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生活”成为表现对象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重视个人化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化心理，其根本目的是在主观经验中确认个人的价值，基于此，小说中的人物就必然不是客观生活与社会关系的部件，而是既包括物质生活存在，又包括超越物质的精神生活存在。小说家也不再是那种与己无关的故事情节的组织者和讲述者，他们更热切地关注的是通过对主观经验的辨别得到“我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仅仅通过行动是无法揭开自我的本质面貌的，于是“寻找着自我的小说只得离开行动可视的世界，去关注不可视的内心生活”[29]。与以往将“叙事”置于首位的小说观念不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转向“内心生活”，将“写心”视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努力向着人物的纵深处前进，着眼于人物动作背后的精神本源，去“揭示隐秘着的内心生活”[30]。
早在1903年，在《新小说》上刊发的《小说丛话》一文，将小说发展程度的高低归于对“内面”描写的多寡，“小说之程度愈高，则写内面之事情愈多，写外面之生活愈少”[31]。所谓“内面”，就是指人的内心生活，是人关于生命的主观体验与内在心理活动。小说如果只是描写外在的生活，专注于人的行为动作、身份地位这些物质状态，那么小说就显得浅显平淡，无深刻之处，令人“一望而知”，因此，“描写吾人内部之生活”是小说家之天职。[32]为何描写内心生活愈多，小说的程度愈高？这与现代人学观念有关，创作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林徽因提出的“生活丰富者”这一概念就表明了其对“现代人”的理解。在林徽因看来，生活的丰富不在于诸如做学徒、拉洋车、走过各个地方这样一些实际生存方式的种类的多少，而在于个人对种种不同情境的多方面的理解和体验，在于自己锐利敏捷的感觉力，在于个人特殊的看法和思想，生活丰富者“不在客观的见过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观的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感情，和能够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的人”[33]。在林徽因的人学观念里，外在的行为、经历不是促成“生活丰富”的关键，个人的主观经验、内心情感才是形成“生活丰富者”的决定因素，在此，个体的内心生活备受重视，成为实现“现代人”的核心。小说是关于人的艺术，对“现代人”的深入认识促使小说转向人的内心，认识到“人物之重要，乃在吾人内部精神上为人所看不见的地方”[34]，对人的内心生活的挖掘愈深，也就实现了“程度愈高”。林徽因对“生活丰富者”的理解，其实代表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人学观念上的普遍理解。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将“内心生活”视为自己的表现对象。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心生活”，主要体现为主体在外界的刺激下所生发的各种情绪。对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而言，一方面，属于主观经验的情绪是促使小说家进行创作的根本动力。庐隐在《小说的小经验》里解释何为小说，她将小说定义为“用剪裁的手段，和深刻的情绪，描写人类社会种种的状况的工具”[35]，“剪裁的手段”是小说的技巧，“深刻的情绪”是创作者的创作冲动。另一方面，情绪是小说最为核心的表现对象，小说通过对个体情绪的展现寻找“我是什么”的答案。被鲁迅称为“挖掘自己的灵魂”的弥洒社，其成员陈征德宣称，排除了主观经验，文学也无法存在，“文艺底本质，文艺底主流，是情绪”[36]。另一位成员钱江春发出了同样的观点，“就作者或作品本身论，文学是情绪之流”[37]。施蛰存认为，现代文学表现的是“一种情绪”，是现代人在现代的生活中感受到的与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现代的情绪。“情绪”成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内心生活”的中心，围绕着复杂变化的各种情绪，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揭示了独特的、具有个性化色彩的“内心生活”，这种种内心面貌又凸显了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主体情绪虽面貌各异，但由于情绪的产生是普遍受到外界刺激的结果，因此环境的总体趋势会对情绪的面相产生影响，也即是说，从“五四”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各个时代不同趋势的影响，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不同时代总体上表现了不同的情绪类型。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因为知识结构与认知方式的改变，将自我经验凸显到前台，而中国文化中的抒情传统又早已融入现代作家的骨血，因而作家在探寻心灵世界时，擅于将主体内心的精神状态以情绪抒发的方式显示出来。