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漂泊与怀乡

“漂泊”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孤独生存境遇的典型表现，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方面，社会巨变摧毁了家族制度与士子进仕的途径，在古代还能通过科举一展宏图的读书人，在现代却找不到自己明确的出路，伴随着家境没落所形成的生存压力，他们只能通过走异地、逃异地的方式来缓解物质的窘迫，在外的漂泊未必能使物质窘迫得到缓解，但却必定带来飘零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另一方面，旧的体系开始崩溃，而新的未来又如此茫然，摆脱了旧体制的青年，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处于“无根”的状态，为了摆脱精神上的困境，知识青年同样选择“出走”的方式，然而“出走”仍然无法为他们提供精神世界的新支柱，他们依旧深陷“无根”的沼泽，心灵无所依傍，人被孤独与寂寞吞噬。陈翔鹤在其小说《一个偶遇的故事》中清晰地点明了青年们的这种境况，青年们身处“时代艰难”之中，对于旧时的生活道德、家庭等都已经失去了信仰，但“又一时缺乏新的东西起来代替”，只能在人海浮沉，“一任波涛澎湃，自己横冲直撞，完全毫无出路。而结果呢，则为于人于己，都两败俱伤；到底来，真也是渺乎不自知其所可的了”（陈翔鹤《一个偶遇的故事》）。青年们兴奋激昂地从宗法社会冲脱出来，旋即却又落入新的专制文化，从乡野村落到繁华都市，从落后的中国故乡到寄寓了美好理想的国外，青年们漂泊的足迹印满了每个角落，可是却无一处能让心灵得到皈依，处处都是陌生异己的环境和文化，“横冲直撞”的行动带来“毫无出路”的焦虑，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产生了浓厚的寂寞感。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大多有过漂泊的经历，郁达夫就称自己是“一个顽迷不醒的游荡儿”^[11]“一个永远的旅人（An eternal pilgrim）”^[12]。郁达夫将自己漂泊的孤独寂寞体验直接融入小说的创作，《沉沦》《茑萝行》《烟影》《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郁达夫自身孤独漂泊心灵的化身，不论是“我”还是“文朴”，生存都面临窘困之境，有抱负却无实施之处，物质生活落魄，夫妻别离、朋友离散、经济拮据、漂泊异乡成为生存的常态，流落异乡的漂泊者有家难回，诉说着游子感伤孤寂的情思。

少年时代的郭沫若不满于生活的现状，希冀着以“出走”的方式突破现实，“只想离开故乡，近则想跑成都，远则想跑北京、上海，更远则想跑日本或美国”^[13]。后来，郭沫若前往日本留学，又辗转奔波于日本与上海，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工作、写作都没有保障，陷入困顿的漂泊，“出走”并不如原先想象般美好，他的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寥之感。他在自己的小说《十字架》中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孤寂感受：“我依然是寂寞，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一种深不可测的孤独的悲哀好像回旋一样涌起上来。”《歧路》和《炼狱》中的爱牟为了谋求生活，不停地进行着地理的迁移，在四川、上海、无锡、福冈等中日之地来回奔波，而他走过这么多的地方，却无一处是自己的安身之所。他“牺牲了妻儿”，没有亲情的慰藉，物质生活依旧窘困，也找不到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被社会否定漠视、被他人忽视拒绝的心理重压让他将自己定性为“被幸福遗弃了的囚人”（郭沫若《炼狱》），人际的孤独与内心的孤独相互纠缠，敏感脆弱的内心遭受吞噬。《行路难》里的爱牟也是不断漂泊的孤独者，满溢着凄凉感伤之情细数着一家人流浪的次数——“六岁的大儿，十九次，四岁的二儿，十次，岁半的三儿，七次”，他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人际上的孤独、精神上的迷失成为个人真实的生存状态。

