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心理学的知识储备
新的人学观念的确立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转向对心灵世界的探索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基础，促使小说家产生了从“个人”转向个人化心理的言说欲求。然而，仅有认识准备和言说冲动还不足以促使小说发生从外在客观的模仿转到对内在心灵世界的探索的根本性变化。言说欲求和创作冲动是某类小说艺术形式产生的萌芽，而要使其得以真正实现，小说家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知识结构，小说家才有能力为自己的言说欲求提供合理的内部支撑以及方法论上的支持。著名学者严家炎就认为，相比于传统作家，“五四”作家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知识结构中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而言，其知识结构中最为关键的是介入文学内心研究的哲学思想和心理学。
民国时期，诸多西方哲学家被介绍到中国，其中不乏哲学家们关于个人心灵的讨论。被广泛译介到中国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有名言：“注意你自己，把你的目光从你的周围收回来，回到你的内心。”[12]费希特将关注自我内心作为哲学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哲学要谈论的根本不是个人外在的东西，而是“你自己”，个人不是外界的附属，个人的独特价值被凸显。费希特在民国时期被广泛译介到中国，程始仁翻译并介绍了费希特的著作《知识学基础》。除了翻译费希特的著作外，还有多篇介绍费希特的文章发表，如《学者介绍：爱国哲人费希德》《费希德之教育哲学》《费希泰Fichte的几句话》《费希德哲学简述》等，应该说，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费希特及其哲学思想并不陌生。另一位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赫赫有名的《美学》中明确指出，人是作为心灵而存在，是为自己而存在，“关注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只有通过这种自为的存在，人才是心灵”[13]。早在1903年，马君武就在《新民丛报》上刊发《维新派巨子黑智而学说》介绍黑格尔，其后，徐念兹在《小说林》创刊号上以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来讨论有关小说审美境界的问题，关于介绍黑格尔及其哲学美学思想的文章不胜枚举。就文学领域而言，朱光潜、郭沫若、冯至、胡秋原、夏丏尊、陈铨、汪倜然等人或介绍评论过黑格尔，或翻译过与其相关的作品，黑格尔关于内心世界的观点在文学界应该是广为人知的。
这些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为新文学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关于人的知识。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不管是孟子的“心之官则思”“本心”“根于心”，还是陆九渊的“养心”“心官不可旷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等，古代哲人最终强调的都是同一个核心，即人的内心局限于道德范畴，是道德修养的承载体。因而王阳明就概括过“圣人之学，心学也”（《象山先生文集序》）这种具有特定哲学含义的道德良心，这样一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理解，完全区别于西方哲学将个人内心看作独立于外界且具有自主组合能力的精神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对个人精神世界的不重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中国传统小说确实难以对人物内心作如出己心的陈述，不仅缺乏相关的艺术手法，甚至也极少有探讨的设想。而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哲学的大量引进给道德心学的牢笼撕开了大口，为小说家们提供了不一样的知识储备，使小说开始关注个人的感情，关注个人心灵的尊严与价值。因此，“五四”时期的两大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所创作的作品，其聚焦点之一就是个人真挚的情感。
然而，对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而言，在关注人心灵的理性主义哲学之外，更为关键的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所给予的养分，这真正实现了小说的本体突破，从外在物质世界转向到内在心灵世界，使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区别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说非理性主义哲学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知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就在于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使“注意你自己”“认识自己”的哲学命题真正得以深入。相对于理性主义哲学强调人存在的社会性和客观性，追求人的理性的尊严与光辉，非理性主义哲学则关注人的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发掘人的非理性情绪，正视非理性心理的丑恶与阴暗，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的巨大能动作用。