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研究回顾
为了尽量避免由于命名的混乱而造成研究的疏忽和遗漏，本书在对此类型小说作学术研究回顾时，不仅限于对明确命名为“心理现实主义”的相关材料进行梳理，而是对现阶段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心理”的材料进行回顾，以期在相对完整的材料中对中国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及相关研究有较全面的把握。
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批评，从“五四”后就已出现，但大多属于印象式批评。据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清华小说研究社出版的《短篇小说作法》在“人物与表性”一章中就已简要论述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开拓者亨利·詹姆斯提出“所谓真理不在乎字句，而在乎精神的表现”[9]的意见。鲁迅《〈穷人〉小引》中引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将其写灵魂的“深”称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10]。赵家璧则在《现代》《作家》上发表一系列译介乔依斯、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吴尔芙、普鲁斯特、劳伦斯、海明威、福克纳的文章，谈论西方深入人的主观世界的“横断小说”。曾觉之称赞普鲁斯特是深切地认识到人类心理的广漠而将之表现于文艺中的作家，肯定“无意识的记念是达到内在生活的真实的唯一门径”。[11]常风介绍了康拉德的《黑水手》和《不安的故事》，注意到《黑水手》以描写心理状态为中心的特点，特别点评了短篇小说集《不安的故事》中《归来》一篇，认为这篇心理分析小说“是最特出而值得注意的一篇”[12]。郑振铎以极大的热情介绍爱伦·坡，“坡的短篇小说叙的是神秘的事件，他的小说与故事是被称为心理的”，其侦探小说“完全是一个心灵的论理部分”，并称爱伦·坡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13]此外，郑振铎还专门在该书中介绍了后来被称誉为西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大师的亨利·詹姆斯。赵景深将美国小说分为罗曼小说、神秘小说、心理小说、社会小说四类，认为前两者是浪漫的，后两者是写实的，列举了达金顿（Booth Tarkington）和花尔藤（Edith Wharton）等心理小说家，并认为花尔藤相似于亨利·詹姆斯。[14]赵景深还在《现代世界文学》的《现代英国小说》一章中专门辟出“心理小说家”一节，介绍诸多英国心理小说家，如伍尔夫、朱士（James Joyce）、丽佳笙（Dorothy Richardson）等，并概括这些心理小说家的特点：“世界上虽没有人像他们这样做小说。但一般人都像他们这样想心思的。他们不过是把脑中的思想，杂乱的毫不选择地（即使选择，也是极自然的，合于心理过程的）移到纸上罢了。”[15]在《现代英美小说》一章中，赵景深又用大量篇幅介绍了“现代小说的趋势是从客观的到主观的，从外面的表现到内面的真实”[16]，并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亨利·詹姆斯等心理小说大家的重要影响。亚夫介绍了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李却孙（Dorothy Richardson）等女作家，虽然简单但却敏锐地注意到她们与后期“新心理主义作家”的区别。[17]郎损的《陀思妥以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用了较多篇幅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病的心理的描写”，并认为这是其作品的特色。[18]成濑清认为，意识之流是心理文学的一部分，并且定义以精神分析手法对个性进行心理描写的文学就是心理文学。[19]这些印象式的评论虽然还仅属于介绍翻译层面，未能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进行真正深入的理解，但也正是这些印象式批评扩大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受众面，为中国新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在泛泛而谈的印象式批评外，也出现了一些包含真知灼见、较具学术意义的批评，其中富于启发性的观点，一方面，表现了这些批评者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前途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新文学者们对于外来概念选择性吸收的特点。比如，陈炜谟在介绍爱伦·坡的小说及小说特征时，更抓住近代小说内向化的特点，要求创作深入内心生活的特性。[20]何穆森以伍尔夫《壁上的斑点》、海明威《现在我要睡了》为例，敏锐地指出，主观的小说“仅在时间的意识里面含着一种心理的屈折，或只是对于某种事物印象的一些连锁”的特点，更可贵的是，何穆森据此还进一步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叙述的语言问题。[21]叶灵凤在肯定了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影响，指出“努力发掘人物动作的本源，去暴露潜在的意识”是现代小说的发展趋势。此外，叶灵凤还敏锐地指出，这一类小说将人物行为动作的缘由归于“心”，是对传统结构的“所谓well-made novel的直接的反抗”。[22]石凌鹤从现代主义可以经过批判而被现实主义吸收的立场介绍《尤利西斯》，推崇所谓新心理写实主义小说。[23]在这些批评中，尤其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萧乾的《小说艺术的止境》及《詹姆士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这两篇批评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文艺批评，萧乾称赞心理小说“把小说这一散文创作抬到诗的境界”，但又指出，以心理透视为内容的作品“在一个生活各方面都杌捏不安的中国人自然看不惯”，是一条“死路”。[24]但萧乾对心理小说的否定与王任叔的不同，王任叔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明确指出“心理主义的描写法，是决不适合于描写一时代的大事变的”[25]，而萧乾认为，心理小说是“死路”则是基于正视社会环境要求中国文学所担当的政治责任，但同时他又未忽视文学自身的美学要求，即便从现实因素考虑心理小说是“死路”，但他鼓励中国应该有作家试写纯心理小说，以之探索新领域。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相关介绍、批评是以欧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为研究对象，阐发对其的理解，但由于中国文学传统审美趣味的影响，以及在特定时代环境中文学被赋予了训谕的功能，因此，中国的批评家、理论家对欧美一派注重心理探寻的心理小说的批评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又指责其与社会的脱离，对其的探讨最终还是为了指导本国小说的创作实践。
