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重象征意蕴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诗性之美，除了表现在语言的诗性化外，还体现在象征意象的运用上。人内心世界的流动并非实体性的存在，如何才能将之更为真实地具象化？象征意象为之提供了有效的表现途径。前文提到，利维斯认为，亨利·詹姆斯通过对诗歌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将“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诉诸读者。亨利·詹姆斯的后继者伍尔夫等作家，同样以象征手法来揭示小说的主题，表现现代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存境遇，并形成一种独特深厚的美感。西方象征主义认为“意象是诗中最基本的元素，是诗上升到‘象征’层面的原动力”[23]，诗人朦胧复杂的心灵变动或者是不可名状的感受和思想，通过具体的物象才能使其凝固化，庞德就称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是“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24]象征意象所具有的暗示性和多异性，往往导致文本意义呈现模糊性，难以用清晰的语言对之进行概括，但正是这种难以用语言“穷尽”的“遗憾”，使得象征意象具备了独特的隐喻作用与意指性，当表现个人复杂难言的主观感受时，更显示出象征意象的优势所在。在象征意象的系统中表现主体的内在有机世界，其中充溢着主体审美理想的意绪与情思，给予读者更为含蓄、深邃、诗意的审美感受和心灵震撼。
中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西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象征观念的亲近，有其本土的基础，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传统的诗文化早已运用意象及意象所构筑的意境来传达人的感受和情绪，并形成韵味无穷的审美空间。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沉淀了传统意象、意境的美学，在文本中大量运用意象及意境。然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意象、意境的运用而形成的审美意义，已不再停留在传统对自然风物的眷念或世外桃源的渴求层面，虽然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也有对这种审美要求的延续，但西方象征主义对意象的理解为中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注入了新的内容，因此中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意象、意境的超越，它更多的是探索追寻现代人的精神迷失与现代人生的价值思考。意象除了是传统情感与物象的结合外，更是现代人思想与体验的象征，最终形成既具有传统审美特征又超越其上的现代审美精神和审美境界。
对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而言，小说中的自然风物并非单纯的自然之物，而是凝聚了主体的体验感受、意绪情思的对应物，是与人的生命存在不仅相关而且相通的事物，其中散发着主体的审美理想，氤氲流动的是人的生命状态。深受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化滋养的“五四”学者，对自然意象在文学中的作用早有强调，瞿世英认为，对自然的书写并非仅仅是为在读者面前呈现精细、美丽的风景画，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我们确实了解其中的人物与其动作”，在对意象的选择中寻找人物恰当的地位。[25]谢六逸也指出，描写自然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虽然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写景”，但这“其实就是描写自然nature和心理之有机的关系”。[26]主张自我表现的郁达夫则更倾向自然意象的象征作用，他将自然意象作为人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中介，认为自然意象具有使“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27]的作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广泛且深入地运用象征意象，纷繁复杂的意象体系既凝现了主体流动变化的心灵轨迹，又昭示出精神的审美维度，寄寓着生命个体的诗性情怀。
郁达夫几乎所有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都运用自然意象来表现人物的心绪，《零余者》中的“我”在忧郁情绪的笼罩下，眼前所见到的是与“我”心境相应和的自然画面，灰色城墙、冰冻河道、荒田空地、疏树枯枝、淡薄斜阳，这一切物象无一不在承载主人公的孤寂感伤，苍凉暮色中的强烈寒意让“我”感到被紧紧包裹其中，猛然自觉这俨然就是自己漂泊异乡的生命状态，内心的悲怆再难掩饰，凄然发出“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的悲叹。自然景物与人物的心灵浑然一体，天涯孤客的惨淡心绪在意象体系中得以表达，被世界挤压抛弃的孤绝心态也跃然纸上。《薄奠》中悲愤伤感的“我”所见到的自然景观是这样的：“西天的颜色，从浓蓝变成了淡紫，一忽儿，天的四周围又染得深红了，远远的法国教会堂的顶层和许多绿树梢头，刹那间返射了一阵赤赭的残光，又一忽儿空气就变得澄苍静肃……”不断变换的色彩，光影的炫目效果，都渗透着主体错综复杂的情蕴，主人公纤弱敏感的心灵世界在斑斓的色彩和光影中交织闪现，小说笼罩在浓浓的诗性意境之美中。
