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存在的荒诞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争战乱频繁、价值标准坍塌、生活颠沛流离，围绕着人的一切都变得虚幻又无意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个人精神愈加惶恐不安，知识分子既对黑暗的现实表达出极大不满，却又寻不到挣脱现状的出路，他们陷入精神的危机，对自身的存在感到荒诞。与现实主义对时代生活社会性的再现追求不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从个人角度出发，现实生活内在化为个体千差万别的感性经验，社会现状的不可理喻、个体生命的无助虚妄浓缩为主体种种光怪陆离的荒诞感受，从而揭示出个体生存的真实状态。
社会现实的荒诞是人行为荒诞的根源，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荒诞”主题首先揭示了社会现实不可理喻的荒诞性。徐霞村的小说《英雄》揭示了都市荒诞的世事风情，张军需号称“打抱不平”的“英雄行为”就是用手枪吓住被谢三太太赶走的“贼”，而自己取而代之，所谓“英雄”成为一种反讽。《爱人》中的雷夫君靠着自己所读过的《恋爱指南》一书帮着同事找到了爱人，而自己的爱人却无法依托一本书来寻找，不知道爱人在什么地方。在林徽因的《宴》中，“我”这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偶然间获得5万元中奖券，设宴款待并感谢“我”的债主，然而讲述借钱的经过实质上是在倾诉自己感受到的生活的荒诞：孙先生极力怂恿我去舞厅，使得“我”欠了他一元钱的债，薛先生在给了“我”许多所谓“忠言逆耳”的忠告后终于借了5元钱给“我”，制衣铺的吴先生热情地鼓动“我”欠他的债，“我”在尤先生那里白跑了5趟又被拖延3个星期后终于借到了30元钱，然而此时借来的钱已经失去了效用，所借来的钱多半也毫无意义，在尴尬与困惑中，生命充满了荒诞感。而更为深刻揭示出社会现实荒诞性的，是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所见到的世界莫不是荒诞不经、不可理喻的，他来到城门之外，看见到处都是汹汹沸沸的人群，牵骆驼的、推粪车的、赶猪群的，还有什么也没干而拿了棍子当警察的，周围的环境显示出混乱失控的景象。算命瞎子莫名其妙地挡路又莫名其妙地让路，火车上去山西打仗的兵明明知道自己这一去必定是朝死路上走，但为了求生却仍然眉飞色舞地前行，“求生”与“送死”成为荒诞的悖论，无人对百姓的命若游丝表示哀怜，只有莫须有先生忘形掉的一颗大眼泪。路上遭遇抢劫，莫须有先生自我宽慰一番后又感到即便命丧强盗之手也“算不了什么”。宽慰了自己之后，莫须有先生在树下休息，却将树下的骆驼认作凶狠的狼。莫须有先生从自我感知的角度出发所看到的外部世界是荒诞谬妄的，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现实生活的荒诞性，人与世界的关系失调，社会的荒谬荒诞让人丧失了支撑其主体存在的精神原点，人被搁置在虚无的精神荒原上。
在外部世界荒谬现实的压迫下，个人的精神状态呈现病态，其行为也随之表现出荒诞性。滕固的小说《眼泪》中的“我”在妻子难产之时不断地“默咒着”妻子与未出世的孩子，希望她们都死掉，以便让自己从此再没有家室的羁绊，能够遨游四海。在臆想着给妻儿作出好的悼亡诗的同时，他又受到良心的谴责并忏悔，但当妻儿无恙后他又“觉得失望了，一切计划都失败了”，除非“把他们弄死”。社会环境的荒诞促使家庭关系异化，人变得非理性，从而产生变态的心理。陈炜谟的《狼筅将军》中揭示了黑暗社会令人发疯的荒诞，举人出身的赵惕蒲的大女儿遭受军队糟蹋，大儿子又被军队逮捕进入监狱致死，其叔父也被土匪所害，一家人的遭遇极为悲惨，在这荒诞的世道里受到多重打击的赵惕蒲开始“变的古怪极了”，他竟然自命为“狼筅将军”，为自己佩上“二等文虎章”，授予自己“陆军中将衔”，此外，他还将次子任命为“陆军少将”，季子任命为“参议”，次女任命为“谘议”，8岁的幼女也被任命为“秘书”，在家门口还插着红纸做的小旗，小旗上写着一个“赵”字，专门煞有其事地安排两个小孩在门前站岗，这两个小孩原本还是与叙述人“我”极熟识的，然而“我”走到门口时，“他们居然不要我进去，问我要名片”。赵惕蒲的一切行为都如此荒谬，引人发笑，然而这是极为沉重的笑，个人在这病入膏肓的社会里无法挣脱，被死死地困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诞的大网中，生命每向前一步都面临着障碍与不幸，在荒诞又冷酷的处境里，赵惕蒲无力真正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但他以荒诞的行为对荒诞的世道进行血泪的控诉，以同样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把握，即使这方式是如此消极又荒唐。
