是理性计算的结果。由于组织本身就倾向于诱使其成员做出有助于组织发展的正确行为，因而个体就注定要进行理性计算。理性计算问题还与组织权威有关。
行政人员对组织中其他人施加在他身上的影响能够特别敏感地做出反应，还能准确地预知自己和其他成员在组织中的角色，并且对实现组织的目标信心十足。行政人最为显著，且为其所独有的特征，在于组织的影响力会使他习惯于同他人合作完成组织目标。他养成了一种合作的习惯。
随着组织的价值观取代个人的价值观，如果组织成员与组织领导者的价值观一致，那么人们对组织的贡献是最有益的。
在许多方面，理性行政模型并没有偏离早期的公共行政原理，恰恰相反，它使这些原理具备了科学的合理性。
西蒙指出，组织中任何层级的决策过程都包括三个阶段：（1）情报活动，即审视决策环境、捕捉决策时机；（2）方案设计，即发现或设计备选的行动方案；（3）方案选择，选择最有可能的成功备选方案。
与“经济人”截然不同，“行政人”追求的是解决问题的“满意度”，而不是效用的最大化。
渐进决策法也有助于决策者在既竞争又妥协的利益主体之间寻求一种达成一致意见的多元目标。
连续比较的有限决策法不仅认识到了理性决策者的局限性，它还是一种与多余民主观察紧密相连的决策方法。
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
组织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实行特定的目标或目的，而在于在一套有限制的框架内的运作。
复杂组织是由相互依赖的诸多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每个部分都为组织整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从组织整体中获取自身发展的因素，从而使组织整体与更大的环境系统相互依存。
组织适应环境以满足稳定和自我保护的基本要求。其中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组织内非正式关系的稳定”，这一要求只有通过确立一种非正式的机制才能得到满足。非正式的系统不仅增强了组织信息的流动性，而且制约了组织领导的政策垄断权。另一个基本要求是保障“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在与其周围各种社会势力交往时的安全”，这一要求的满足可能至少部分地需要与组织周围各种社会势力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甚至是一种可能损害组织决定其自身发展方向的能力的关系。
创造性的领导艺术是组织制度建构的艺术，就是通过人力和技术资源的重组，塑造一个体现持久而新颖的价值理念的有机组织。
由于组织高层制定的大多较为宽泛的政策与底层人员的具体行动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在所宣布的政策与实际的行动之间潜存着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根据汤普森的观点，每一个组织都包括一些不同的次级组织：技术次级组织，它关注的是组织实际任务的有效执行；管理次级组织，它关注的是协调组织中的技术群体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为技术群体完成任务提供必需的资源；制度次级组织，它关注的是处理作为一个制度结构实体的组织与其广阔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在制度层面，组织必须不断应对高度的不确定性。
虽然我们可能会去追求那些个人渴望的东西，譬如效用或者满意，但是我们的行为同样会受到控制层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方针或者决策前提的修正，以使我们的行为和组织高层人士所确定的组织目标保持一致。我们之所以服从，可能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奖励，也可能因为我们害怕受到惩罚，或者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服从。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反应是由管理控制的环境力量塑造的。
一种更加开放和更具参与性的管理方式不仅会提高工人的满意度，同时也能够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人本主义满足了效率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对组织变革的考察，很多人发现，让组织中的低层工作者参与管理，将推动组织的重建和复兴。这样，人本主义满足了变革的需求。
正式组织在非正式组织中产生，它对非政府组织来说是必要的；而正式组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又创造了非政府组织，并且需要非正式组织。
在扩大合作和选择的范围内，在促进个人的发展中，经理人员都承担着道德上的责任。没有人可以脱离其他人而存在。
每个工人的个体行为都是组织工作的关键，而组织的中心问题是保证每个雇员的合作。
一条有益的途径应该首先建立在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理解上，然后通过管理，设法把这些倾向趋势和组织的任务融合起来。
干预者有三项基本任务：（1）协助当事人产生有效并且有用的信息；（2）为当事人做出明智而自由的选择创造条件；（3）协助当事人对其选择做出发自内心的承诺。
五个引导个人与组织发生改变的价值取向：（1）接收以相互接近和开放沟通为基础的询问；（2）增强行为选择的意识和认知，特别是尝试新的行为以及选择被认为最有效的行为的意愿；（3）权威的合作性概念，强调在公开探讨问题分歧时的合作与意愿的同时注意解决这些问题；（4）相互帮助的关系，彼此间具有同一感和对于他人的责任感；（5）人际关系中的真诚态度。这些价值取向不仅决定了实验室活动的组成，也为作为整体的组织提供了一种模式。