色彩是极能传达人物内心世界状态的意象，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色彩能够表现感情，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28]无名氏的《海艳》中，印蒂归隐后在西湖畔居住，他经常于湖上泛舟，在华光炜炜的湖上，印蒂见到红色庙宇在湖中填色填彩的奇妙景象：湖水似“钻蓝圆面”一般，红庙犹如“一颗红色圆心”，大丛的绿树簪插在水上，好似一幅水上烟树图，向前穿过红庙绿树丛，峰峦翠影浸润在水中，又显出俪俪红色。无名氏笔下的色彩鲜明又充溢着朦胧的氤氲之气，如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景观正是印蒂归隐后怡然心情的表现，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和对诗性化人生的追求。张爱玲热衷在小说中为读者建造一个个色彩浓丽的场景，《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初到香港的那个火辣辣的下午，她在码头一眼望过去，各种颜色张扬的巨型广告牌触目地围列在周围，绿油油的海水里倒映着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广告牌，各种程度的红色在此已经成为个体独特感受的外化物，由于主体强烈情绪的投射，色彩成为一个个流动斑斓的心理磁场，在暗示了白流苏初到香港时的彷徨不安的同时，也预示了她将来在生活与情感中不断陷入“厮杀”的命运。在《金锁记》里，当世舫来到长安家见曹七巧，那个背光站着的小身材老太太在世舫眼中成为以颜色拼积起来的“疯子”：青灰色的织缎、大红色的热水袋、湖绿格子的地衣、日色的黄昏。诸多犯冲的色彩集中在曹七巧身上，让世舫感到阴森恐怖，毛骨悚然。在众多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色彩被用来凸显人物的心灵世界，如郁达夫、陈炜谟、冯至、丁玲、庐隐等“五四”时期的作家倾向以暗沉、阴郁的色彩抒写人物惨淡感伤的情绪；穆时英、刘呐鸥等作家以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都市色彩意象来表现都市人迷离狂乱的精神世界；施蛰存、黑婴则以较为柔和轻盈的色彩写田园乡村，从而表达对精神皈依的渴望；徐訏、无名氏将色彩用于人物本身，以之象征人物的心理和命运。像这样以景物意象、色彩意象形成或悠远、或哀怨的意蕴，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审美空间的整体特征，田园山川和色彩光影积淀渗透了主体的情感体验，不管是昏暗的角落，或是肃杀的风中，或是喧闹的街道，或是朦胧的月夜，在小说中早已成为主体生命的有机部分，是主体心灵渴望与生命救赎的表征，最终不仅在文字上，更是在意蕴上形成了让人回味无穷的诗意审美境界。
自然意象、色彩意象在作为主体心理情感的具象物外，还具有更为深邃的象征性。鲁迅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对象征意象的运用中不断扩展了其韵味无穷的审美空间。《在酒楼上》里有这样一段描写自然景物的文字：“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的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从单纯的文字层面看，白雪、红梅、绿叶等色彩分明的景物构成了一幅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再向文字深处挖掘，其实雪地里怒放的梅花和山茶花都已不是单纯的景致，甚至也超越了主体情感载体的层面，而是带有深邃寓意的象征物，它们是身处时代夹缝里的现代知识分子希冀以抗争而求得生存的理想生命状态的表征。又如小说结尾，“我”和吕纬甫分别时，“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在这黄昏的景象中，暗含着说不尽的意蕴，“我”与吕纬甫的告别意味着我对他妥协于命运的否定，然而，否定了吕纬甫的“我”，走向的路却不是充满光明色彩的大道，而是被笼罩在“不定的罗网里”的昏暗黄昏，主体的哀伤、虚无与绝望充溢在象征物中。鲁迅在小说中常常使用各种象征意象，赋予象征符码以隐喻功能，将象征意象与社会、人生连接起来，在透视社会现实的同时，构成具有象征性的意蕴空间。“月亮”这一自然意象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常常是作为象征物而存在的，《孤独者》中“我”在魏连殳的葬礼后，走在“散出冷静地光辉”的“月光底下”，这“冷静”的月亮是知识分子孤寂悲凉心境的象征；《白光》里的月亮“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铁镜”诡秘地将陈士成照透，这如“铁镜”般诡异的月亮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不可摆脱的“无物之阵”的象征；《狂人日记》中的月亮象征了思想界斗士的清醒与思考。在这诸多的“月亮”意象中，鲁迅借此象征了世界的黑暗、知识者困惑孤寂的生存状态以及在绝望中仍旧反抗的战斗精神。
废名的小说中运用了大量隐喻与象征，《桃园》的题目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桃园”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桃花源的美好，而小说中的桃园却笼罩在孤独、愁苦之中，传统文化中的“桃园”与现实生活中的“桃园”形成了错位，在这严重的象征错位中，小说营造了一个让人感伤喟叹的诗性空间。小说《桥》的象征性更加强烈，小说中充溢着诸多或清晰或晦涩的象征物，仅“桥”这一名字就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多意性。“桥”这一意象在《莫须有先生传》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独特的意象存在，莫须有先生与小林一样“渡”过了无数的桥，废名将“过渡”的象征意赋予“桥”，象征着人生此岸与彼岸的不同形式的连接。小说中的象征性意象被作者赋予无限丰富的内涵，象征意象不仅成为小说的独特艺术符号，更营造出意味无穷的诗性意蕴空间，不断为读者带来新的审美享受。
