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压抑与禁忌

经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终于在外力的胁迫下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的突出标志之一，就是对人的重视与解放。在古老的旧中国，个人是整个封建秩序上的一个没有特性的部件，个人只能生活在无数的禁忌之中，以此来服膺于伦理体制。只有封建体系被推翻，曾经的观念被摧毁，新的思想来推动，个人才有可能作为独特的“这一个”被认识，才有可能呼唤个性的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使现代观念在知识青年中得到了大范围传播，因而青年们憎恨并反抗封建传统，高喊着个性的解放，力图成为“我是我的”的新人。知识青年们接受新思想、新教育，以自身的行为表达了要做灵肉合一的自我的要求。然而，封建观念毕竟是延续了如此久远的东西，即使封建体系表面上已经被瓦解，但它却深深烙在每个国人心里，制度、器物甚至日常的言谈、行为都有它的影子，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无上的权利表征，它能以无数次、重复性的集体规训方式向每一个人施加影响，青年们要做完整自我的强烈愿望必然会遭到隐蔽且猛烈的镇压。知识青年根基尚浅，以自己的现代思想对抗外界封建传统的压制已是万分艰难，心灵常常备受磨难。更何况，现代知识青年本身就是积淀了传统文化心理群体中的一员，自己的灵魂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思维的撕扯之下千疮百孔，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们仍旧禁锢在传统禁忌中，他们的内心苦闷不堪、颓废异常。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发掘了压抑与禁忌下的苦闷、颓废的主题，展现了身处时代转型期的个人在丢弃却难以割断的传统与渴求却难以实现的现代之间的艰难、痛苦的心灵图景，在个人心路历程的画卷中揭示了时代青年热切却彷徨、冲动却压抑、愤然却无措、向往却胆怯的复杂人格现象。

知识青年们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却仍然无法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桎梏，无法做到义无反顾地叛逆，在渴求与顾忌之间，内心的苦闷与颓废不断被放大。《海滨故人》中的露莎等人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时代新女性，她渴求摆脱传统女性的角色，希望寻求人生的意义，实现新的理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庐隐《海滨故人》）。她们是有着明确个人意识、独立观念的一代人。但饶是有着如此明确的觉醒意识，当她们一旦与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冲突之时，面对家庭的阻力，她们开始退让、躲避，甚至噤若寒蝉，原先想要追求自由人生的果敢早已烟消云散。她们一方面心存对自由的幻想，一方面又被禁锢在传统观念中，找不到人生的退路，人生在自怨自艾的苦闷、颓废中消磨殆尽。露莎等人并非个例，她们是整个时代青年精神世界的代表，正如茅盾对露莎等人心路历程的评价，认为他们这些“五四”时期的“时代儿”们富有“追求认识意义”的极大热情，但却只会空想徘徊，这些“时代儿”们在书中高喊着“自我发展”，但却又负荷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6]主体自我的内在心灵诉求常常与外在社会环境相冲突，要么是社会环境时常压抑个人的个性发展，要么是个人的愿望和诉求难以在生活环境中得以实现。赵清阁的《落叶无限愁》同样表现了个人深陷禁锢的矛盾、苦闷，邵环为了自己挚爱的璨，义无反顾地抛弃妻儿、辞掉教职，对于邵环而言，为了“至尊的灵魂底爱”放弃任何东西他都甘愿。然而璨却因顾忌着“旧的陈迹”而悄悄离开了邵环。在邵环执着的寻找下，终于在上海寻找到了璨，璨仍旧深爱着邵环，但可悲的是，璨却再一次选择了逃离，邵环也因璨的再次离开而变得苦闷、颓废，“落叶寂寞地埋葬了他的灵魂”。造成两人颓废、苦闷的根源在于“矛盾”，“这矛盾包含了情感与理智，自私与道德的种种错综的抵触”（赵清阁《落叶无限愁》），“情感”和“自私”是个人对自我的追求、对美好爱情的实现，而“理智”和“道德”则是对世俗观念的臣服。璨不敢触碰社会观念的禁忌，“因为我们是活在现实里的，现实会不断地折磨我们！”因此她压抑自己本真的追求，陷于无法克服的苦闷之中。在“矛盾”面前，人的力量如此渺小，以至于只能采取最消极、颓废的方式，人才能解脱：“除非我们一块儿去跳江，才能逃避现实，才能克服矛盾。”（赵清阁《落叶无限愁》）个人要么义无反顾地抛下束缚去追求自我，要么心无旁骛地服膺于伦理教条，单纯地选择其中任何一方都不会让人感到苦闷颓废。但时代转型时期的青年们一方面接受着新思想，另一方面却不能摆脱旧观念，两方相互撕扯较量，禁忌不断迫使个人压抑自我，才致使他们陷入苦闷、颓废的深渊。林徽因的《窘》中的主人公维杉对朋友的女儿芝心生情愫，但因年龄的差距，他既禁不住被芝吸引，又时时顾忌世俗规则，他感到无比苦闷，因年龄的差距被世人看作不伦之恋，世俗的观念犹如一条鸿沟，“桥是搭得过去的，不过深沟仍然是深沟，你搭多少条桥，沟是仍然不会消灭的”（林徽因《窘》）。无论怎样努力，他仍然消弭不了人生的矛盾，他的人生也就充满了苦闷的色调。