非理性主义哲学将哲学的本体从客观物质转移到主观心灵，从人的条理清晰的理性意识转移到人的复杂难明的潜意识世界，从强调科学的力量转移到强调生命本能的动力。非理性主义哲学本体的转变在拓宽了哲学研究范围的同时，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促使文学创作深入化。新文学时期，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介绍，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撰文介绍过叔本华与尼采，此后，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人也专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进行过介绍。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改变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思维和观念。
为小说转向心灵世界的探索提供方法论的诸多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中，伯格森是必须要被提及的一位。1913年，《东方杂志》刊发了《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说》一文，作者钱智修介绍了伯格森的生命哲学，点明了伯格森生命哲学出现的背景及目的，即反对物质文明对人心灵的桎梏，呼吁重视人的生命本身。伯格森的著作《创造进化论》于1918年也被翻译到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关伯格森的许多介绍和评论发表在各类杂志上，其思想在中国传播广泛，形成了研究伯格森的热潮。研究伯格森的不仅有蔡元培、李石岑、柯一岑、冯友兰、吴康、梁漱溟等思想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界诸君同样对伯格森的哲学思想充满兴趣，郁达夫、郭沫若、瞿世英、宗白华等人都读过《创造进化论》，鲁迅也通过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而熟悉伯格森。《民铎》杂志还于1921年开辟了“柏格森专号”，刊发了18篇相关文章，茅盾还专门就这些文章进行了分类分析。
在伯格森的哲学体系中，艺术的创作是与艺术者的生命过程紧密相关的，其特征就是绵延，甚至可以说生命就是绵延，而生命的绵延又相当于时间的绵延，伯格森所谓的时间绵延并不是物理时间的顺序运动，而是心理时间的展开，其关键在于心理活动的流动。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其生命体验与心境感受都不一样，因而艺术也是独特的。要真实地把握生命，就要把握心理时间的绵延，而直觉是把握宇宙整个精神实质的唯一途径，是“直接体验吾人心意的绵延创化以窥测宇宙的真相”[14]。伯格森将这一观点运用于小说的创作理论中，在他看来，在以往的小说中，此人物的特点只能通过与彼人物相比较而显现，这些特点都是外在的符号，而非发自个人内在的独特性。伯格森认为，“生命同意识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某种东西”[15]，要真正表现出一个人的特质，就必须通过直觉去把握人物不断绵延的内心活动，在他看来，只有感性直观是可靠的。伯格森哲学中的心理世界不再是叙事者以统摄全局的权力安排好的有条理、可理解的内心，而是真实地出于人物本身的意识的流动。于此，伯格森的生命哲学通过“直觉”“绵延”等概念，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心理图景的描绘提供了别样的理论支持，也开拓了崭新的内涵与形式。
在柏格森等重视“直觉”“体验”“印象”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下，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以西方现代哲学为武器，阐发自己对人的内在世界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郭沫若、郁达夫等高喊“自我表现”的小说家来说，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压迫时，自我会产生“情绪的世界”和“内心的自然要求”的生命冲动，而这些自我的生命体验就是文学的本体。郭沫若还直接用柏格森的哲学来分析文学创作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柏格森所谓“生命本是流动，客观的变化本是没有一刻的停滞……我们所得的印象只是流动的一个片段”是真理，在此基础上，郭沫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坚持“艺术是自我的表现，是艺术家的一种内在冲动不得不尔的表现”，因此“情感、冲动、思想、意识底纯真的表现便是狭义的生命底文学”。[16]在这样的文学观下，郁达夫、郭沫若的小说立足于个人生命的冲动与忧郁，将笔触深入“情绪的世界”，揭示身处压迫状态中的自我的真实体验。面对外部世界的压迫，路翎同样将主体的心理体验置于首位，其《饥饿的郭素娥》《财主的儿女们》等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论核心“主观战斗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柏格森。“主观战斗精神”指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17]，而要实现“搏斗”，作家就必须要沉潜进入对象，以求获得“感同身受”，从而实现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最终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主观战斗精神”的“搏斗”过程显然是从柏格森的“直觉决定论”中汲取了养分。关于“感觉”“直觉”“印象”这些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范畴，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运用得更为具体，他们将现代人对现代都市的直觉凸显在笔端，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情绪，在对各种零散的、片段的、破碎的主观印象进行组装的过程中揭示现代人的感觉和生存样态。无名氏认为，艺术的根底在于“一种内在的情绪、感受力量”，在作品中必须要有“大热情、大感受”。[18]在《无名书稿》中，瞿萦直接宣称，“生命的唯一报酬，就是感觉。动物只要有感觉、能感觉、敢感觉，这就是生命的最高报酬了”（无名氏《海艳》）。可以说，正是在“感觉”“直觉”“印象”的指引下，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理论和方法上建构起了新的体系，产生了新的思想观念、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
