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希望与幻灭

“五四”中对“人的发现”让“个人”走向历史的舞台，“个性解放”成为青年们最大的追求，为此，他们冲出家庭的藩篱，去追寻自己向往的新生活。但是，因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仍然强大，青年们难以一己之力反击，美好的理想终究以失败告终，他们不甘心俯首于封建教条，可是个人的挣扎却又无甚作用，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无力把握未来，这种种矛盾犹如一张大网，将他们笼罩其中，无力挣脱。“理想和现实永远不能调和，人类的痛苦因之也永无休止。我们都在这不完善的社会中生活，处处现实和理想是在冲突。”^[1]在追寻希望却又不断幻灭的过程中，他们的心灵郁积着苦闷、颓废的情绪。

丁玲早期的小说就是充满了苦闷、颓废色彩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回顾自己早期的小说创作，丁玲说自己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寂寞”，自己对社会不满，却又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因此便用笔“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2]在其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就是丁玲寂寞、苦闷情绪的代表。小说开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百无聊赖的莎菲，她蛰居于异乡公寓养病，生活在她看来极度无聊，以至于看报、煨牛奶这样的琐事成为她重要的消遣，当这样的琐事都做不了，她只能苦闷地在炉旁独自生气。莎菲的寂寞与苦闷缘何而来？正如丁玲所说，对社会的不满是造成莎菲苦闷的最显著原因，然而更深的原因，还在于莎菲对美好希望的追求不断在黑暗现实以及自己软弱的个性面前败北，希望被幻灭感取代，因之而产生苦闷、颓废。作为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女性，传统礼教附加在女性身上的绳索是莎菲所唾弃的，她的人生理想是享受生活，要求女性的尊严与地位。由于莎菲是在美好幻想的推动下走入社会的，她将理想的实现想得轻而易举，并没有料想到现实社会封建观念的根深蒂固。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莎菲仍不忘自己的理想，她强烈的个性与环境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但在强大的封建观念面前，莎菲浮泛的个性解放口号根本无力与之对抗，其失败的悲剧命运早已注定，于是莎菲的内心不断郁积起苦闷、激愤的情绪。当莎菲的社会理想被黑暗现实无情破灭后，她又期望能在爱情里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结果依旧让人苦闷。苇弟真挚可靠却思想平庸苍白，凌吉士美貌风仪却灵魂卑劣低下，这两人都与莎菲进步的爱情观相抵触。莎菲沉迷却憎恶凌吉士带来的色，最终毅然放弃爱情，离开凌吉士，这也意味着她对世界的绝望。莎菲对爱情的追寻非但没能将她解脱，反而使她陷入彻底幻灭的境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个性致使她退回到自己百无聊赖的琐碎生活中，在理想的幻灭与生命的苦闷中愈加消极、颓废。丁玲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梦珂，同样是深深地陷入理想幻灭的苦闷、颓废之中。梦珂如同莎菲一样，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己的新生活。在学校里，她为了被侮辱的女模特挺身而出，却被勒令退学，而侮辱女模特的男老师依旧继续教书，社会的黑暗使她对正义、尊严、平等的希望破灭了。在姑妈家，她满足于物质享受与虚荣心，沉溺在表哥晓淞与谵明的追求中，当她无意得知两人对她只有身体上的肉欲时，她对爱情和自我的希望又被无情毁灭。梦珂不断地追求、反抗，却又不断地陷入幻灭。《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在倾尽全部生命寻求理想后，只是得到“宇宙间真真到底有个什么？什么也没有！”的颓废、虚无的结论。

与早期的丁玲相似，庐隐也将理想幻灭的苦闷、颓废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海滨故人》中的露莎与同学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有着强烈的追求爱情与自由的愿望，她们希望能做一个“社会的人”，可是自身与传统观念又无法完全斩断，于是，当她们怀着单纯美好的幻想走入社会、接触爱情，“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庐隐《海滨故人》），她们一方面梦想着“追求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极为惨痛地体会到空想的乏味，在“生的苦闷”与“爱的苦闷”的纠缠撕扯下，她们内心进而产生怀疑人生、享乐人生的颓废情绪。在《或人的悲哀》中，主人公亚侠彷徨于不知“往哪条路上去”，在经历了无可排解的苦闷后，便颓废地宣称：“我还是游戏人间罢！”不论是丁玲小说中的莎菲等，还是庐隐小说中的露莎等，她们都是有着新生活追求的知识女性，她们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希望，但是却被黑暗社会无情地拒绝和抛弃，她们的心灵陷入苦闷恨世，对人生的绝望让她们以颓废的面相存在于世。