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更是漂泊者孤独寂寞心境的写照，《一个流浪人的新年》中的“他”是一个孤苦地生活在异国的流浪人，在异国他乡漂泊的“他”生活毫无色彩可言，无论寒暑都只有两件事可做，要么孤零零去街上办事，要么凄清清回到家独居。除夕的时候，街上热闹非凡，旁人都在一家团聚，而他只能茕茕孑立。孤独的毫无生气的生活致使“他”对时间的感知发生了变形，时间于“他”而言是封闭静止的，去年的除夕好像才过去几天而已。除夕之夜与几个同病相怜的朋友一起回忆往事度过，但快乐的回忆与凄苦的现实形成截然对比，更是徒添了无尽的惆怅孤苦。原本象征新开始的新年钟声，在这一群异国游子听来毫无希望可言，反而是让人感到苦闷甚至惊惧的“去了！去了！”或“来了来了”。新年过后，生活依旧如往常一样单调枯燥，“他”仍然重复着清早乘电车去上班，晚上又坐电车回到住处的机械生活，“一天去了，两天去了，一个月去了，两个月去了，这样的生活要过几多时，那只有上帝知道”（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被放逐了精神的“他”一如行尸走肉，丧失了感觉，无人关心“他”的存在。“他”的流浪不仅仅指“他”身处异国，更是指“他”精神上的流浪放逐，异国的漂泊使“他”的心灵孤独虚无，丧失了对生活的希冀，只如同机械般运转。这些异国漂泊的游子，原本是为着前途与理想而走上异乡的旅途，然而社会混乱不堪的环境，知识青年软弱的个性和敏感的神经，再加上大时代总体晦暗的氛围，无数的“他”找不到前路的方向，彷徨茫然间又缺少精神的支持，人际关系上难以融入。外在无法建立人际关系，而内在同样也无法构建起独立的精神体系，时代夹缝中的“他们”遭受着人际孤独与内心孤独的双重折磨。

对于去往遥远异国的游子来说，异国陌生的环境、遥远的旅途距离，再加上自己国家落后羸弱所带来的自卑感，使得这些漂泊在异国的游子必然产生浓得化不开的孤独寂寞。对于并未去往异国，只是在国内迁徙辗转的游子来说，孤独寂寞之感并不少于异国的游子，其中最突出的是都市漂泊所带来的孤独感。黑婴的《上海的Sonata》中的农村青年王克坐着火车来到上海，车窗外静谧和平的田野风光与车厢里龌龊混乱的男女交替在他眼前闪现，流淌着传统乡土骨血的王克对于即将开始的都市漂泊感到惊疑，陌生的都市景观让他感到光怪陆离，似乎都市正张大了嘴笑着要将他吞入肚腹。当王克进入都会生活，他体验到的是工厂的轰鸣、轮船的怒吼、男女放肆的情爱、爵士乐疯狂的旋律、混合了烟味酒味女人味的空气，所有这些带给王克的都是既刺激又陌生的体验，使他沉迷于都市节奏的同时，又感到彻骨的虚无，当下都市的风流与原先心灵的希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他在舞厅随着爵士乐的节奏“没了脑袋似地”舞动时，他深深地感到“心是寂寞的”，都市无聊又纷乱的生活让王克只剩下如同置身荒原一般的孤寂感和茫然无措：“上海呵，大原野一样的荒凉！——我将往哪里去啊？”（黑婴《上海的Sonata》）都市生活与乡土传统本来就是冲突的两端，像王克一样的农村青年们奔向都市是漂泊到都市的异乡人，与都市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巨大的隔阂，他们虽然沉溺在都市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中，但浸润了乡土观念的心灵却又无法真正接受都市文明，说到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的对立，青年们奔向新的文明，却又难以舍弃旧的传统，向前不能真正走进都市生活，向后却又渐渐失去了乡土依靠，他们被悬置于文明的中空地带，茫然不知前路，只剩下荒凉的孤寂。与《上海的Sonata》相同，黑婴的《五月的支那》也表现了孤寂漂泊的主题，英国水手佐治称自己为“地球流浪者”，他一直以来的生活状态就是漂泊，“走遍了东西和南北，地球的流浪者一年一年地老了”，浪迹天涯的佐治沉迷于每一个所到之处，在五月，他迷恋上上海的喧嚣，过着“从马路拐进舞场，从舞场拐进影戏院”的生活，“地球流浪者有点子迷恋她”。可是这让人迷恋的都市节奏又让人感到虚无，“日子过得有点模糊”，都市留给佐治的心理感受是满大街都“飘荡着都市的浮萍”，在他看似放荡不羁的行径中其实潜伏着一触即发的漂泊孤寂感，处处流浪处处为家，但事实上却处处无家，面对前路迷失了方向——“地球不是很大吗？然而他觉得没地方去！”心灵永远都寻不到安身之所，只能是漂泊的游魂，因此只剩下“海底般深的空虚，在心坎里”（黑婴的《五月的支那》）。