除哲学外，心理学同样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心理学研究人的知觉、情绪、行为、认知，以人的心理现象、精神行为为对象，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文学同样是关于人的学问，文学的核心不是外在的客观物质，而是通过言语表达的策略展示人内在的一种意向性存在，探索人的生存境况，追问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为人在精神的彼岸找到栖身之所。文学与心理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使得两者在很大程度上产生重叠性与互文性，最突出的表现是不少心理学家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为研究对象，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皆如此，同样，诸多文学家也以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剖自己笔下的人物，凭借其方法来细细描绘人物心灵图景，力图真正达到展示其“灵魂的深”的目的。针对这一类互涉现象，美国文学理论家里恩·艾德尔得出结论，他认为，20世纪以来，文学与心理学已然认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的同一性，即都涉及人的动机和行为，关注的重点都是关于人的创造和想象的能力，两者都深入人的主观领域。[19]所以，英国现代美学家马克斯·J.弗里德兰德无不肯定地宣称：“艺术乃心灵之物，这意味着对艺术的任何科学研究都将是心理学的。”[20]
要形成对人物心理世界作复杂细致展示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小说家仅有表达人物心理的强烈愿望并不能形成实质性的成果，还需要有精确把握人物复杂心理变化的能力。心理学与文学所具有的共通之处，不仅使小说家对心理学形成了某种天然的接受热情，更使得心理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在小说的创作中具有可操作性，小说家于其中掌握了展现心灵世界的能力。可以说，现代心理学知识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塑造了小说家们新的知识结构与认知方式，帮助他们摆脱传统的规约，而站在新的视角去观察人、感受人，使他们有能力真正进入以往那个被漠视的心灵内在，探索其中的奥秘，从而深化了作家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五四”时期，西方心理学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关于构造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机能心理学、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等诸多派别的相关知识都译介到中国。在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下，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于1917年在北京大学建立，1918年中国第一本大学心理教材《心理学大纲》出版，1920年中国大学里开设了第一个心理学系，1921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1922年专门的心理学期刊《心理》创刊。可以说，心理学是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群体中，很多人受心理学影响，鲁迅、郭沫若、陶晶孙、徐訏等人接受过较专业的心理学训练，周作人、郁达夫、叶圣陶、许钦文、王任叔等人都直言心理学对自己的创作产生过影响。以心理学介入文学研究的文章也有许多，早在1906年，《北洋学报》的“文学部心理学类”刊发了长达50页的《心理学提要》，其中一部分涉及文学创作中主观心理的活动现象。此后，还有傅斯年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919年第1卷第5期），佩弦的《“文学的美”：读Pnffer的“美之心理学”》（《文学旬刊》1925年第166期），蒋径三的《心理主义的美学说》（《民铎杂志》1929年第10卷第5期），傅东华连续刊发的《文学心理学之一：刺激的反应》《文学心理学之二：所谓文思是什么》《文学心理学之三：文学的情绪》《文学心理学之四：文学的意识》《文学心理学之五：文学的个性》（《青年界》1933年第4卷第1～5期）等，小思的《文学和心理分析》（《铁血周刊》1933年第2卷第5期），云亭的《谈文学和心理学的关系》（《保定新青年》1934年第1卷第7、第8期），叶庚的《由心理学的观点试论小说中景物底写法》（《大公报·文艺》1934年9月15日），蔡光聆的《文学之心理学研究》（《民钟季刊》1935年创刊号），钱怀刚的《心理学在文学作品中的势力》（《心理季刊》1936年第1卷第3期），陈文渊的《文学与心理》（《协大艺文》1936年第4期），方重翻译A.A.W.Ramsay的《心理学与文学批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7年第6卷第2期），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燕京文学》1942年第1卷第4期），欧阳祖经的《心理建设与文学》（《三民主义文艺季刊》1942年创刊号），小青的《从比较心理学上研究男女文学创作的差异》（《妇女世界》1943年第4卷第12期）。这类以心理学为切入口或指导方法来解析文学的文章，虽然质量良莠不齐，但数量十分可观，极大地促使作家们意识到文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紧密关联。