情绪是小说的重要内容，郁达夫认为，小说的对象不仅是外在现实的反映，更是主观情绪的表现，是“认识的要素F”与“情绪的要素f”的相加，用来“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38]20世纪20年代，因个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得到正视，个体的人从以往严酷伦理秩序的桎梏中得以突围，从而有机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然而，个人对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望，并不能涤除仍然压抑的黑暗的现实生活状况，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突和扭曲使得敏感且脆弱的知识分子们感到比以往更甚的苦闷，他们在看似充满希望实则混乱无章、乌烟瘴气的时代中彷徨着，难以看清前路的方向，以至于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精神的孤独者。作为有着根深蒂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学信仰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一如先辈般有着在家国天下的建构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与追求，但现实的残酷破败使之追求梦想无门，同时，对个人精神自由的呼唤又被浓雾般晦涩的现状呃住了喉舌，难以实现预期的画面，精神上惶惶不安的焦虑与现实的悲剧感和破碎感紧紧交缠在一起，构成了他们的主观经验，形成了以苦闷为主色调的情绪。庐隐曾专门提到，“五四”时期开放的文化氛围使自己的思想进步最快，形成了自我关于世界的认识，但思想的丰富与现实的飘摇所形成的尖锐对比，也使她在这一时期最为苦闷，庐隐诚挚地说道：“我常常觉得心理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39]庐隐的这番话是对当时知识分子心境的一种普遍写照，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热切地希望表现自我内心的不平静，他们渴望能宣泄这种精神情绪，而在小说中宣泄这种苦闷情绪，就使得小说中的“我”不再单纯只是小说人物，或者只是叙述者和作者，而是三位一体的组合体，“自我表现”成为其抒叙情绪的宣言和原则，为了使苦闷的自我得到更好的表现，自叙传成为其叙事的原则。
“我”是艺术的核心，在自我表现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与自我建构相辅相成，主体灵魂与肉体的冲突、个体主观自我的感受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自我存在的实证。小说家的视角不再向外，而是转向自我精神的存在。20世纪20年代的郁达夫、郭沫若、庐隐、丁玲等人就坚持认为，表现个体自我的情绪是文学的首要任务，在作家内心有着不可遏制的内在心理冲突与苦闷情绪，这些内心的主观内容促使作家必须将之诉诸笔端。文学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小说的人物不是与创作者无关的对象，创作主体要将自我灵魂、个性、情绪等诸多主观内容灌注于小说之中，赋予其独特的形式与审美性，使自我表现成为对个体情绪的美学审视，注重展示人的内在世界，表现在时代转型期个人幽微的心理感受和情绪波动，在对情绪的描绘中凸显个人的存在坐标。庐隐的《海滨故人》就是其苦闷情绪的结晶，庐隐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呼吁妇女解放，渴望爱情的自由、个性的张扬，但她同时又是传统文化氛围浸润下的女性，传统道德文化在她身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于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致使她常常陷入两难的抉择境地：既追求自由，又心怀愧疚。在矛盾夹缝中不断挣扎、撕扯的她，对人生、对前途都充满了悲怨与苦闷。而庐隐将苦闷的情绪凝结在《海滨故人》中，露莎与她的同窗好友们反抗礼教，追求妇女解放和爱情自由，她们心怀美好梦想走入社会，可是年轻的心灵又难以割下旧习俗，青春的热情不容于黑暗的现实，露莎追寻“人生到底为什么”的答案弄得精神衰颓，追求爱情也仍旧只是悲剧。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现代与传统，这诸多矛盾将露莎等人推入“生的苦闷”“爱的苦闷”。茅盾就曾评价过，露莎等人身上显示的是“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苦闷徘徊”[40]。郁达夫以个人对苦闷情绪的真切体验，创作了许多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他自称《沉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与《银灰色的死》《零余者》一样，抒叙了“逐客离人”的无穷感伤，是关于身无长物的“士子”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社会中无所措手的苦闷感。因为这时时萦绕心头的苦闷，倪贻德的《下弦月》中穷苦潦倒的画家依靠着幻想“幽眇神秘的遭际”与“风雅的韵事”，在蚊虫叮咬的夜里做着“黄粱一梦”，支撑着遭际苦闷的人生。郁达夫《南迁》中O小姐忧伤的歌声，带给伊人虚无缥缈的爱情幻想。滕固的《乡愁》、周全平的《林中》，都是以“黄粱一梦”的形式来暂时满足人物的心愿，寻找瞬时的“避难之所”，冲淡人生的苦闷，然而苦闷的情绪又因愿望满足的虚幻性而更加浓厚。虽然这一类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出自叙传的特点，但因其主导思想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41]，因此，即便是自我表现得极为突出的郁达夫，也在人物情绪的流动中透视出时代环境的变动，以及人与外在世界的互动，并非如日本私小说般等同于作者自我的宣泄，而是在有意或无意的自我反思下，将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小说人物的声音在书写内外的多重空间中进行融汇与交流，将作为作者和人物的“自我”艺术性地陌生化为他者，多种声音在小说中时而相互交融，时而相互质疑，在这样相互折射、相互反照的书写过程中，自我的多重身份在不断的冲突、碰撞与反思中得以辨析并确立。