现在的学科发展绝不可能对公共行政领域产生大的震动；相反，那些对公共行政基本的，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信念提出挑战的观点才会引发最大的动荡和变化。
官僚体系并非仅仅在体系内部决定重要决策，公共组织还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并且在设定公共事务的议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帮助建立社会的价值观。
传统的公共组织理论有朝向技术主义发展的趋势，而技术主义又强烈地依附在效率原则上，甚至把效率原则当作基本价值。
公平包括了平等感和正义感，具体地说，公平的重点就在于纠正现存社会价值与政治价值分配过程中的失衡。
社会的集体努力才会集中关注那些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状态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这样才能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最起码的权利与尊重、收入与财富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
政策要义和新公共行政
将公共组织看成决策过程的一部分，这开辟了公共组织理论的新道路。首先，公共组织有可能被认为是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共政策研究者区分政策规划和政策执行的方式与早期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将其工作与政治研究相分离如出一辙。
公共政策的研究不是将焦点放在产生特定政策的原因上，就是将焦点放在政策的结果上。无论焦点在哪里，政策分析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不同的政策原因和结果提供描述和解释。
“政策解读”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政策，也为制定政策的实施细节提供依据。一般来看，解读政策的主体有政策制定者、政策顾问、专家学者等。不同主体对政策的解读会有所差异，这是由解读主体的立场所决定的，而这时候，以不同立场解读政策，可能会曲解政策。
主导现代社会的大而复杂的组织似乎已经被许多极为不同的假定所覆盖：组织目标优先于个人发展目标；科层制中不公正的职位安排能最好地为组织利益服务；参与的价值是有限的，只有当它能提供额外的信息以提高决策质量或提高成功执行的可能性时，它才在其工具意义中体现其重要性。
行政国家的成长确实重构了民生道德问题，但没有减弱其重要性。只要我们认同民主理想，那么行政国家就只有在展现出它增强个人价值、实现全体公民平等和普遍参与的能力时才会获得合法性。
官僚必须对立法部门和行政主管认真负责。权威与责任的中心必须得到明确界定和遵守。责任是重要的，对于公共服务来说，责任的确处于核心地位。
专业人员在政府中的影响力的增长使我们感到更加安全，因为深受民主责任精神影响并且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员将会关注公众的需求。特别是就科学化的专业人员而言，科学的伙伴关系有望被用于保持竞争与关怀之间的恰当平衡。
表达层面有情感引导，道德规范层面源于组织或更大的社会，伦理分析层面涉及道德准则，后伦理层面考察我们对人性、知识和真实的基本假设。超越这些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负责行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个体自主性的问题。行政人员的问题就是将这些不同的层面结合起来，以此来指导行动。
在公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中，政权责任常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因为决策最终是由个人做出的，所以个人责任与慎重的态度也愈发重要。当这三种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够充分时，就需要一种三者之间的平衡和互动，为个体行政人员提供正直行为的指导。
不论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简单地通过其对专业职责和责任的误导性的感觉，少数人会不顾公共利益行动，结果损害了公共利益。
困难在于当一个代表较低阶级的政党上台执政后，其改革的努力往往会受到顽固的公共官僚的百般阻挠。
虽然代表型官僚作为确保回应性的方法有其限制，但我们不能因此去质疑更大范围的团体参与政府过程的必要性。
决策的核心是可以接近的。
在过去几十年中，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有意思的改变在于公共政策向各类利益群体、组织和机构开放。以下因素促成了这一结果：第一，富有流动性的市场，尤其是全球化市场，催生了一些新的政策议题和市场压力；第二，部分传统中央政府的责任转移到了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身上，而营利性组织的责任委托给了非营利性组织；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社会团体和组织有机会接触到各类信息，而政府在这一领域中不再享有垄断权。
无论是通过选拔特定类型的人作为公共组织的成员，还是通过外部组织对其行为的控制来寻求回应性，回应性问题都应被视为任何现代公共组织理论的核心。
公共组织人员还有责任去帮助公众了解自己的需求，找出通常被隐藏起来的重要需求，并表达自己满足这些需求的愿望。
对个人特权的关注很快就被对社会控制的关注所替代。