除了自然象征意象外，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还大量运用社会象征意象，社会象征意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现代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场所，现代的社会建造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现代生活场所：夜总会、舞厅、咖啡馆、赌场、百货商场、街道马路、教堂等，这些场所不单单是一个个物理位置，更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其中所蕴含的是现代人的情绪和精神，现代人的心路历程在这些场所得以彰显。在徐訏、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无名氏等小说家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社会场所是重要的意象。如赌场是《花魂》中人物“花魂”生命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在赌场中她领悟了生命的本真；舞厅、夜总会是《都市风景线》《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小说中人物灵魂沉沦、精神迷狂的表征；教堂是《风萧萧》等小说中人物灵魂得到净化的圣地，是生命皈依的精神家园。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将这些光怪陆离、炫目凌乱的现代社会象征意象进行剪裁、编辑，在深入反映现代人灵魂现实的同时，又形成了跳跃、灵动的诗性美。
总的来说，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所探索的人的内在心理世界，不再只是以往认为的完全理性的心理世界，在这个内在世界中，人作为本真的存在，其心理在意识的层面之外还有复杂多变的潜意识层面，而这一层面是难以用规范化的语言形式与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来表达的，因此，诗性化的语言与象征意象成为表达个体主观经验感受的重要媒介。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诗性美既包括运用诗歌来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直观美学效果和审美风格，又包括以打破常规化用语的具有诗性精神的陌生化语言所带来的审美冲击，还包括裁剪具有极大容涵性的象征意象而构建的含蓄蕴藉、深邃悠远的意蕴空间。语言、意象的诗性化与人物的心灵世界相互促生，一方面，诗性化语言和意象以其有意味的形式彰显主体的心灵运动；另一方面，在将人物的心灵世界凸显的过程中，语言与意象显示出自身独立的美学价值，使文本因之而充溢萦绕着诗性之美。
【注释】
[1]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2]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7页。
[4]郁达夫：《艺术与国家》，载《创造周报》1923年第7号。
[5]转引自桑原武夫：《文学序说》，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9页。
[6][德]海涅：《海涅文集·批评卷》，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7][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8][美]亨利·詹姆斯：《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
[9][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7页。
[10][英]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
[1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12]瞿世英：《小说的研究》（上篇），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13]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译后附记》，见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14]萧乾：《詹姆士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载《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1期。
[15][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3页。
[16]马大康：《诗性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17]马大康：《诗性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18][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5页。
[19]李欧梵：《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载《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0][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21][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8页。
[22]转引自谢·安东诺夫：《短篇小说写作技巧》，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
[23][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9页。
[24]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25]瞿世英：《小说的研究》（上篇），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26]谢六逸：《小说作法》，载《文学旬刊》1921年第16期。
[27]郁达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载《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第1卷第3期。
[28][德]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