加缪认为，“荒诞”作为一种个人的内在感受，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惯常的生活之间发生断裂，人对以往的生活意义产生怀疑，每天按照似乎是早已规定好了的节奏按部就班地生活，但一旦这“诸种背景崩溃了”，关于“为什么”要沿这样的程式生活的问题被提出，那么“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28]曾经早已习惯的生活程式与节奏变得机械而毫无意义，世界变得不可理解，而人在明知前路虚妄的同时又偏要努力把握世界，两者之间产生的矛盾便形成了荒诞感。《狼筅将军》里的赵惕蒲就是面对荒诞的世界发出了“为什么”的血泪质疑，他荒唐不经的行为方式，正是他不甘于被荒诞世界完全支配而采取的对世界特殊的把握方式，由此而形成的荒诞感便充满了沉重而深刻的意味。
鲁迅则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的荒诞处境，而表现出与西方现代主义相似的美学意义。在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与存在主义的认知中，“荒诞”就是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隔阂，或者是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根本性失调，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提出，人面对的是非理性的东西，但人自身的努力使其体验到了对幸福和理性的欲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29]。加缪的这一说法与鲁迅的“梦醒了无路可走”极为相似，《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从文字里读出中国的历史不过“吃人”二字，对人们长久习以为常的东西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由此狂人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想要呼吁世道启蒙大众，但狂人的清醒在大众眼里却是发了疯，大众眼里的狂人也是荒谬的，狂人被社会隔绝，无法启蒙大众，但当狂人“清醒”后被大众接受，他同样无法实现启蒙的目的，因为“清醒”后的他“候补”去了。鲁迅在《狂人日记》的小引与正文之间伏设下一个关于“清醒”与“荒诞”的悖论。《长明灯》里疯子的那一句“我放火”，原本是精神界斗士对压迫人的传统的大声质疑与强烈批判，但先觉者的这句满含悲壮斗志的话语，却最终被象征着未来希望的孩子们笑嘻嘻地编进儿歌，疯子成为孩童也在嘲笑的对象。原本应该是具有巨大震撼意义的“我放火”，在不合理、非理性的社会里竟然沦落成毫无价值的胡诌，世界已经如此荒诞。《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的人生是充满了悖论的荒诞人生，即想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且独立性地活下去，却无法存活，对自己和世人满怀善意却不被善待，几乎落到求乞的境地。当丧失了自为的孤独和信仰，不配作为真正的人活着的时候，通过作践自己和世人的方式却反被逢迎和吹捧。魏连殳选择苟且现实的背后，是他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和对自我灵魂的鞭打——“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鲁迅《孤独者》）。魏连殳用自己消极又荒诞的行为对抗着这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荒诞世界。
揭示现实的荒诞，表现人荒诞的人生处境，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主题，作家在自我切身经验的烛照之下，展示命运的不可捉摸、现实的荒诞不经，“荒诞”在作家的笔下，已经不仅仅是某个时代的特有产物，而是成为人类所面临的整体困境。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就是一部表现人存在之荒诞性的小说。小说从莫须有先生的名字开始，就透露了一种人生虚妄的荒诞意识。关于莫须有先生的年龄、籍贯、姓名都是模糊不清的，姓氏原本应该是一个人宗族血缘的证明，可是莫须有先生花费了好大气力来考察自己是否姓王，却仍旧不能确定。失去了自己的亲缘关系，个人似乎也就成为世界上被隔离的孤魂。自己的岁数到底是多少，很多时候莫须有先生自己也“捉摸不定”，而他的籍贯在何处，就更是一无所知了。莫须有先生除了有个名号叫“莫须有”，其他所有能定性此人的内容都模糊混乱、飘忽不定，人失去了能够标识自我的内容，而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人的一切都是荒谬的。在第二章里，莫须有先生煞有其事地下乡，但可笑的是，没有人知道莫须有先生为何要下乡，甚至于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何下乡。莫须有先生这种不知缘由、不问前路的非理性行为，其实恰恰是世界荒诞性存在的表现。