政府自身也是这样一个利益集团，或许它是最重要的一个，但他仍然只是诸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而已。对所有集团而言，行政的兴起提供了特殊的支持。
代表“最多”只是一种选举的现象，不比政府在追求更大效率的过程中为使权力集中与正式化所做的努力来的重要。
不管什么原因——有限的资源、不恰当的组织结构、无效的沟通，或者不良的协调——决策者的决策都有可能未按其原先意图得到执行。有越来越多的有关政策执行的研究文献探讨了这些政策执行上的限制。
正如政策并不能凭空产生一样，他们也不能凭空执行。确切地说，公共政策的执行受到一组复杂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这种政策执行问题的新兴趣为发展公共组织理论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它建议注重环境和组织互动对组织活动的重要影响；它将公共行政的研究置于公共决策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中，从而承认公共官僚在表达公共价值观中的作用。
通过赋予决策者更大的控制力来解决形成—执行分离问题是削弱地区与区域性集团影响力的一种解决之道。
将更多的价值决定置于决策者的手中不能解决形成—执行分离的问题，它只是简单地改变了说法而已。上级做决定，下级执行——这只不过是政治行政分离的一种翻版而已。
重塑政府运动和新公共管理提出，政府不仅应该采用企业管理的技术，也应该采纳某些企业的价值观——诸如竞争、对解决社会选择的市场机制的偏好，以及对企业家精神的尊重。
参与者们会争相追逐各自的自我利益，而不是发现共同的公共利益，并齐心协力共同实现这个利益。
在政府中，强调“顾客关系”会形成一种不适当的准予特权的气候。
公共管理中，“顾客关系”的过分强调，会导致如同商业领域的“顾客是上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样——并非所有的顾客都是对的，也并非顾客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
把商业价值迅速转移到公共部门给我们带来的实质性的、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公共行政人员特别谨慎的思考。
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
现在存在着一种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在这一危机中，理论的统一性基础无法反映或者回应公共行政领域的参与者——包括那些理论家、实务者，以及公民等的要求。
公共组织的成员在有效率的工作之外，还承担者一个特殊的责任，那就是提高政策过程中的民主化程度。
公共组织成员对于追求生命、自由，追求快乐，对所有公民的自我成长过程提供帮助，以及为公民提供教育等方面的承诺，只能通过人而非物的互动才能发生。
而当衡量效率成为唯一的讨论议题的时候，协商的、沟通的以及参与的功能都将失去其重要性。
实践工作者需要从理论当中得到两种需要：第一是解释和理解，通过这种解释和理解，实务者可以形成行政工作的新方法；第二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当中，个人的经验被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部分。
由于能够观察到的总与行动者的意识有关，所以主体和客体这两个方面就不可能绝对分离。而且，由于理解行为中带有评估的成分，因此，事实和价值也不可能绝对分离。
通过一种普遍的、批判性的自我反省过程，我们也许可以重新恢复一种启蒙人类行动所需要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恢复一种真正的实践。
功能的体系结构要让位于一些寻求控制当代社会中的混沌和异化的更加折中的方式；逻辑实证主义要让位于激进的诠释主义，或者，最好让位于方法论上的反强权的无政府主义；层级的官僚制结构要让位于非正式制度、授权，以及话语；而道德规范的准则要让位于情境的道德。
“新公共服务”来自以下两个灵感：（1）民主政治理论（尤其当它涉及公民之间以及公民和他们的政府之间的关系时）；（2）公共行政理论中更具人文主义传统的方法对管理和组织设计的研究。
为了拯救公共行政的“合法性的危机”，登哈特以行动理论、批评理论以及后现代理论为哲学基础，借鉴和综合了民主政治理论与公共行政理论中的人文主义研究，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行政模式。
真正的社群是那些在互相理解和互相承诺追求共同分享的利益中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社群。共同事业的严肃性表明了社群成员所具有的权利和责任的重要性。
那些政府中的人也必须愿意倾听，并愿意把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上。他们必须以新的和革新的方式主动出击，理解公民正在关心什么，他们必须对公民的需要和利益做出回应。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要有两方面基础：一是提升公共服务的价值和尊严；二是重新主张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观，包括民主、公民身份和公共利益。
与新公共管理不同，新公共服务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之上。
简而言之，在登哈特看来，“新公共服务”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民主治理模式。它高度重视公民的权利和人的价值，表达了一种对民主价值的全新关注，实现了从专注效率和业绩到专注公民的参与性与回应性。
一个不错的主管人员和一个杰出的主管人员的差别，并不在于他们的技术技巧，而在于一种对自我及自己所处环境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通过深刻的反思才能获得。