这样一些苦闷，是个人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与传统观念发生了矛盾的结果，相比之下，个人性本能的欲求就更是传统伦理极为禁忌的话题，个人正常欲求的满足往往遭到更为激烈的压抑。“五四”对“个人的发见”要求人性的解放，而个人解放的最基本表现就是个人能自主掌握自我的身体，身体不再仅仅于“受之父母”的层面上存在，更在于自我对身体的感知层面上的存在，身体从封建礼教的压抑下被释放出来，个人的情爱性欲从理论上得到正视和肯定，被赋予存在的合法性。但事实上，个人的欲望却常常遭到无情的压抑。郁达夫在《戏剧论》中认为：“个人对社会的斗争，是有尽期的……唯有个人内心的斗争——情欲与理性，本能和道德的斗争——则人类存在一天，斗争也继续一天，就是个人的肉体消亡的时候，也不能入于休战的状态。”^[7]个人的自我确认，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自我身体、感知的把握和正视，所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呼唤自我内心深处本能冲动的释放。然而，正如郁达夫所说，本能冲动并非人的全部，还有理性、伦理道德这些内容也是个人生存所必须遵守的，因此时刻都存在情欲与理性的斗争。正常的情欲长久地被严酷压抑着，将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毫无顾忌地宣泄本能，要么在压抑下扭曲人性，不管是其中的哪一种，都是不健康的人性，所形成的只是精神苦闷与生理苦闷相互纠缠的痛苦个体。

因个人欲望与传统禁忌的对立而形成的苦闷、颓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3个层次，其中的“本我”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人的性本能。性冲动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要求，既是人类活动的最大动力，又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因此，“本我”总是遭到某种程度的压制。在一定范围内，个人能调节情欲冲动与外界压制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持内心的平衡，但当这种压制超出了人能承受的范围，个人本能冲动失去一定的释放空间，就会产生更加强烈的本能冲动。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生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文明是造成人压抑的根源，具体到中国文化体系中，礼教秩序截断了人的本能冲动的释放途径，从而压抑了人的本能结构。在强制的压抑下，个人内心世界难以协调一致，不能达到平衡状态，就会使人形成变异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不管是错失行为，偶发行为或者最轻微的和最严重的精神病，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我们都可以将之追溯到那些最可厌的和被压抑的心理因素。”^[8]对于长久受到礼教观念控制的中国人而言，个人的欲望在释放与压制的两端不停撕扯扭打，却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最终只能在禁忌的压抑下形成难以抒泄的苦闷、颓废。

《茫茫夜》《秋柳》《沉沦》等作品的主人公是有着正常情感需求的个体，他们追求“纯一的爱情”（郁达夫《茫茫夜》），但个性原因与现实原因让他们不能如愿，他们陷入生理的苦闷，只好以“在被窝里的犯罪”来缓解苦闷。然而，生理苦闷的缓解却愈加加深了心里的苦闷，他们的本能情欲与传统道德观念不断搏斗，常常是道德观念压制了本能情欲，个人便陷入对自我的无尽指责。这些青年既有善良的愿望，又有贪欲的苦闷，既以感官肉体的刺激来安抚自我的焦躁，又出于道德而自我谴责。《秋柳》中的质夫在面对海棠时内心矛盾、复杂，过后又是自骂又是忏悔，认为自己是违反道德的叛逆者，是戴着假面具的知识分子，甚至是衣冠禽兽。《沉沦》中的“他”一方面认为个人的性本能是合乎自然的事，如自然界的生灵万物会在春天化育般自然。“他”以对自然情欲的渴求发出了个人的声音。然而，这种声音在不断地肯定中也被自我不断地否定，“他”将满足正常性欲的手淫视为犯罪，深感痛悔；第一次宿娼后，他痛恨自己，不断自责，责问自己“怎么会上那样的地方去？”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最下等的人”。《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作品都表现了传统道德对自我本能欲望的批判。一方面是传统伦理道德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域外新思想下形成的重视自由与解放的现代新伦理，两者之间的抵触不停撕扯着个人内心，使其内心充满了苦闷、颓废，所以人物大多选择死亡来寻求解脱。说到底，这表现了深受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影响的知识青年在面对内心的情欲之火时的无力感。以死亡来解脱内心的苦闷本身在更为深层的叙事层面就显示了道德理性的强大力量，显示了传统禁忌对个人欲求的压抑与驯化。

与男性相比，女性从生来就要承受更严苛的礼教规训，从外部衣着装饰、行为做派，到内在道德要求、思维方式，都被紧紧禁锢在封建伦理秩序中。因此，女性对于正常情欲的要求更加难以启齿。男性情欲被压抑的原因主要在于礼教的规训，而女性则除了遭受比男性更苛刻的礼教压制之外，还必须承受经济物质条件的禁锢，也就是说，女性的情欲在社会的压制下所产生的苦闷更甚于男性。