时间在莫须有先生这里也失去了意义，他的日记有的标识了日子却没有年月，而有的连日子都缺失了，甚至日记上许多地方只有一个看不出意思的号码。莫须有先生与房东太太、“三脚猫”太太的谈话无一不是无聊至极的，人生在这些苍白肤浅的对话中显示出其意义的丧失。野孩子在墙上把莫须有先生写成“王八”，可是他毫不在意，只是感觉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莫须有先生睡午觉的时候”（废名《莫须有先生传》），生活成为日复一日的无意义的重复。废名笔下莫须有先生的荒诞行径与荒诞体验，与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笔下人物的荒诞描写何其相似。《审判》里的K在自己30岁生日当天莫名其妙地被逮捕，没有任何人知道原因，最终被两个象征着无常宿命的黑衣人刺死。《城堡》中的K也是莫名其妙被派去测量土地，城堡虽近在咫尺，却无论如何不能接近，而模糊不定的城堡主人的威压却无处不在，在其压迫之下，K精疲力竭，至死也未能进入城堡。K与莫须有先生一样，都生活在异己、冷酷的世界里，面对着荒诞的现实，经历着现实的荒诞，在不可捉摸的世界中，个人犹如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浮叶，随时都可能在命运的浪头下倾覆。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荒诞派戏剧所表现的荒诞仍然还是废名笔下莫须有先生的荒诞不经，贝克特《等待戈多》里的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一位他们也不知道具体身份的人物，这位身份不明者一直未来到，他们俩也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无聊、荒诞的对话与行为。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不断重复的荒诞又无意义的生命与莫须有先生每日将“睡午觉”作为时间流逝的标志十分类似，而《等待戈多》中人物在荒诞的现实下失去了人的完整性，只剩下一个抽象的符号标志，这是莫须有先生连确认自己身份都做不到的荒诞人生经历的另一种表现。莫须有先生在荒诞世界里怀有自己的希望与追求，但小说在结尾处却无可奈何地指出，莫须有先生所追求的理想“恰恰都在社会习惯所指定的正道的反面”。同样，《城堡》《审判》里的K虽置身于不可理喻的荒诞世界，但仍然期望弄清楚自己所遭遇的一切，《等待戈多》里的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无聊、荒诞的生命中也仍然怀着对未来的某种期许等待着戈多。理想的追求与世界的非理性压迫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这些作品荒诞感的深刻来源，在这一张力结构中，“荒诞”显示出其震撼人心的美学价值。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将荒诞的人生体验与人生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叩问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而表现出存在主义的色调。袁犀的短篇小说集《时间》含有浓重的存在主义色彩，袁犀在《时间》集的《卷末记》中表达了自己创作此小说集的主旨以及对文学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不过是时间的堆积而已，“我这一本小书，是我的生命的记录，生命也只是时间的连续”，而人都在经受时间的试炼，人无法超越时间，因此“时间是苦恼而已”，而“苦恼的自觉岂不就是文学吗？”[30]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讨论“荒诞”感的来源时指出，“时间”是其来源的重要方面之一。加缪认为，人们习惯于“向着未来生活”，将眼光望向“以后”，以便使得我们的生活在时间的线性发展中得到延续，然而人是“属于时间的”，他无法超越时间，这就“使他感到震惊的恐怖”，一方面，他将希望寄托于“明天”，但另一方面，在时间里“他的一切都不被接受”，而“这种肉体的反抗，就是荒谬”。[31]加缪所说的因时间流逝而起的“震惊的恐怖”，就是袁犀的“时间是苦恼”，袁犀在自我对“时间”的主体化体验中发掘出“荒诞”的意义，《时间》集里的《红裙》《绝色》《蜘蛛》等作品均揭示了人生的荒诞。《红裙》里的陈迈对妻子厌恶，而心仪于另一位少女，他感到自己对少女所犯的罪恶，求援于基督教的忏悔而得到解脱。但可悲的是，这只是一个梦，梦醒后他厌恶的妻子仍旧在眼前，自己依然滞留在悔恨之中，于是他开始下意识地说谎，企图以语言的虚假反抗自身不可摆脱的宿命，但终归还是失败了。《绝色》里的江捷因为母亲的悲剧而以自己的美貌向上流社会报复，他决心以“肉体的毁灭”获得“新生”，他的死亡让他“发出庄严的光辉，向着天界飞去”，在此江捷成为一个“新生”的英雄，然而小说结尾却告诉读者，这不过是别人虚构的小说，是一个虚假的“神话”，现实的生活依旧荒诞、黑暗。《蜘蛛》则预示着人们不自知地生活在一个“强烈地黏着的精神的大网”中，惶恐地接受着精神的重压，生活犹如梦魇般可怕。