应用这一概念的意思是，当我们获得关于环境的知识，并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去审视知识时，我们不得不去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沟通，以及因而寻求一种更大的自治和更强烈的责任感。
为了所有人都能认识到他们对我们的民主价值的最充分、最好的表达且具有共同的责任，实务者和理论家都必须不断地学习。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质的飞跃，实现了从效率主义的价值观向公民主义的价值观的转变。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动新公共管理，强调市场化、强调顾客，虽然这有可能会带来政府效率的提高，可能会带来小政府、大社会的实现；但是这种顾客的概念，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弱势群体往往购买不起政府的服务，造成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因此会形成恶性循环。
/简要评价/
本书是组织理论领域的经典著作，它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的组织理论进行了梳理，对很多该领域知名作者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评述。作者在这种梳理的基础之上，着眼于当前美国学界对于公共行政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公共服务，以将新公共服务与已有理论进行对比的方式，对这一观点进行全面的阐述。
本书是一本关于理论的书，也是一本关于实践的书。作为一个具有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双重身份的学者，登哈特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书穿插着对理论进行解释的小例子，使晦涩深奧的理论鲜明易懂。本书重视宪政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传承，同时重视行政理论与政府实务之间的协调。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作者针对目前行政管理界热烈推捧的“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新公共服务”，指出了效率主义思想将公共组织理论带入的误区，他强调公共利益，为改革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
登哈特强调，不能把公共行政领域的范围局限于大型的复杂组织。公共机构的范围是广泛的，如果把大型官僚组织作为公共组织的特征，就会无意识地陷入管理组织结构的误区，会倾向于将其他组织都纳入官僚组织模式之中。另外，也不能将公共行政等同于政府行政。公共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执行指令的过程，它有三个方面与政府行政不同：一是公共机构的决策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二是要考虑到全体公民的利益，三是会更多地受到公众的关注。
政治—行政二分法之所以能够持续地指导公共行政研究，登哈特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在于将行政与一个特定的政府部门相联系，这实际上意味着政治与行政的两分。作为一个实践问题，由于威洛比以及其后的学者将研究视角投向了特定的对象（即行政人员）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政治—行政二分法仍然出现在公共行政的制度性定义中。二是把公共组织等同于私人组织，认为管理效率是行政部门的首要目标。三是由于大多数学者把公共组织中的专制统治看作是有效地实现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即所谓的“专制”是“民主”之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由此，正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开始强调，行政与政治过程无关，效率是衡量公共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只要政府机构有效率地运作，民主就能够得到最好的保持。
简而言之，在登哈特看来，“新公共服务”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民主治理模式。它高度重视公民的权利和人的价值，表达了一种对民主价值的全新关注，实现了从专注效率和业绩到专注公民参与性与回应性。
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清新、明丽的公共组织理论的发展长卷，在这幅长卷中我们可以找到当代理论研究中最重要、最经典的理论，它激发了我们继续探究的兴趣。
——〔美〕戴维·卡马乔（北亚利桑那大学）
要使学生理解公共行政领域的各种理论，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这本书成了很多学生继续这个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的启蒙作品，我感谢登哈特的这部具有非凡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
——〔美〕史蒂夫·艾森斯（罗杰·威廉姆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