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的异化
中国长久以来的发展历史是充满了乡土气息的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是浸入中国人血肉的生活方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第一句话就明确概括了中国的社会属性，“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0]。然而，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胁迫下，中国出现了与传统乡村完全不同的现代大都会，大都会生活的快速化、商品化让习惯了重人情、重血缘、慢节奏的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从而产生了荒诞感。上海是都会最典型的代表，这里充满了与中国人以往熟悉的乡村完全不同的内容，丁玲曾称上海是一个被诸多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管辖的“热闹的都市”，正是这样复杂多样的环境造成了迥然不同、各种异彩的生活面相，而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具有现代化意味的几十丈以上的高楼与烟囱中冒着烟雾的工厂，它们“仿如立体派画稿”般静静地伏于都市空间，衬托都市的天空，而都市的物品更是显现出国际商业化的气息，即便是小到每间房子里艳冶的红灯或桌上装着醉人甜酒的美杯，都是“用被东方的原料加上西方的人工，经了几次海风，和几种颜色的人手，才安置在这房子里来的”[21]。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就成为人口量达到300万的大都市，其经济实力居于世界第四，有世界闻名的“东方巴黎”之称。包亚明在《上海酒吧》一书中，借美国学者白鲁恂之口，点明了上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地位，即“上海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在金融、贸易甚至艺术领域，上海将东京、马尼拉、新加坡、加尔各答等地远远甩在后面。[22]都市迅猛发展起来的物质化标志，是迥异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最直观变化：巨型的现代化建筑群，充斥着各国舶来品的百货公司，宽阔的马路以及飞驰的汽车，洋溢着西式激情的跑马场，散发浪漫与激情气息的公园、电影院、舞厅等，对于习惯了乡土生活的人而言，即便是面对都市的马路，都显出不可思议之感，“人的故土居然可以不是黄土地，不是红土地，甚至连大漠荒原都不是，而是水门汀！水门汀的方格子人行道”[23]。更何况，当人们面对更多闻所未闻的稀奇的、现代的事物时，内心所受震撼之大是肯定的。
物质上的丰富带给人们极大的享受，作家禾金在《造型动力学》中对都市的物质进行了精细的描绘：空气中融合了吉士烟草、爽身粉、水头的混合味，伙食店门口散发着让食欲亢奋的浓厚烤咖啡味，街上的霓虹灯闪烁耀眼，从小巧饰玩、朱古力、长袜子、避孕片、葡萄酒到巴黎人杂志、新装月报、王尔德杰作集、泰山历险记、半夜惨杀案，霓虹灯下的街道应有尽有。[24]禾金在对都市物质细致化描述的过程中，表达了作家对物质享受的喜爱与迷恋。对都市表象的喜爱暗含了对物质文化的崇拜态度。在都市中，物质一改过去的单调，而是以让人眼花缭乱的形态进入人的眼里心中，霓虹灯跳跃着斑斓的光潮，霓虹统治下的街道也成为多彩的红色、绿色、蓝色、紫色……（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在物化的都市中，物质带来舒适与方便的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在开放、放纵的环境里似乎更能解放个性。
