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学观念的确立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聚焦的视域从外在世界转为人的内在心理世界，聚焦的中心是个人无限复杂的主观经验与感知，这表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将个人独特的生命存在凸显到首位，而其根底是新的人学观念的确立。在关于“人”的认识上，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既区别于现实主义小说将人放在物质环境、社会关系中展开，赋予人类型化的社会学意义，又区别于浪漫主义小说乐观地认为人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理性的情感者，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将“人”理解为具有独特性的“个人”，这一独特的“个人”的存在表征不单是与他人共通之处，也不单是可见的物质条件、社会关系，甚至也不仅是处于理性控制下的情感，能成为独特的“这一个”，最重要的就在于个人化的心理，主体复杂幽曲、晦暗难明的心理世界和差异万千的主观经验成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具体“个人”的界定。可以说，从“人”到“个人”，最终到个人化的心理，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得以形成的关键。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学很早就有关于“人”的概念的相关学说。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在于禽兽没有同情心，而人却具有包含道德意识的恻隐之心。荀子在回答“人之所以为人者”这一问题时，同样认为是伦理道德决定了人的本质，“今途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途之人明矣”（《荀子·性恶》）。后来，以道德意识为核心的“人”的概念再深入融合于各层次的社会结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将个人纳入家国天下的体系，人是作为伦理体系中的部件而被定性的。陆九渊提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说就认为，人应该有共同的认知思考，而这些认知思考又必须与社会的法则一致。在这样一种被规范的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形式当然也就无法越出常规的方式，个人由于社会秩序的桎梏，只能作为整体中一个模糊的部分出现，所表达的也只能是人与外在群体的关系。描写心理的作品往往借助可见之境、人物言行来暗示，即使有直呈人物心理的片段，基本也是抒写社会允许的共通的情感。
针对这样的传统，瞿世英明确指出，其缺点就在于“作品中没有个性存在，无明了的人格读者只能知道一件事或许多件事，而不能了解作品中的人”[1]。赛珍珠在比较了中、西小说的特点后，也同样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认为，在中国的小说中，人从出生到死亡是早已被安排好的模型，命运只是外界加载于人身上的，却从来不是自人的本身出发的。[2]郁达夫认为，以往的人，只是作为道和父母的对象而存在，其本身并无意义。因此，回顾“五四”时，郁达夫将“个人”的发见认定为“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认为只有首先承认“为自我而存在”的个人的合法性，才会有社会、国家、宗族的存在。[3]郁达夫强调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五四”前后许多新文学者笔下都有过相似的表达。鲁迅在借鉴了欧洲18世纪以来不同的知识传统后得出结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这种“个人”并非仅具有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强健的精神，即“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4]这样的“个人”观是对传统“克己”“抑己”人学观的颠覆，是新文学者们以西方理论为工具，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秩序的批判，为人的个性的张扬、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对人的重视、对人的生命尊严和生存价值的肯定，使得人从过去被群体和伦理秩序压制的符号形象中挣脱出来，而成为具有具体含义的鲜活的生命。
思想上对自我的肯定反映在文学领域，则是对自我的表现。周作人1919年的演讲《新文学的要求》对后来的新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他认为，关乎人的文学就是个人要以既属于人类，又首先要具有个体独立之价值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幸福的文学”[5]。后来，周作人直接宣称：“文艺只是自我的表现。”[6]在“个人”的观念下，文学形成了“自我”的表现要求，冰心以自己独特的文学气质呼吁“请努力的发挥个性，表现自己”[7]，王统照等作家也都呼吁文学的自我表现作用。可以说，中国新文学是以“个人”的确立为起点而发展的。然而，仅仅是发掘了理性自觉的“个人”“自我”，还不能产生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只有更深地认识了长久以来被历史淹没的那个非理性的“个人”“自我”，真正全面了解心理的真相，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才能真正完成小说的转向，从传统的群体性外向物质化转移到个体性内在感受化，实现个人化的心理，从而形成对人复杂而微妙的内在世界进行探索的小说模式。