理想的幻灭与社会的黑暗混乱有着莫大的联系，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将自己体验到的苦闷、颓废真切地表现于小说中。1922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真切地感受到国内的黑暗现实，便在1924年“写了几篇实在是衰颓得透顶的自伤自悼之文”^[3]，《秋柳》等小说便是他颓废、苦闷情绪的凝结。到了1925年，郁达夫说自己焦躁、苦闷、衰颓到了极点，在放纵地喝酒游荡后，想要改变生活的行程，可是所遭遇的现实却使他更加跌入幻灭的低谷，他悲痛于自己的“心死”，“自家以为有点精神，竟默默无言地，看着他自己的精神的死亡，思想的消亡！”^[4]郁达夫苦闷、颓废的思想除了来自自身性格之外，更源于混乱黑暗的社会不允许先锋异端的思想存在，郁达夫的思想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在社会的苦闷与压抑中，个人的理想不断幻灭，以至于精神颓废。郁达夫将切身的经验融入小说，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有着读书济世的愿望，渴望拯救危亡的祖国，可是社会的现实又频频让他们自己给自己贴上“零余者”“多余人”的身份标签，质疑自我存在的意义，当连一个妓女都无法救助后，就更加认为“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郁达夫《零余者》）。如此一来，曾经的理想成为虚妄，空余无尽的苦闷感和幻灭感。《沉沦》中的“他”、《烟影》中的“文朴”、《茫茫夜》中的“于质夫”、《空虚》中的“质夫”等人物，原本都是有着现代知识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但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他们虽怀着个人主义的理想，有着正常年轻人的热情，渴望着美好纯洁的爱情与真挚坦诚的友谊，有着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他们是个性觉醒的人，但却与社会格格不入，黑暗的环境让他们找不到出路；他们孤傲不羁，但又备受歧视而孤独、苦闷，灵魂找不到安顿之处。于他们而言，自卑与自尊，郁结与旷达，卑微与豪爽，诸多截然相反的人格因素同时盘根错节地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个人内心充满了苦闷、颓废的情绪。此外，《微雪的早晨》《杨梅烧酒》《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同样表现了这一时代苦闷、颓废青年们的心路历程：追求—幻灭—沉沦自戕。

与郁达夫带有自怨自艾色彩的“零余者”的苦闷相比，鲁迅在其小说中则侧重揭示先觉者因孤立无援而成为“多余人”的苦闷。鲁迅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先觉者，他勇猛地担当起启蒙的使命，为民族振兴而积极抗争，然而，黑暗落后的社会现实注定了他先锋的思想难以被群众接受，处于与庸众对立冲突的境地，难有作为的抑郁、孤立无援的无助使其内心充满了苦闷。在《这样的战士》中，鲁迅塑造了手拿投抢、立于无物之阵的“战士”形象，“战士”具有超人的勇猛气概，却仍旧败给无物之物，在“无物之阵”里，“战士”在绝望中报以希望前行，内心时时弥漫着迷茫、颓丧、苦闷。“战士”是鲁迅自我精神斗士的写照，“无物之阵”则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鲁迅以自己深刻的经验感受，将这样的“战士”写入了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他凭着个人微弱的力量反抗传统观念，希望建立理想的社会，他在黑暗的社会里孤立无援，独自在自私、冷漠、麻木的环境中孤军奋战，但微弱的个人抵挡不了强势的封建势力，严酷的社会环境磨灭了他的斗志和理想，他成为理想幻灭、内心苦闷、行为颓废的悲剧式“多余人”。《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有过匡救众生、改革社会的远大理想，那时的他敏捷精悍、激烈热情，然而社会的压抑、辗转流离的窘迫让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终致幻灭，当年的先觉者在孤立无援下成为一个消沉颓唐之人，过着敷衍的苟活者的生活。此外，鲁迅小说中的狂人、疯子、夏瑜等人，几乎都是从具有挑战精神和反抗行为的先觉者堕落为苦闷而颓废的厌世者或愤世者，鲁迅的小说通过先觉者的幻灭深刻地表现了“苦闷”的主题。