由于心理现实主义的外来性，民国时期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外国作品进行批评。但也有一些作家或理论家由这一外来概念生发出自己对文学的独特理解，并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关于本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批评。在理论方面，沈雁冰针对当时许多批评家反对心理派小说的趋势，指出近代小说从动作描写转为注意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是小说艺术上的进步，但强调心理与社会必须要结合起来。[26]他还提倡注重主观心理和感觉情绪的想象的艺术，即“新浪漫主义”，且认为“新浪漫主义”是将来文学发展的高级形态。[27]叶绍钧批评专表现事物外象，而不能表现内在真际的作品，要求创作家要精当地选取材料，表现一切内在的真际，且质和形要和谐自由。[28]穆木天宣称，在小说和诗歌中，“什九是倾向于心境的描写”，心境描写的小说“是有着惊人的数量的”，是小说将来发展的趋势，但同时又认为“心境描写的倾向，是世纪末精神的象征”，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颓废相似，这样将导致作家“放弃自己的社会表现的任务”。[29]李南桌认为，现实包括一切，艺术的具象并不仅限于意识界直接的表面的现象，更包括如梦的产生一样间接的潜意识的活动。[30]徐訏认为，在一切人所了解的现实中，“没有再比自己心灵更为容易接触的现实”[31]，表面的写实是最肤浅的，而揭示心灵的寓言才是小说更应该努力的方向。在小说批评方面，如胡风、刘西渭评路翎的小说，李健吾评萧军的小说，傅雷评张爱玲的小说，唐湜评汪曾祺的小说，沈从文、丁玲、施蛰存等关于心理小说的探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批评又促进文学创作，形成了丰富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但遗憾的是，由于观念的偏差与重视不足，这一时期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甚至一度处于边缘地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新时期，在世界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被西方文学批评界明确称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小说，如德国作家伯尔的《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伦茨的《德语课》等，美国作家欧茨的《他们》、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巴斯等作家的小说。这些作品在欧美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国际形势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国内基本上未对这类作品进行评论研究。据现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介绍出现于1958年出版的苏联文艺批评选集《现实主义问题讨论集》中，其中乌·弗赫特在《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派的代表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在描写人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心理描写特点，但更强调描写心理只是这个流派的作家揭露社会现实的一种形式，因此，乌·弗赫特将心理现实主义认定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流派。[32]乌·弗赫特的分析和评价有其深刻之处，但他只重视人的心理描写的社会学价值，却忽视了文学挖掘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所具有的独特审美意义，表现出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框定作用，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意味。作为具有权威指导意义而引入中国的《现实主义问题讨论集》，其中富含的政治学文学观念对当时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必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变，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得到更多关注，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新时期以后关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情形大致有4个方面。
①理论引进。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大量引入西方思潮，关于心理的文学理论也在其中。乐黛云、王宁、盛宁等学者凭借自身良好的学术修养及外语能力，将西方心理分析理论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相关研究译介入中国，他们的译介对国内读者、学者进一步了解西方心理文学批评研究有极大贡献，为新时期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和批评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这些学者总体上多译介而少阐释，注重引进理论，却忽视了建构本土理论。
②外国文学研究。国内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大多针对国外作品，如魏新俊的《亨利·詹姆士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及其影响——从传统小说心理描写到现代意识流》、李艳春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的心理现实主义艺术》、秦一竹的《心理与现实的完美结合——伍尔夫小说叙述策略研究》等，对国外小说的研究数量之多，不胜枚举。在作品方面，韩耀成编选《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德语国家部分》、柳鸣九编选《法国心理小说选》、瞿世镜编选《詹姆斯心理小说》等。这些研究和作品选编无疑具有极大价值，但由于中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不在其学术视野之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成为其最大缺憾。相较而言，张怀久编选的《世界心理小说名作导读》在关注他国文本的同时，也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中择取本国心理小说家的作品，在《导读》中出现了施蛰存、张爱玲、刘呐鸥、穆时英、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作品，虽然选取的作家作品还远未能表明中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全貌，但毕竟所持的是一种全面的立场和理想，因而具有开拓意义。
