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消弭的隔阂
从西方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说，孤独和寂寞是人存在的常态，人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中发生了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隔膜。存在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孤独是绝对的孤独，表现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卡夫卡、加缪、萨特等作家都对孤独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中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同样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因隔阂而形成的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形而上的思索，而是从现实存在出发的“一种形而下的现实策略”[14]，是渴望获得情感和实现交流沟通的另一种表达。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孤独首先来自个人对情感的求而不得。刘呐鸥的《残留》中的主人公霞玲因丈夫的过世而感到极度痛苦，最大的苦痛就是“孤独”，她哀号着“我是孤独的”，强烈地呼唤“我不要孤独，我要有人爱着我呵”。失去了曾经的感情，霞玲陷入孤独的荒原。为了摆脱孤独，她将感情目标转移到昔日的情人身上，甚至“厚脸皮”地去“恳求”情人白文：“白文白文快来！”她热切地渴求感情，即使被人认为是“不道德”的“淫妇”也不要紧，因为“我总是活着的呵！”（刘呐鸥《残留》）情感上的荒原给霞玲带来难以忍受的孤独，失去了情感的孤寂人生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活着的意义。沉樱的《喜筵之后》表现了女性渴望爱情却终难实现的孤寂心理，《喜筵之后》的主人公茜华知晓丈夫在外有情人，丈夫对自己的冷漠让茜华倍感孤寂，她感到寂寞的生活像束缚着身体的锁链，又像咬着身体的毒蛇，“生活并非困苦，只是寂寞，寂寞的生活使茜华的心无时间歇地在承受着苦痛”（沉樱《喜筵之后》）。无法得到丈夫的情感是茜华坠入孤寂深渊的原因，只能等着晚归的丈夫将自己从深渊中暂时拉出来，她幻想着通过与昔日情人“暂时的欢乐和追求”来摆脱孤寂，但一回到现实生活，茜华的种种幻想都被打消，她心理的孤寂更甚从前，“陷到更深的痛苦中”。茜华愈加痛苦的孤寂是一种悖论，她的孤寂源于丈夫的冷漠，然而丈夫的无情越是让她陷入孤寂的深渊，“她对自己男人的爱的追求愈加强烈”，这种看似难以理喻的悖论其实质是个体对情感的热切期盼，求而不得的情感让个体感到孤寂，而主体只能以自身更为强烈的爱来掩饰孤寂，即使将自己置于恶性循环的痛苦泥潭。无名氏在《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也揭示了爱情给人带来的寂寞，“我”为白蒂治疗的过程中，与白蒂和海兰都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她们两人都在“我”的心底引起了波动，但这真挚的感情却是“一切莫名的痛苦，无底的寂寞的来源”，白蒂与海兰两种不同的爱意味着得到就注定失去，因此“我们离爱情的享受越来越远，反凭添了永远孤独的悲哀”（无名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孤独还来自思想先驱者超越时代的先锋思想，来自个体不与庸众同流合污的精神追求，思想界斗士因自己超越群体的思想而不容于社会，与周围群众之间存在着鸿沟，不能被周围群众所理解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孤绝境地。郁达夫的许多作品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难容于社会环境的孤绝状态，《沉沦》一开篇就将主人公“他”置于“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他”是接受了新知识的青年，有自己的追求与希望，但祖国的落后与自身的落魄让“他”异常敏感，“他”与日本人极少来往，就是中国同学“他”也感到难以沟通，“他”痛苦于别人与自己之间无法破除的隔阂，感到世人与自己中间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他”敏感的神经让“他”觉得“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妒忌、轻视自己，人际关系上的隔阂、兄长对“他”的不理解，都催逼着“他”将自己囚禁在封闭的内心世界，最终只能以自杀来摆脱不被世人所容的孤绝。