但是，急遽发展的物质经济与根深蒂固的乡土血缘在敏感的作家的内心世界形成了激烈的冲突，现代都市在短促的时间内疯狂发展，而都市人的乡村血缘却依然如故，他们根本不具备都市人应该有的心理准备，无法在仓促的时间内横跨原本应该以几个世纪为链条的物质文明，当他们突然进入都市，面对机械文明和物质享受时，既沉溺迷醉，又惶惶不安。都市的一大特征就是机械化，机械化带来物质文明，但透过这繁荣的物质表象，却找不到拥有丰富灵魂的人性，都市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衣服是“机械似的”，房屋“也变成机械了”，建筑和器具成为冷冰冰的“直线和角度”，机械化对人的异化让人的心里产生恐惧，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住在机械的中央”（刘呐鸥《风景》）。在处处机械化的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生气的生活也是机械化的，“生活是机械的，用全速度向前冲刺着”，人本来应该是生活的主体，但高速的机械化让生活与主体发生分离，物质生活变形为琐碎的却巨大的压迫人的可怕力量，“生活琐碎到像蚂蚁”，无数的“蚂蚁”没完没了地从四面八方向人涌来，人无力逃开，只能在心理无助地呐喊“压扁了！真的给压扁了！”（穆时英《黑牡丹》）在非理性的压迫力中，人的心灵充满了被“压扁了”的恐惧。更何况，物质的充沛并非都市的全部内容，丰富的物质只是都市的一小部分，在都市中，还充斥着大量的贫穷、不公、黑暗，这些生活的内容同样引发作家们心理的极大波动。穆时英在PIERROT中用无数“风魔的眼”来揭示都市的混杂、黑暗：舞场里是色情的眼，百货公司里布满了饕餮的蝇眼，酒吧里到处是醉眼，旅邸中满是轻佻放荡的眼，教堂被欺诈伪善的眼占领，“眼的光轮里开了都市的风土画”，在都市光鲜的一面背后，是站立在暗角里的卖淫女，是披散白发的老乞丐，是猥琐地蜷缩在街角拾烟蒂的人力车夫。这些“眼”里混杂了都市各种可怖的、恶的、丑陋的生活，都市藏污纳垢的事实让人心生恐惧。
不管是从几千年乡土中国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角度，还是从个人的道德良心角度来看，人与都市之间都是隔阂分离的，人难以融入自己必须赖以生存的环境。加缪在其著作《西西弗的神话》中系统探讨了“荒诞”，认为“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25]。迥异于传统的都市生活经验导致人惶惑不安，生活变得非理性、碎片化，个人与世界处于一种紧张的张力关系中，个人对世界产生了荒谬感。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荒谬”主题的揭示，首先来自都市对人的异化。目睹都市的黑暗面，让作家的心灵受到震动，但更让他们感到痛苦的，不单单是这些外在于自己的贫穷、不公，而是都市的物化让人性本身发生了异化，在现代都市金钱至上、信仰坍塌等“病菌”的侵蚀下，人的灵魂辗转于痛苦的泥潭难以自拔。他们有对神圣事业的追求，但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沉溺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享受，但又在内心向往恬静的乡土；他们期许真挚纯洁的爱情，但在欲望面前又不堪一击。正是自己这种切身经历的异化，使得作家们在笔端真切深入地展现了都市人的荒诞感，并进而展现了都市人的心理病态。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强调现代都市感觉的扭曲性与荒诞性，表达都市人强烈的心理感受与印象，这些人虽然奋力跻身于现代都市斑驳的色彩和疾驰的节奏中，但他们又分明被抛弃出豪华都会的生活轨道。穆时英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描绘到，在夜总会的霓虹灯与爵士乐下，“每个人的脸全变了模样”，这些人都是“从生活里跃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理性，也没有灵魂，生活成为荒诞的空洞。