《周夫人》中的周夫人年轻守寡，得不到任何情感上的关怀，每天以与邻居们掷状元骰度日，生活上虽然富足，但在情感上却极度饥渴。她内心深处对礼教的臣服使她只能压抑心中的欲望与痛苦。直到周夫人遇到长相上与周先生有几分相似的12岁的“我”，她的爱恋便显出了疯狂变异之态。当“我”进到周夫人的房间，她用“含着不尽的深心的眼波”看着我，面对这样非正常的炙热的眼光，“我”试图回避，可是周夫人却将“我”搂在怀里吻，还央求“我”每天都来看她，都来陪伴她。周夫人的这些举动明显折射出她因守寡而长久被压抑的苦闷的心理世界，显露出经由封建伦理浸润和社会习俗束缚的女性的人性扭曲，更引人深省的是，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女性，既未能摆脱旧时代的烙印和束缚，也未能开创新时代的生活方式，只能在新的时代里承受着旧的禁忌，仍然继续着令人无比压抑的旧的悲剧人生。

《春阳》里的蝉阿姨同样是年轻守寡的女性，蝉阿姨在情欲上的缺失比周夫人更严重，蝉阿姨甚至没有过上一天婚姻生活。蝉阿姨的未婚夫在成亲的前75天死了，但因为他是拥有万亩良田的大地主的独生子，她决定还是抱着牌位成亲。蝉阿姨的决定使她获得了产业的继承权，但也注定了她凄苦、悲凉的人生。没有情欲的寂寞生活使她将专注力刻意转移到了对物质的精打细算上，这份精细甚至到了异常吝啬的地步，她只在必需时才买一条手帕，即使花了10分钟才点两个菜，但因为只花费了一块钱，她也沾沾自喜。在潜意识里，她认为只有这样斤斤计较才能让枯寂的生活有价值，才对得起自己牺牲掉的整个人生，其实质是使自我的苦闷从“斤斤计较”上得到某种抒泄。然而，不管再怎么漠视、压抑内心对情欲的向往，情欲依然蠢蠢欲动，所以，在春日的暖阳中，“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她羡慕起对面饭桌的一家三口，期待文雅男子能在自己身边坐下，幻想年轻的男银行职员对自己心生爱恋，在这种种内心涌动间，长久被压抑的情欲释放了出来，露出蝉阿姨潜意识里生命的欲求本色。而银行职员对她的一声呼喊，将她又拽入现实，刚刚浮想联翩的美梦仓皇结束，她仍然要继续黯淡无光的生活。其实，蝉阿姨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渴求，也存有追求的愿望，但可悲的是，从幻想回到现实中的她在痛苦中依然自愿选择对物质财产的占有，“她困难地，但是专心地核算着：菜，茶，白饭，堂彩，付两块钱，找出六角，还有几个铜元呢？”（施蛰存《春阳》）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与蝉阿姨有一定的相似性，她们都是在情欲上极度缺乏，同时紧紧抓住物质财产不放的女性。曹七巧的丈夫是个骨痨病人，曹七巧从未享受过正常的性生活，作为活生生的人，曹七巧有着强烈的情欲苦闷。她渴望爱情，因此将爱倾注在姜家三少爷身上，但三少爷只是和她逢场作戏。没有爱情的曹七巧将欲求转移到财产上，为了能继承家产，她拼命压制自己的欲望，“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张爱玲《金锁记》），她死命压抑自己涌动的情欲。年轻时的曹七巧由于物质上的不自由成为婚姻的牺牲品，她长期遭受性压抑，在物质与情欲的双重压迫下，她产生了极端的苦闷，为了能够抒泄苦闷，她只能以极端的病态心理报复在自己的子女身上。

不管是周夫人，还是蝉阿姨、曹七巧，这些女性作为生命本体，原本鲜活的生命在以性别等级为根基的文化秩序中惨遭碾压，造成深入骨血的苦闷，个人在沉重的精神和物质枷锁下逐渐走向心理变态和疯狂，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宣泄自己的苦闷、绝望。灵与肉之间的搏斗被敌不过的社会关系、物质财富所控制，这时，已不单单是个人情与爱的精神上的冲突，而是社会现实环境和权利关系使人在知晓自我的正常情欲的情况下又自动地、病态地压制生命本能，小说展现出无奈可悲又让人痛恨的人生。由此出发，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苦闷主题其实已超出情绪层面，而深入社会文化层面。

情欲与理性、本能和道德之间的矛盾不断撕扯人的内心，朱光潜对此作过形象的描述：“我们的心境简直是个战场：一方面习俗、教育、宗教、法律所范围的意识处防守地位，时时坚壁固垒，以备不虞；一方面被压制到意识里去的童心兽欲，又时时枕戈待旦，相机而动。”^[9]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心理冲突场中，人心灵深渊中黑暗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力量被立体化地凸现出来，人生也因此充满了苦闷与颓废，而恰恰也正是苦闷与颓废，显示了人某种本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