《南迁》中的伊人渴望灵肉一致的爱情，但伊人自身的羸弱多病，以及他不被容于异国文化环境，K和B以粗暴的姿态用民族压迫将伊人的爱情理想轻易地破灭，伊人的理想终敌不过环境的压迫，只能成为一个孤寂的游魂，以致让人“不能辨别他究竟是一个蜡人呢或是真正的肉体”（郁达夫《南迁》）。《血泪》中的“我”是留洋多年的新式知识分子，回国后所面对的是一个处处空谈“主义”以利己的社会，连母亲都羡慕那只读过两年中学却能以大谈“主义”来挣钱的邻居，责备“我”的不通世故，而“我”却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理想追求，不愿与自利的社会同流合污，但是这样的“我”必然不容于环境，只能陷于无尽的穷困孤寂之中。郁达夫笔下的这些人物都具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希望保持自己精神人格的独立，但社会环境不容许他们精神个性的保持，将他们隔绝于人群之外，使他们成为孤寂的“多余人”。对“多余人”孤寂生存状态揭示得更为深刻的是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由于其超前的思想而被视为疯子，他原本先进的思想不被群众所理解，本该是先觉者，却被当作“狂人”，成为人们眼里的怪物。《孤独者》中魏连殳的死意味着，他这头孤独的猛兽以自我毁灭的方式保持了自我的孤独存在。类似魏连殳这样的孤独者，都是心灵深处的寂寞个体。
郁达夫、鲁迅等作家之所以能在小说中深刻地表现出人孤独的生存状态，在于作家自我内在世界对孤独的体验与感悟。正如日本学者箱崎总一所言，当自己在书写关于“孤独”的著作时，“本身就曾经不止一次地体验过无法忍受的孤独，惶惶不安，以及不知道该如何自处的时刻”[15]。存在主义重视“寂寞”在存在中的价值意义，克尔凯郭尔将“寂寞”认定为人的根本存在状态，认为只有寂寞孤独的个体才能收视返听，回到内心去体验自己的存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也正是在深切地体验主体自我关乎存在的孤独感后，才深刻、细腻地揭示了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关于孤独，鲁迅就以自己的切肤之感谈道：“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16]正是基于自我的深刻体验，鲁迅创作出了“狂人”、魏连殳、吕纬甫、夏瑜等孤独者形象。与鲁迅相似，徐訏、施蛰存、穆时英等作家也都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对“孤独”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身处十里洋场的穆时英在《公墓·自序》中说过，只要是任何一个有感知的人，都会在心灵深处深埋着寂寞感，而生活的苦品尝得愈甚，孤独寂寞之感也就愈深入骨髓，“每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绝了的”[17]。其小说PIERROT就具体而形象地表现了这种深入骨髓的孤寂感。作家潘鹤龄遭受着批评家朋友们对他作品千奇百怪的点评，这些批评家们从各种角度来议论他的小说集，竟然阐发出许多与自己作品完全不相关的主题来。而读者们则忽视他作品好的地方，去称赞模仿他作品的最拙劣之处。对于别人的误解，潘鹤龄感到“海样深的寂寞”，他与身边围绕的这些批评家朋友们一同地说话、一同地笑、一同地太息，可是相互却不能真正理解对方的语言，“他们不知道我是谁，精神地我是个陌生人”，在嘈嘈切切的人际关系网中，却是一个个被隔离开来的孤独游魂。他庆幸于还有纯洁的爱人琉璃子能给予自己慰藉，然而在外有情人的琉璃子也欺骗、背叛他。受到打击的潘鹤龄回到家中，不仅没有得到至亲的抚慰，反而听到父母将他看作摇钱树的对话。他坚决地离家参加革命，心中坚信自己无私的付出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理解，但叛徒的告密连累他也深受组织的怀疑，而作为他信仰支柱的群众也冷漠、疏离地对待他，最终使潘鹤龄陷入孤寂与绝望。这个带有穆时英自传色彩的潘鹤龄质问：“人是可以被理解的吗？”潘鹤龄厌恶别人对自己思想上的强迫，不甘生活在别人划定的圈子里，期望能够自由地生活。但是，不在划定的圈子里就意味着成为社会的叛徒，那么“不站在里边又站在哪儿呢！”无法离开社会以保持独立自由的自我，而进入社会却又处处都是隔阂，穆时英从自我精神的痛苦上升到对人类整体生存本质的思考：“人是始终孤独的，人在哪儿都是寂寞的。”（穆时英PIERROT）作为都市作家，施蛰存与穆时英一样，对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有着深刻的体验，他曾称自己“一向生活在孤寂中”[18]，施蛰存以自我孤独个体为中心的寂寞感表现在小说中，就是《魔道》《旅舍》《梅雨之夕》等小说中个人惶恐不安、惊疑不定的情绪，这是现代都市生活给人带来的主观感受，是现代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孤独意识。