③比较研究。余凤高的《“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吴立昌的《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等著作，立足史料梳理，在对作家分类后进行西方渊源的找寻。这一类研究显示出研究者史料钩沉上的深厚功力，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史料。在这一方面，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更加功不可没。但余凤高、吴立昌等学者研究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正如刘再复为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所作序中所说，该书更多的是“史”，而非“论”，且由于特定时代风气影响，著作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左”的意识形态。徐秀明的硕士论文《世界背景下的中国心理小说》力图通过宏观把握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比较研究，考察中国心理小说发展的历史流程，并较有说服力地将心理小说与心理分析理解为一体两面的“兄弟”，这一论文以“论”为主，但限于篇幅，论述并未真正展开。同时，这一论文也存在一个明显问题，即研究者的研究立场是以西方为标准来关照评价中国的心理小说，这就显然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导致对中国心理小说的过低评价。应锦襄、林铁明、朱水涌等人的著作《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其中“现代派对20年代中国小说的影响”一章提到心理分析、内心独白、片段心理、意识流等对于揭示内心世界的重要性，通过对李健吾、废名、冯至、白采、陶晶孙等人的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指出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入必然要挖掘人的心理世界。但是碍于研究视点的特殊要求以及篇幅所限，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只是浅尝辄止。
④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范围内，则呈现特定时代研究、流派研究、个案研究三种趋势。在特定时代研究方面，季桂起在《中国小说创作模式的现代转型——论“五四”小说“心理化”的精神艺术世界》中对“五四”小说所具有的共同心理现象以及这些心理现象的艺术呈现方式、美学风格进行了细致的解析。此外，陈平原、许子东、王晓明、汪晖、孟悦等著名学者也或多或少地触及“五四”小说“心理化”的问题，其观点极具启发性，这些研究凸显了小说的本体性价值，拓展了民国时期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阐释空间，但由于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这些研究未能探究心理小说的全貌。在流派研究方面，朱寿桐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一书中安排“心理主义的感觉世界”及“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深层心理剖视倾向”两个专章，探讨小说的心理化表现，且在个别章节中也出现了小说心理化的相关论述片段，这些论述观点极具启发意义，但由于该著作涉及的内容广泛，因而造成小说心理化相关论述的分散，也使得某些论述不够深入。尹鸿《徘徊的幽灵——佛洛依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花了较多篇幅探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对民国时期“新心理主义”小说的影响。王嘉良在《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论》中以专章的形式探讨了七月派小说的“心理体验”型现实主义的美学特点。施建伟的《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试论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倾向及其历史教训》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着重从理论高度阐释心理分析小说的文学审美价值。这些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视野，有相当精彩的发见，但由于写作的年代所限，部分论述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影响了论断的公允。在个案研究方面，李春林的《鲁迅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路翎》、燕欣欣的《〈现代〉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万直纯的《写出“灵魂里的东西”——丁玲小说创作的“心理现实主义”艺术特征论》、马佳的《试论茅盾的心理分析现实主义》等研究以个案形式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进行探讨，发掘心理现实主义在不同作家创作中呈现的不同特点，其中不乏面窄但却深刻的见解。
在以上的总体研究趋势中，共同存在一个突出现象，即在此研究中出现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也许在彼研究中就是完全被排除的对象。而这一现象的产生根源于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这一术语的不同理解。温儒敏教授在《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将心理写实小说与心理分析小说分为截然不同的派别，认为心理写实是偏重心理刻画的现实主义手法，而心理分析则属于现代主义。张怀久、蒋慰慧在《追寻心灵的秘密——现代心理小说论稿》中主要基于大量外国小说文本（少量涉及民国时期小说文本）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阐释分析，梳理了关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几种界定，认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精神分析小说以及荒诞心理小说分属心理小说的不同类别，这样的划分当然建立了一个关于心理小说可被理解的秩序，但严格的划分也漠视了不同类别间互涉与重叠的现象。黄健的《论文学研究会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将文学研究会的人生小说整体纳入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范畴，使之出现泛化的理解，反而消解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定内涵。孙铭有的《论泛化的现实主义》则针对创作中主客观界限无限淡化的情况，反对将心理现实主义看作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纯粹的心理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