由于中国时代的特殊性，西方经过几百年形成的文化思潮在同一时空背景下传入中国，因而，在新文学者们借助西方文艺复兴思潮对人进行理性发现的过程中，将人推进到“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地位的同时，中国的先锋作家又开始对人进行了第二次探索发现。“从理性的人到非理性的人，从人的第一次发现到人的第二次发现，从完整的自我到分裂的主体，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人学观念和文学观念的产生。”[8]而完成这一转向的一个关键点，是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对人的全新认识。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以人复杂的内在心灵世界为关注点，强调人主观精神的巨大生命能量。在西方非理性哲学的引导下，郭沫若激情地推崇自我表现，他认为个体自我是神圣的，在《生命的文学》中，他坚持文学的本质就是生命，是个人生命中的情感、冲动、意识的直接表现，坚持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他大声宣扬：“文艺是出于自我表现。”[9]郁达夫直陈“自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自我”[10]，他要求作家必须先要有“强的个性”，文学的表现对象不是生活现象，而是要返回观察者本身，关照主体的内心情感世界。郑伯奇宣称，“艺术只是自我的表现”，而这自我应该是一个“赤裸裸的自我”，文学要表现的是“赤裸裸的自我”的情感与印象。[11]这里的“个人”“自我”，不是理性规范下的大写的“人”，而是具有非理性情绪和生命冲动的独特的“自我”。
在理性精神的规约下，“个人”长久以来被看作一个“健全而合理”的整体，而现代心理学真正深入到人未曾被发现的层面，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将这个看似完美的“整体”细致地剖解开，将之分为分裂的“超我”“自我”和“本我”三个层面。在精神分析学的解剖刀下，自认为“健全而合理”的自我被解构为丑恶难堪、扭曲矛盾的怪物，个人不再是社会观念、群体意志、伦理秩序的抽象符号，也不仅是“健全而合理”的“超我”，而是一个具有多个心理层面和复杂人格结构、涌动着无限生命动力的真实生命存在。正是在现代哲学、心理学的帮助下，对“个人”的认识进入全新的境地，认为人不仅有理性的一面，也真实地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不仅是真挚、高尚、热烈的，也是丑恶、扭曲、阴暗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新的人学观的基础上对“自我”形成了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使得个人化的独特心灵世界的呈现成为可能。
在新的人学观下，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文学表现的“自我”呈现出新的理解，向着深层的个体体验与复杂的心理世界开掘，向着个人具体而微的心灵图景突进。郁达夫的众多小说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来表现骚动不安的主体自我，在《沉沦》《茫茫夜》《秋柳》等小说中，个人绝不是那个“健全而合理”的自我，而是在“超我”“自我”“本我”三个心理层次中不断牵扯撕扭的复杂精神整体。路翎在其小说中不断呈现出充满生命冲动与本能力量的焦虑自我。穆时英、刘呐鸥在都市感官的刺激下，构建起在本能欲望的满足中的那个单向度的自我。施蛰存在《旅社》《魔道》《夜叉》中，以自己对生活的切身感受，塑造了精神分裂的自我。张爱玲以自己的细腻与敏感，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个人与金钱的关系中感受着凡夫俗子的心灵世界，勾画出或阴暗、或疯狂、或异化的自我。在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中，小说以中心人物林未匀和梅纶年繁复的内在感知，建构了一个在历史的挤压下不停寻找存在感的自我。在穆时英的PIERROT中，潘鹤龄身处无数朋友及读者之中，接受无数赞美，然而自己却总是陷入怪圈：自己要说的话，他们全没听到，而他们听到的却全不是自己所要说的话。在这个循环的怪圈里，人与人无法真正沟通了解，个人只能是一个寂寞孤独的自我。甚至于无名氏在《无名书稿》中就完全以主人公印蒂对不断裂变的自我的追寻与完成来构筑巨作。聪明懂事、成绩优异的印蒂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原因就在于对“自我”的新的认识：“我突然发觉，过去所有生活，全无自我意识。我只是环境牵线下的一具十足木偶。从今天起，那沉睡在黑暗心灵中的‘我’，第一次睁开眼睛，从漫长噩梦中醒来。这个‘我’第一次决定开始要做它的躯壳的主人，而把原先所有各式各样的主人赶走。一点不错，这以前，我有许多主人。这以后，他们只凝成一个主人：‘我’。”（无名氏《野兽、野兽、野兽》）为了实现这个“我”，印蒂开始不断地追求，他参加革命，在生命本能的冲动下坠入情网，在得到爱情后又受生命的诱惑离开恋人，堕入酒色与黑暗，又从不止息地在欲望中升华自我。印蒂每一次对下一个自我的寻求，都基于他对“我已经完全失去‘自我’，失却个性”的焦虑，这样的焦虑一方面让他不断逃避，另一方面却又促使他不断向圆全的自我进发，成为一个向自我挑战的勇士。印蒂在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审视与探索中，构建起了一个焦虑而又勇猛的自我。
从“人”到“个人”，从理性的、有尊严的“人”深入到有着独特感受和复杂心理层面的“个人”，新的人学观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全新的视域，从而使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个人化的心理有了真切而深入的认识，“自我”成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精神整体，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自我”的诸像中将现代人内心的苦闷、颓废、寂寞、惊恐、焦虑、压抑呈现出来，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感受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