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对主体苦闷情绪表现得最深刻的，当推并不采用自叙传小说文体的鲁迅。郁达夫、庐隐等作家创作的小说侧重点在抒叙大时代中“我”的感伤、忧愁等情绪流动，虽然这种个人的情绪是时代青年的普遍反映，但更具有私人性，“抒发”是其重要目的。而鲁迅从自身所体验到的苦闷情绪出发，将自己的真切体验与强烈情感介入人物的塑造，既在人物中表现自己苦闷情绪的深刻性，又在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中展现整个民族的心灵创伤。面对中国的破败，鲁迅提出以“立人”为拯救中国的“第一要著”，而能够承担“立人”重任的只有少数“英哲”，鲁迅因自己思想的超前性与深刻性，成为“英哲”中的一员。也正是因为自己思想的先锋性，他真切体会到“张大个人的人格”的个性主义思想是不见容于现实社会的。鲁迅身上的淑世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孤勇前进，但混乱的现实、麻木却力量强大的“庸众”又让他产生无力之感，随之形成“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深刻苦闷。《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作为精神斗士，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罪恶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这是向未来索要希望，但清醒的“狂人”却并未因自己深刻的认识唤醒“庸众”，反而还被“庸众”视为疯子，尤其在小说的序中，“狂人”被“庸众”“治愈”，“狂人”抛弃自己原本清醒、深刻的认识，甘于沦为“庸众”一员，这表现了鲁迅对于启蒙大众的绝望。鲁迅源于自己关于“希望”与“绝望”理解，在“狂人”、魏连殳、子君、吕纬甫身上寄予了自己的苦闷体验，以自己真诚、热烈的态度赋予人物以生命力，同时通过揭示中国人真实存在的心灵创伤，在对主观心理状态的反思中“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这一风格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开启了20世纪40年代以路翎、邱东平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小说类型。
20世纪30年代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内心生活”，主要表现为施蛰存所说的“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42]。这种“现代的情绪”以现代生活为中心，现代生活包含了独特多样的形态，有嘈杂的港湾、轰鸣的工场、喧嚣的舞厅、热闹的百货店，甚至连景物也与以前的山水田园完全不同，变成了摩天高楼、霓虹灯影、香车美女，这样的现代生活赋予了小说家区别于以往的生活经验，“现代的情绪”也就是这样的生活景观带给都市人的心理感受。生活的内容发生巨大改变，文学创作所要表现的对象自然也发生了变化，钢筋水泥的巨型建筑、让人眼花缭乱的灯红酒绿、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它们不仅带给人们感官上的冲击与震撼，更让敏感的作家从中嗅到人的心灵世界在都市空间下的异化气息。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43]都市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比传统乡土社会广阔得多的交际范围；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家族的分离，心灵和灵魂无家可归，都市人在人格上出现了“精神分裂症”。中国现代都市高速畸形的发展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势力的对抗中，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恐惧和压抑，从而形成不宁静情绪。《梅雨之夕》中男主人公的雨中漫游，《魔道》中“我”草木皆兵、荒诞恐怖的怪异心理，施蛰存将之称为“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44]，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都市人的真实心态的写照。
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的严酷、惨烈，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表现的“内心生活”不再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呈现出呼喊式的特征，作家们沉潜于心灵的深处，描画着战争所带来的心灵世界的震颤，感受着恐惧、孤独、荒诞等因战争而带来的复杂情绪，在个人的经验中理性地思考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承续着鲁迅的精神，路翎、邱东平等作家在人物身上投入自己的情绪体验，力求从灵魂的深去挖掘国人的精神世界，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5]，以期唤醒仍然麻木沉睡的灵魂。