袁犀在小说集《时间》中表达了人满怀对未来的向往，但时间具有不可超越性，人的挣扎只会带来毁灭与绝望，时间的流逝也就意味着“苦恼”，而人存在的荒诞也就由此产生。徐訏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样是存在的荒诞，《鬼恋》中的“人”与“鬼”、永恒与生命、人性与神性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美”的理想在现实世界永远不能实现。《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里“我”无法解开理智与情感、现世的爱与超凡的爱之间的矛盾，只能继续在荒诞的世界茫然无措，寻不到“何处是我的归途”。《江湖行》《烟圈》《盲恋》《选择》等小说也深刻揭示了人生虚妄荒诞的生存境遇，在荒诞的世界里，人难以把握自己的人生，“存在即是荒诞”成为人的宿命。
【注释】
[1]石评梅：《石评梅作品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页。
[2]丁玲：《我的创作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版，第23页。
[3]郁达夫：《〈鸡肋集〉题辞》，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4]郁达夫：《〈达夫全集〉自序》，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5]郭沫若：《论郁达夫》，载《人物杂志》1946年第3期。
[6]未明：《庐隐论》，载《文学》1934年第3卷第1期。
[7]郁达夫：《戏剧论》，见《艺文私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8]高宜扬：《弗洛伊德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页。
[9]朱光潜：《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载《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14号。
[10]转引自冯至：《冯至全集》（第十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11]郁达夫：《鸡肋集·题辞》，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12]郁达夫：《忏余独白》，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13]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14]吕周聚：《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15][日]箱崎总一：《孤独心态的超越》，何逸尘译，世界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54页。
[16]鲁迅：《俄文译文〈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17]穆时英：《公墓·自序》，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4页。
[18]施蛰存：《鸦》，见《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19]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20]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21]丁玲：《日》，见《丁玲文集》（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
[22]包亚明：《上海酒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23]吴福辉：《京海晚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24]禾金：《造型动力学》，载《小说》1934年第9期。
[25][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26][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27]施蛰存：《终于敢骂“洋鬼子”了》，载《文汇报》1993年1月14日。
[28][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29][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30]袁犀：《时间·卷末记》，文昌书店1945年版，第197～198页。
[31][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