茅盾的《蚀》三部曲更是典型的时代苦闷的产物，其小说也是对苦闷、颓废主题的表现。1927年大革命失败，茅盾在武汉经历了革命的挫败，他从中认识到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更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以此为基础，他创作了《蚀》三部曲。《幻灭》的主人公章静由对革命的向往转为对革命的怀疑、失望，在章静看来，人生处处是矛盾和烦闷，烦闷表现为消极颓丧，而在革命的紧张中人们疯狂地追寻感官的刺激，小说以希望破灭后的苦闷、颓废为主题，揭示了时代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相比之下，《追求》更为悲观。小说中各个人物原本都心怀憧憬，对未来充满信心，也都为之而努力过，但时代的沉重与压抑迫使他们的希望都幻灭了：张曼青对革命出路孜孜以求，然而从政治界到教育界，他的救国理想都化为泡影；章秋柳渴望挣脱无所事事的躯壳，寻找新的出路，但她缺乏前进的胆量与勇气，因此永远只能陷于颓废、苦闷之中；王仲昭为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努力奋斗，在即将达成目标时，传来陆俊卿病危的噩耗，奉行脚踏实地、半步主义的他仍然难逃希望幻灭的厄运。茅盾毫不怜惜地将这集体的追求推向集体的幻灭，在“幻灭的悲哀，向善的焦灼，和颓废的冲动”中揭示这“世纪末的苦闷”（茅盾《追求》）。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旧延续着因希望的幻灭而产生的苦闷情绪。穆时英、刘呐鸥等都市作家揭示了个人在都市空间里被异化了的苦闷、颓废。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黑牡丹》等小说，表现了被都市生活压扁了的人失去了理想与希望，只能继续成为“没有灵魂的人”，“深深地浸在奢侈里”（穆时英《黑牡丹》），苦闷而又颓废地过着令人疲倦的生活。在物质崇拜的都市空间里，个人对真挚的爱情满怀希望憧憬，可是物化了的环境使得这样的愿望也成为虚幻。《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中的“我”深爱着蓉子，可是蓉子是彻底享受着都市物质生活的时尚女郎，“我”的爱在她那里被随意地当作消遣品，“爱情”成为“刺激性”的代名词，失去了原有的美好。PIERROT中的潘鹤龄不被别人真正理解，他庆幸自己的生活中有爱人琉璃子，他认为琉璃子是与自己类似的人，欢喜于“互相类似的人中间有恋”。然而，事实上琉璃子在生活中有情夫，这一真相被潘鹤龄撞破后，他曾经一切美好的愿望都灰飞烟灭，“什么都是欺骗！友谊，恋情，艺术，文明，……一切粗浮的和精细的，拙劣的和深奥的欺骗。每个人欺骗着自己，欺骗着别人”（穆时英PIERROT），失去了希望的支撑，苦闷与颓废成为他人生的主色调。刘呐鸥《热情之骨》中的比也尔厌倦了都市物质化的生活，怀着理想来寻找精神慰藉，买花姑娘玲玉让他感到理想的美好，他以为自己会拥有一份真挚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可是在爱情即将实现之际，玲玉的一句“给我五百元好么”破灭了比也尔的精神梦想，希望的幻灭让他“像吞下了铁钉一样地忧郁起来”。比也尔的幻灭其实是一种时代落伍者的失落，玲玉在给比也尔的信中表明自己将钱看作充满诗意的东西，她将情爱看作交易关系是适应当时的时代需求的，相反，比也尔所追求的精神慰藉与这个物质崇拜的都市生活是对立的，因此他的苦闷与幻灭是注定了的。

这种时代落伍者的苦闷、颓废也是杜衡的一些小说的主题。杜衡的《海笑着》《重来》中的现代知识女性在时代的变革大潮中苦苦寻觅自己的理想，然而她们努力挣扎得到的只是丧失自我的悲哀与苦闷。《重来》的主人公淑娟跟随丈夫来到上海，上海的时髦让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落伍，于是她学习看时髦的电影、穿时髦的旗袍、烫时髦的头发。她努力跟上都会生活的脚步，但很快她心仪的男子以“现代化”的做派侵犯了她，于是，“她是从今天起才认清楚了这是个人们不再能给予她所需要的东西，而同时也不再需要她所能给予的东西的时代，是个男的都变成没有感情的骗子而女的都变成没有理性的疯子的时代”（杜衡《重来》）。在时代的变革里，自我应该怎样选择？落伍时代，保持“清白”，就清苦孤独；跟上时代，追随“时髦”，又污秽不堪。个人的位置何在，出路在何处？但不管选择哪一条路，都会面临无尽的苦闷。《海笑着》中的有夫之妇芸仙为了追求爱情，抛弃了自己的家庭，与有妇之夫炎之私奔，然而当生活变得琐碎而现实时，浪漫的情爱变得裂痕重重，尤其是当芸仙得知自己得不到炎之家庭的承认，不能与炎之结婚，她陷入极为委屈、矛盾的境地：她自认自己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是蔑视婚姻的束缚的，但同时又忧心如果没有法律的束缚，“那便是保障的缺乏了”，她苦闷于“这一切是建筑在怎样的一个矛盾上”。炎之最终回到自己妻儿身边，芸仙从一个围城跳进另一个围城，原先美好的期望幻灭，她仍然陷入矛盾无望的境地。淑娟、芸仙的苦闷还在于矛盾自我的困惑感，她们既对现实生活感到厌恶，又对自身的存在感到无奈，自我的扭曲撕扯让她们深陷苦闷而无法自拔。林徽因的《人生》也表现了理想破灭后对自身存在的无奈。主人公泽毅对音乐抱有追求，但当他的音乐理想破灭后，他不再对任何事抱有丁点欲求：吃妻子为他精心准备的饭食，他认为那是一种“被牵制执行什么的痛苦”；给学生上课，他觉得那是“窒息的疲惫”；与别人吃饭，他也觉得是无法排遣的“空闲的时间”。他幻灭后的苦闷、颓废是一种百无聊赖的虚无。