在心理学的大框架下，小说家们深入探讨了作家主体的精神状态与作品中人物的灵魂世界的问题。而在各派心理学的影响中，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冲击最大的是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们的理论方法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开拓了更为细腻、复杂的内在景观。
威廉·詹姆斯被后人尊称为“美国心理学之父”，他的理论对胡塞尔以降的西方美学、哲学、文学理论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现有史料看，虽然威廉·詹姆斯的著作《论思想流》的中译本在1946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在这之前，诸多心理学书籍中对他都有论及，关于威廉·詹姆斯的理论观点的文章也早已以单篇论述的形式较多地出现在中国，诸如汤澄波的《詹姆士论人类的蔽》（《南风（广州）》1921年第2卷第1期），彭基相的《詹姆士之哲学》（《民铎杂志》1924年5卷3期），署名“弭”的《詹姆士的学说》（《东北大学周刊》1930年第94期），署名“绣平”的《詹姆士伯格森两大哲之思想比较》（《新论衡》1929年第10期），慈连炤的《詹姆士与杜威对于人哲学之比较观》（《哲学评论》1937年第7卷第3期），陈恩成的系列文章《读詹姆士之实验哲学随笔》（《书林》1937年第2卷），许宝骙的《伯格森与詹姆士》（《清华周刊》1931年第35卷第6期）。通过对此类文章的不完全统计可知，威廉·詹姆斯的主要观点早已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就包括对文学创作影响深刻的意识流理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国人就对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概念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解。1921年，在《民铎杂志》上，柯一岑撰写的《柏格森的精神能力说》通过柏格森之口，简洁而准确地介绍了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意识这样一种亲切的东西，似无定义之必要。因为这是川流不息的呈现于我们经验中的东西。所以哲姆士把它叫做意识流……他是一脚踏住‘过去’，一脚踏住‘将来’，不断的一步一步前行的，所以，意识是不断之流。”[21]1924年彭基相在《詹姆士之哲学》中更为细致地介绍并解释了“意识流”：“在詹姆士看来，那些细碎的分子并不真是经验，个人的经验是连贯不断的，是一个整块的。”[22]从这些相关介绍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界已经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威廉·詹姆斯心理学的核心，即认为只有通过知觉性的经验才能了解世界，而这知觉性的经验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中的主体感知与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而非片段的经验，这个整体的经验也即个人的意识之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广泛，诸多文学界人士对之进行译介或评论，如钱智修的《梦的研究》（《东方杂志》1914年第10卷11月号），胡愈之的《梦之心灵之交通》（《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1号），杨振声的《新心理学》（《新潮》1922年第3卷第2期），鲁迅的《诗歌之敌》（《文学周刊》1925年第5期），朱光潜的《福鲁特的意识说与心理分析》（《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14号）等。对于心理分析的影响，许多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郁达夫、郭沫若等对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表达了赞赏之情；鲁迅、施蜇存、穆世英、刘呐鸥、徐訏等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心理分析学，并将之化用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学者严家炎就曾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对弗洛伊德学说一类的现代心理学的接受，中国现代文坛就不可能产生现代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的艺术方法，像鲁迅的《白光》、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青烟》、林如稷《将过去》等小说，几乎没有产生的可能。[23]