金子大王胡钧益被“标金的跌风”吹得“心也碎了”；郑萍在恋人林妮娜挽着长腿汪的胳膊走过自己面前时，头发白了；舞女黄黛西听到年轻人说“女人是过不得五年的”时，感到“青春从自家儿身上飞到别人身上去了”，心顿时觉得被蛇吞掉了；文学家季洁在对各种版本的《哈姆雷特》的研究中，迷失在“你是什么？我是什么？”的疑问中；市政府的书记缪宗旦在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收到市长的撤职手书，只觉得“地球的末日到了！”他们无力反抗荒诞异化的人生，只能死命地咬碎了嘴唇在舞场里疯狂地跳着、笑着，他们的生活只剩下“做人做疲倦了”的无奈喟叹，而余下的生活仍旧是充满荒诞的“辽远的旅程”。
在这孤寂荒诞的“辽远的旅程”中，个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异化，及时行乐成为都市的价值观。及时行乐让人失去了历史感和审美性，一切都是模糊不定的，没有了恒久，只有金钱交往下短暂的人际接触，现代都市中情人之间的爱如此短暂和虚假，周遭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暂时和方便”（叶灵凤《流行性感冒》），“我”此刻只爱着你，但“我”或许明天开始就爱着他，从不与一个男士待在一起超过“三个钟头”（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成为都市的时尚。原本应该是真挚投入的情感变成了对速度带来的刺激性的追求，恋爱如果失去了快节奏的速度，也就意味着刺激性的丧失，什么都是快速、仓促的，只要有钱，感情就能暂时存在，情人之间做最亲密之事时，可以坦荡提出“给我伍佰元”（刘呐鸥《热情之骨》）的要求；只要钱包里能够装得满一些，就“可以每天有个情人”（施蛰存《花梦》），爱情被明码开成账单，一切所谓的感情都是在商品消费的原则下交易。当缺失了恒常的东西，个体的心灵也就处于枯竭的状态，缺乏爱和归属感，人时时处于感性的荒漠之中。一方面是梦想中的美好，一方面却是感性中的荒原，这样的张力结构形成了主体对生活荒诞的内在体验，这样的荒诞感源于主观内心世界对外在客观世界的罪恶、畸形的感知，是内在世界矛盾、惶惑、痛苦的表现。
作家们甚至将这种彻骨的荒诞感以玩世不恭的幽默形式表现出来，刘呐鸥的小说《方程式》就以近似“黑色幽默”的方式来揭示都市人机械生活的荒诞性。《方程式》的主人公密斯脱Y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都如同“方程式”般机械化：他的事业除了打字机、算盘和电话铃声外，完全没有其他内容；他的生活完全围绕着简单化一的青菜进行，他的太太密斯Y天天重复做美味的青菜，而密斯脱Y就像爱着密斯Y做的青菜一样爱着她。然而，密斯Y突然离世，致使密斯脱Y的餐桌上少了一盘曾经每天重复的青菜Salade，因青菜而引起的变故竟使密斯脱Y的一切变得混乱不堪，他甚至开始头昏、腹痛、便秘、寒热、睡眠不足，一切变得苦不堪言。于是，他的姑妈帮他张罗续弦，相继约见了密斯A、密斯W、密斯S等小姐，在密斯脱Y眼中，这些女性并没有什么区别，但由于她们在某一点上与曾经的密斯Y相似，他终于“觉得像解决了方程式一般地爽快”了。作品里的人物失去了真正主体的身份，而完全以方程式般的步骤被动地生活，且原本的被动竟还成为人物心甘情愿的生活方式，密斯脱Y的一切都显得幽默、荒诞，这种幽默是都市的扭曲畸形所带来的阴沉的、痛苦的幽默。在《游戏》《风景》《热情之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等小说中，刘呐鸥都以幽默的笔调揭示了都市的荒诞，呈现都市被异化了的人性与情感，当文本以强烈感觉化的形式表现都市气氛下的享乐主义和机械化时，读者所体验到的不是诙谐风趣的幽默，而是让人感到悲哀痛苦的滑稽与荒诞，个人在都市中丧失了价值标准，失去了主体地位，人游离在环境之外。