徐訏早年的经历使他过早就品尝了孤寂的苦味，他切身感受到的人生的孤苦被他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风萧萧》中的海伦认为唱歌不再能填满自己心灵的空虚，自己心灵上的空虚是长久的、无尽的。主人公“我”虽常在喧哗热闹的舞厅出入，却又总是愿意自己默默坐在角落，虽身处浮华都市，且身边不乏美丽的女性，却时时渴望独处的机会。“我”总是笼罩在不可摆脱的孤独之中，感到自己的人生充满了说不出的空虚感，甚至当“我”关上房门时都感到一种“沉重的寂寞”从四周向“我”袭来，“我”只能以亮起灯、吸支烟、抽本书这样的方式，徒劳地逃避孤寂带来的“那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而“我”坚持的独身主义，也正是在对孤独的深刻体验后所作出的人生抉择。《盲恋》中的梦放在学校从未交朋友，身处无数的他人之中竟无法与任何人交流，他始终都是孤僻的。他一方面不能融入人群，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动避免与别人往来，他强调自己“爱黑暗，爱孤独”。《鬼恋》里的“鬼”总有一种摆脱不了的孤独，孤独似乎就是她的宿命。《日耳曼的忧郁》里的培尔先生由于纳粹排犹，被迫与心爱的妻子离婚，妻子自杀后培尔孤独抑郁，同事朋友对他也冷漠疏离，培尔最终以自杀来结束自己孤寂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对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交流的孤独存在发出慨叹：“人与人之间想了解，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只有沉默。”《江湖行》中的周也壮不断与他人交往，却从未觉得自己不孤独，在与众多女性发生爱恋时，他生命中的空虚感和孤独感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还愈发强烈，以至于他走在热闹的街上，发觉全世界竟然没有一个人是理解他的。人际交往无助于改变人空虚孤独的生存际遇，于是，人物一边陷于孤独的感伤中不可自拔，一边又享受这孤独。喧嚣的都市、热闹的场合，甚至众多的朋友，这些都无法改变个人孤独的存在状况，徐訏笔下的人物不断承受着孤独空虚的啃噬，想要寻求了解，而存在的现实又终归使这种寻找趋于虚妄，因而人最终归于孤独，成为孤独的灵魂。
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也是对人孤独状态的思考，人物在融入社会给定的圈子和自我独立的意识中来回徘徊，在不被理解的感伤中品味着孤独。废名的《桥》《莫须有先生》等作品同样是对现代人孤独境遇的揭示，小林虽有细竹和琴子陪伴，但孤独感仍然时时笼罩着他；莫须有先生虽然玩世不恭，但其无聊的举动、无意义的言语下隐藏着的是精神上的深刻孤寂。
“他人即地狱”，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这句名言深刻揭示出现代人冷漠与孤寂的处境。一方面，商业化、物质化致使人与人之间原本和谐亲密的关系被金钱物质取代，从而陷于越来越隔阂冷漠的境地；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总是充满隔阂，命运逃脱不了孤独的归宿，于是孤独在此不仅是具体的时代或社会的后遗症，也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作家在对孤独深切体验的基础上，通过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捕捉并传达了这种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形成独特的感伤之美，而对孤独的咀嚼，使这一感伤升华为对人生命运的存在主义思考，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具意蕴的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