在西方文明的滋补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个性解放，向往美好、健康的人性。但战乱的频繁、日常人性与伦理规范关系的破坏、都市人的物质化和单向化、自由的求而不得，种种现实残缺不断地挤压着理想生存的空间。一方面，人真挚地营造着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另一方面，人又不能逃避残酷的现实。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人显得如此渺小，希望的幻灭让人深陷苦闷、颓废的泥潭难以自拔。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艰难的心灵历程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年轻时候的蒋少祖是家中第一个奋起叛逆传统的人，他迷恋欧洲文化，崇拜席勒、卢梭、尼采，猛烈地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他热情澎湃，颂扬独立自主的精神，希望中国成为民主、强大的国家。蒋少祖学习西方的知识，满怀对未来中国的信念。但是，中国复杂的现实状况并不能靠书本上的西方知识就可以解决，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理想的实现遥遥无期，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下，蒋少祖的内心开始矛盾、时常挣扎，他在现实的逼迫下，否定了曾经的理想，彻底否定了“五四”精神，对于自己“五四”时候的叛逆，他“毫无留恋”，“只是悔恨”。他退回书斋，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与现实脱节。如果说由于现实的压迫，导致蒋少祖青年时的理想失败，那中年时蒋少祖沉溺在自己勾勒出来的“理想世界”中，因为缺少现实的参与，其理想就显得更加遥不可及，他退回自己想象中的天地，其实就是因对现实的无奈而产生的苦闷、颓废。蒋少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摇摆，其波折的心路历程正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旧传统如摧枯拉朽般倒塌而新文化又尚未建立之时，面临的丧失灵魂家园的精神危机。相比于蒋少祖，蒋纯祖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更加激烈，其心里的苦闷和矛盾更为猛烈。蒋纯祖提出了自己的“高级理想”——“人性自由”，他的信仰是所有生命都应该值得尊重，即使是被朱谷良枪毙的那个强奸民女的士兵。在演剧队中，他对王颖的批评明确地显示了他思想自由、心灵自由的立场。在对理想的追求上，蒋纯祖比蒋少祖似乎更加执着，但蒋纯祖面临的现实压迫更多、更大，一是，中国儒家传统所织就的“天地君亲师”人伦网络紧紧地锢住了他的灵魂，让他一直怀有不可磨灭的罪恶感；二是，具体的现实生活难以容忍蒋纯祖这样的“自我”，他为了革命而信仰的自由主义非但没有实现，反而还被当作反革命。蒋氏兄弟的理想都不是为一己私利，而是心存救亡大义，但崇高理想和现实冲击矛盾剧烈，他们在心灵的进退维谷间不断进行摇摆，理想在现实跟前节节溃败，由此，“苦闷”成为人生的主题词。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苦闷、颓废，从本质上看与西方世纪末的苦闷、颓废并不完全一样，西方的苦闷、颓废是对“现代”的沉痛感受与反思，表现为一种形而上的绝望，是一种彻底的虚妄感。而中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苦闷、颓废，更多的是对国家、民族、社会以及个人境遇的敏锐感受和思索，其内里主要是一种激愤的精神，表现为在幻灭后仍旧迎头而上的反抗。正因为如此，鲁迅才被刘半农概括为“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郁达夫才被李梨初认为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5]。即使是面对现实的步步紧逼，人生充满了苦闷与忧郁，知识分子们也仍然一次次地迎头向前，执着地向着微弱的希望光亮走去。在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相互纠缠、相互争夺中，在揭示灵魂和心灵一次次的痛苦挣扎中，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以个体的苦闷、颓废体验不断地探寻着主体的生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