都市机械化和物质化带给人对生命的荒诞感受，造成人精神上的危机与恐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将都市给个人造成的荒诞感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施蛰存的《魔道》表现了都市畸形社会现实桎梏个人心灵的生存境遇，都市现实的邪恶与丑陋在人的内心世界催生出一个令人窒息的恐怖、荒诞的梦魇世界。“我”在火车上偶遇一位老妇人，妇人的老态让“我”从“厌恶”而感到“疑虑”“神秘”，而后这位老妇人在“我”头脑中幻化为诸多带有恐怖感的幻象：要么是骑在扫帚上捕捉小孩的西洋妖怪，要么是古代陵墓里的木乃伊，要么是《聊斋志异》里月下喷水的黄脸老妖。无数的幻影犹如“璀璨的魔网”将“我”笼罩住，令“我”无法摆脱，任“我”如何挣扎也没用，以至于“我”不管在哪里，触目所见皆是老妇人的化身，让“我”一直处于毛骨悚然的紧张分裂的精神状态之中。“我”潜意识里杂乱无章、荒诞可怖的景象不过是人物头脑中的表层意象，链接各种混乱意象的中心才是文本的主旨，而链接各种意象的中心正是施蛰存所说的“现代的情绪”，是现代资本主义与中国几千年传统观念的尖锐交锋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与人心理的病态，是都市人无法理喻、无处排遣的迷茫与痛苦、沉溺与绝望的人生感受和心理情绪。《旅舍》同样从潜意识层面深入揭示了人的荒诞感受，丁先生原本为了治疗自己的神经衰弱症而来到乡野小镇，然而进入小镇旅店后不仅没使他好转，反而让他感到更加荒诞、恐怖。他觉得旅舍里的每一样家具都具有可怖的“神秘性”，在陌生的旅舍里，丁先生脑中不断闪现可怕的幻象，一会儿怀疑房屋的空寂是由于新近死了媳妇，一会儿觉得自己身体下面压着一个“可怕的冰冷的”女尸，一会儿又从窗外的闪光猜测这是一家黑店，一会儿又猜测墙角裙箱下有个隧道，而这会儿正有人从隧道里爬上来对自己行凶。千奇百怪的可怕、荒诞的想象吓坏了他，他的“嘴哆斜着，流着惊慌与疲乏的涎水”，在荒诞不经的幻想中，他感到“自己分明是窒息了”。人物神秘荒诞意识的背后，是个人被现实社会压垮的荒诞的生活状况，无可奈何的虚无感、阴森冷寒的恐怖感、无助绝望的窒息感织成一张大网，劈头盖脸笼罩而来，压在个人内心深处，在尊严失落、自我沦丧的荒诞境遇中遭受可怕梦魇的折磨。
在给人巨大压力的生活琐碎中，在铺天盖地的物质面前，人内心绝望地认识到，人“总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来的”（穆时英《黑牡丹》）。然而，作为生存主体的个人在绝望中又寄予了希望，内心发出对真诚生命的呼唤。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提出，所谓荒谬“是这种非理性因素的较量，是这种狂热追求光明的冒险，而对光明的召唤，则在人的灵魂深处震荡回响”[26]。也就是说，“荒诞”存在于一种张力关系中，而这一张力关系具体体现为主体对世界的怀疑，认识到世界的片段化、破碎化、非理性存在，但在认识到荒诞无法勾销这一事实的同时，主体却又始终渴求希望、理性、澄明的未来。与西方对物质异化人性的理性批评不同，中国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更多表达的是矛盾而又无助的心灵世界，既有对物质文明的沉溺依赖，又有人在成为物质和欲望符码时的惶惑痛苦，既沉醉于都市的商品化、纵欲化的生活方式，又在嵌入血液与心理气质的乡土传统中寻找心灵的家园。施蛰存就曾明确说过，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自己在生活上还有梦想的话，那就是“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27]，面对大都会的浮华与罪恶，许多作家在纸醉金迷、脏污纳垢的都市背后开辟出一个宁静恬美、静穆和谐的乡土田园来寄托自己的希望与理想。正是在这样的张力结构中，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作家在其创作中揭示了人在都市环境中的荒诞感受，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表达了故国难归的荒诞生存境遇，鲁迅深刻表现了“狂人”“疯子”、魏连殳、夏瑜等思想界斗士在绝望中抗争的荒诞命运。在沉沦绝望与挣扎希望的张力之间，人的“荒诞”生命也显示出可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