路翎强调要“突入到现实的内部去掌握火辣的向上的斗争”[46]，“现实的内部”是关于主观内在精神领域的体验和感受，是心灵的血肉搏斗，路翎等人在小说中着力表达的是一种关于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感觉”的情绪，具体表现为深入骨髓的矛盾、痛苦甚至虚无之感，也正因为此，以路翎等为代表的七月派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路翎等作家不满足于仅表达创作主体的情绪来获得心灵之声的主观主义，而是力图使主观与客观进行饱含生命力的血肉搏斗，他们沉潜于现实生活的内里，感受着大时代的搏动，体验生命的真谛，因而这一类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总体上呈现出重视体验与激情的风格，以生活的真实为立足点，着力表现正在与现实环境撕扯、反抗、斗争的人的复杂多样的动态主观世界。以路翎为例，路翎注重表现普通人心理世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展示人的“苦难的感觉”，这些人既是作为承受了时代环境重压而背负沉重精神负担的社会的人而存在，也是作为有着最原始本能冲动的自然人而存在，分属内部与外部的冲突促使这些人物进行着更为激烈的内心搏斗，人物的内在世界在蛮横的生命力与压抑黑暗的环境之间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斗争。郭素娥就是一个拥有强烈原始生命力的女性，她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饥饿中不甘屈服，即使毁灭也要反抗。路翎通过人物精神世界的多维度展现，揭示了个体“苦难的感觉”的情绪，在人物隐秘、晦涩、畸形的心灵世界中，塑造出一个个令人同情、悲悯的底层苦难形象。《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对文艺问题发表的一段话，可以当作路翎式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观念最好的注解：“真的、伟大的艺术必须明确、亲切、热情、深刻，必须是从内部出发的。兴奋、疯狂，以至于华丽、神秘，必须从内部底痛苦的渴望爆发。”个人的主观经验和情绪体验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动力。
战争为路翎等作家带来“苦难的感觉”的情绪体验，也为徐訏、无名氏等作家带来另一种情绪体验，形成对“内心生活”的另一种表达。徐訏在《吉布赛的诱惑·献辞》中的一段话表达了这一类情绪体验：“我未忘记我身受的苦，也未忘记我心底的哀怨，以及胸中的愤怒……我暂想低诉我在黑暗的山上，怎样抚摸我周围的云雾……望着流水的东逝，惦念到今与昔，生与死。那么让我先告诉你故事，再告诉你梦，此后，拣一个清幽的月夜，我要告诉你诗。”[47]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带给徐訏、无名氏等人身处“黑暗的山上”“周围的云雾”的直观体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产生了“心底的哀怨”“胸中的愤怒”的心理情绪。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撞中，“哀怨”“愤怒”的情绪促使他们重视“主流的感觉”，极力强调自我的主观性与内在性。于是，小说展现的“很可能只是一种体验或一种感觉”[48]，经过战争的沉淀，作家在“体验”与“感觉”中充满了证实自我的情绪，执着地追问存在的价值意义，谱写关于生命的“诗”。《无名书稿》的主人公印蒂，他追求着生命的意义，对理想的追求是他不停前行的动力。印蒂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不断与现实发生激烈碰撞，也不停地进行着抉择。在对生命进行探寻的最初阶段，他认为信仰就是人生的意义，因此怀着一腔热情投入社会革命，但盲目的理想热忱敌不过革命队伍分化和被“左倾”分子猜忌的残酷现实，关于信仰的理想溃败破灭。于是，印蒂转而向感情与欲望寻找理想的寄托，只是当爱情的理想也破灭后，他走上了醉生梦死的纯粹肉欲的道路，成为一名怀疑主义者，过着出入妓院与酒吧的颓废、沉沦的生活。印蒂的理想向现实服膺，企图借此拯救自我的灵魂。在无法摆脱的生命的漂泊空虚面前，印蒂并没有就此沉沦下去，而是继续寻找理想，在先后以天主教和佛教作为自己的精神皈依后，他将理想由个人扩大到整个人类乃至宇宙，甚至从超越地球的宇宙视野来审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印蒂成长的根基不是对具体事件、社会时代的理性思考，而是理想与现实的此消彼长在个体心灵世界的动态呈现。在此，时代不再高居权威地位来指示个人的心灵变动，而是个人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被凸显到前台，是以个人体验为基础的心灵历史来彰显时代的变迁，在波诡云谲的心灵宇宙中，鲜活独特的个人生命得以显示。与印蒂相似，《风萧萧》中的“我”也是在迷茫中不断地与现实抗衡，寻找着生命的意义，承受着心理世界的波折震动。
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动乱的中国长大，所遭遇的时代风浪，恐怕是以前任何中国人都没有经历过的”，在无数的动乱中，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个定型”，而狂风暴雨般的各种思潮又使他们的“思想没有一个依赖”。[49]在这样的形势中，大时代下的知识分子如何在现实的生活状态与理想的精神境界发生冲突时，作出自我的选择？主体精神世界的流动与曲折，正是对生命真理的生动显现。卞之琳在《山山水水》中让他的主人公林未匀和梅纶年面对残酷的战争，但对战争的叙述完全不同于主流宏大叙事，而是凸显主人公对战争细微之处的观察与体认，显示出个体的生存状况以及对理想境界的思考。冯至小说《伍子胥》中的伍子胥在个人理想与现实的一系列搏斗中，心灵上经历的一次次矛盾、痛苦让他在困境中得以不断蜕变，成为“新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理想与现实、此岸与彼岸的联系和争斗中，挖掘个人在与现实的不断碰撞中所形成的关于主体的丰富的心灵体验，在诸多的矛盾牵扯中展现对人心独特而幽深的发现，以对无限的心灵进行探索来作为个人主体存在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