在现代心理学的指导下，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追踪人物的意识流动，挖掘人物的潜意识心理。冯至的《禅与晚祷》以蝉声为触发点，让主人公“他”的意识在“两年前”与“病的，不健全的，污浊”的现在之间自由地出入，“他”怀着甜蜜回忆着表妹的一吻，却同时又为自己“污浊”的意念感到罪恶，从而将忧郁、孤独的“他”的内心所经历的冲突揭示开来。林如稷的《将过去》的主人公若水在黑暗混乱、民生凋敝的环境中南来北去，无助与绝望笼罩住他，他在奔驰的火车上产生了凌乱的意识流动，“这是一条蛇，赤的，绛的，菜花色，灰白色……园长。蛆条……蛇，载着迷惘，悲愁，含着似陈酒发酵的积郁……”（林如稷《将过去》），在变形的意识中，若水空虚、晦暗、恍惚、扭曲的心理得到表现。常凤的《那朦朦胧胧的一团》的叙事线索就是由父亲的死而产生的意识流动。郁达夫的《青烟》在人物心灵漫游的轨迹中，勾画出个人家世的悲哀与人生的凄冷。而除了用人物的意识流动来构筑叙事线索外，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以意识流来表现人物局部心理状况的现象更为普遍，可以说现代心理学的运用促使意识流成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人物内在心理状况的最为广泛的技法之一。在挖掘人的意识流动的同时，精神分析学说则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揭示人的复杂精神病态和潜意识心理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鲁迅的《白光》运用精神分析心理学层层解剖了一个屡试不第的腐儒的病态心理。陈士成在第十六次落榜后，心底的信念被彻底摧毁，其纤弱的神经随时都会崩塌，他的心态已经脆弱到听见学童的读书声都认为是孩子们在嘲笑他。心底的偏执让他陷入心理的幻觉，寒夜中发出青光的月亮令人心怵，犹如陈士成心底的恐惧，在这让人恐惧的静默中，突然幻化出惑人的声音，使陈士成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随着一团跳动恍惚的白光，他完全陷入疯狂，以至走向死亡。《白光》细致地描述了一个被封建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心理，失去控制后的病态意识活动的全过程。《狂人日记》同样运用心理学揭示了精神分裂的症状，“狂人”因思想超前而处于外在势力的巨大压迫之下，与外在社会隔离的“狂人”陷入孤独的焦虑，因之而成为“迫害狂”，幻觉赵贵翁、路上行人、小孩子，乃至赵家的狗都要来“吃掉我”。现代心理学帮助鲁迅将“狂人”的迫害狂心理细致地描写出来，在“狂人”非正常精神状态中探索精神战士的个体感知，从而揭示整个中国的精神病态。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对文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关于艺术的某些具体言论，而是蕴涵在关于精神的整个观念中”[24]，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正是在观念层次上受益于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学说。对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对以往一直压抑的潜意识的认识和挖掘，才使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心理扭曲、病态、二重人格的人物形象。周全平的《圣诞之夜》的主人公年轻时由于受“自卑情意”困扰，而失去了所爱女孩，在他直至年老的几十年中，仅靠一封自己当年未寄出的情书自慰，在幻觉中与年轻时心爱的姑娘相见，直至生命终结。腾固的《石像的复活》中30来岁的宗老曾经也与一位姑娘错过，这位姑娘的形象在他心里不可抹去，他把一切都想象为她，宗老在看到自己买回的裸体雕刻的影片时，幻想自己与这影片中活过来的女体交谈拥抱，在白日梦中与她相遇，甚至写信给虚无的“她”，而后又自己给自己回信，最终因此发疯。白采的《微眚》、徐葹蘅的《责罚》塑造了主人公截然对立的人格，一方面，主人公疯狂、迷乱、罪恶；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时清醒、自责、悔恨，不可抑制的冲动与努力抓牢的反省交替出现，形成了二重人格。这些小说力图展现人的深层潜意识，以表现个人主观体验的方式来实现透视社会或反抗传统的目的。当然，由于使用的生疏，很多作品甚至直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图解人物，显得稚拙。但也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弗洛伊德主义为作家们从另一个角度开辟了新的关于人的领域，而早期那些显得生硬稚拙的作品，也为以后作家们能成熟深刻地描绘心灵世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运用得更加合理灵活。徐訏尤其善于将精神分析化用在自己的小说中，对人物的恋爱心理进行细致刻画，如《鬼恋》的主人公得知所爱之人出走后的精神伤痛，《盲恋》对人物失恋后心理的深刻细腻的展示，《吉普赛的诱惑》中潘蕊让“我”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状态。徐訏还善于运用精神分析来揭示人物的病态人格和潜意识，在《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我”对白蒂精神病的原因进行了细腻而深刻的分析；《婚事》以精神病者杨秀常之口来剖析男女的病态人格；《彼岸》中的“我”则直接对自己的精神病症进行分析解剖。徐訏在灵活运用心理学对人物的深层心理进行解析的过程中，表达了个体的生存体验与感受。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等小说家自觉灵活地运用现代心理学来开掘都市环境下都市人物的病态心理、二重人格，展示个人难以理喻的瞬间感受与倏忽印象，彰显主体的感觉体验。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以印象、直觉、性本能冲动、潜意识、意识流等理论方法为解剖刀，细细解剖人物幽微晦涩的心灵世界，将那些长久以来被漠视、被压抑、被斥责的东西释放于阳光之下。使得人不仅仅是物质的部分，更有精神的组成，人是多方面的，是一种复杂的创造物，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并不那么单纯，而那里面的一个波动，有时竟透出了极深刻极重要的东西”[25]。而这种内心的多样曲深充满了魅力，真实的个性从中得以展现，刘西渭对此评说得极精彩：“繁复是其绮丽的泉源，矛盾在这里是谐和，人性因之而丰盈。”[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