都市漂泊带来深入骨髓的孤独与寂寞，“我的眼前有的只是一片沙漠，像太古一样地沉默”（刘呐鸥《游戏》）。作家这种绝望的孤寂感，来源于个人与都市无法调和的游离状态，他们在喧嚣拥挤的都市中不断张望，却难以寻到一个与都市契合的点，将自己定位为都市的弃儿，在被都市遗弃的人眼中，繁华的都市成为令人窒息的荒土。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反复表现了都市漂泊的孤寂主题，陈翔鹤在《不安定的灵魂》中直陈自己带着绝望意味的孤寂感：“我只觉得我这条生命是多余着！而我在这繁华的都会中，完全只是一个人，四周围都是荒土。”刘呐鸥笔下那一个个都市孤寂的个体，穆时英笔下被都市“压扁”了的游魂，他们永远在“辽远的城市”中进行着“辽远的旅程”（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犹如“夜游神似的，独自个儿在夜的都市里踱着……可是他是孤独的”（穆时英《夜》）。这些漂泊游魂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疏远感，他们既疏远了本乡本土的文化根源，又隔阂于现代都市文化，成为深陷都市的孤苦无依的漫游者，在时代夹缝中失去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定位，陷入身份无根的孤寂状态，只能痛苦地诉说着自我的孤寂情绪。

漂泊者的生存状态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漂泊的主体犹如浮萍般游荡异乡，主体的内心充满了焦虑、苦闷、孤独的情绪。漂泊是为了改善生存的状态，然而结果却往往是陷入更为孤寂虚无的人生。于此，“怀乡”作为回归家园的象征形式，成为漂泊者摆脱孤寂焦虑、寻回心灵栖息之所的重要乃至唯一途径。路翎笔下的蒋家儿女，为了寻找自己理想的栖息地，他们带着希望与期待冲出家庭漂泊在外，但在外的漂泊却时常让他们有前路迷茫、孤寂无措之感，原本竭力要突破摧毁的家，此时却成为温馨的港湾，在精神的还乡中，蒋家儿女漂泊孤寂的灵魂得到了抚慰，譬如蒋家的“后花园”，它带给蒋家儿女宁静与温暖，“这对于蒋家底感情细致的人们是重要的”，“蒋家的人们每人爱这个后花园的一部分”（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就算是脱离家庭、脱离过去最为彻底的蒋纯祖，当他在外漂泊的灵魂陷于最痛苦孤寂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苏州家里的后花园成为一次次抚慰温暖他心灵的良方，让他漂泊不安的灵魂有了暂时的栖息地。“怀乡”使漂泊的主体有了心灵回归的可能，然而这仅仅只是一种可能而已，存在主义认为，从永恒的角度来说，追寻从来都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结果，追寻的最终指向是虚幻。主体的漂泊是为了追寻更合适的灵魂栖息地，但漂泊让主体感到深深的孤寂，于是主体转而通过“怀乡”来弥补心灵的苦痛，但回归的“乡”早已不是主体想象中的甜蜜港湾，故乡也变成了“异乡”，漂泊者的怀乡面临的是梦的失落与再度放逐，也就是说，不管是“漂泊”还是“怀乡”，主体都难以找到让自己心灵安息的港湾，永远只能孤苦无依地游荡于“异乡”，在心底沉吟着孤苦寂冷的悲歌。所以，路翎笔下宁静温馨的“后花园”不过是蒋家儿女漂泊旅途中一个短暂的驿站而已，漂泊者得到的不过是空洞虚无的慰藉，“怀乡”带来的是再度放逐，他们永远处于无所依傍的孤寂状态。

精神“怀乡”带来的虚妄、孤寂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普遍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刘呐鸥的《风景》中的主人公燃青厌恶都市的环境，“机械的”“直线的”都市使他感到孤独、寂寞、厌烦，为了去新都获得“一个重要会议的智识”，他乘火车踏上旅途，他向往车窗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乡村，燃青如此热爱、怀恋乡村风景和古风习俗：向着天风大叫的牧童、瓜田里争先飞起的鸦群、古色苍然的半颓城墙、扬着白帆的水上小艇，在这些“中世纪的旧梦”中，他感到异常舒适。然而，燃青的孤寂并未能够消弭，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仍旧要继续都市孤寂的漂泊，那些美好的“含着阿摩尼亚的田园的清风”只不过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中世纪的“旧梦”而已。穆时英在《公墓》中用想象中“结着轻愁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来象征“古旧的乡村”，以之来对比主人公“我”所厌倦的都市，这朦胧的丁香般的姑娘让在都市孤寂漂泊的“我”感到温馨甜蜜，“我”孤独抑郁的灵魂得到抚慰，犹如“吃朱古力时的感觉”。但是，这慰藉只是霎时的，一瞬间这甜蜜的感觉就“像云似的飞啦，捉摸不到”，精神“怀乡”的梦想在倏忽之间破灭，剩下的只有“枯叶”“冷冷的公墓”“冷感的风”，“我”的前路依旧是孤苦虚无的漂泊之旅。

离乡背井踏上漂泊之旅是孤寂痛苦的，怀乡所得到的慰藉又如此短暂，甚至连霎时的精神抚慰都成为一种奢望，回归往往不仅不能带来些许抚慰，反而将人推进绝望的悬浮境地。像郁达夫、郭沫若一样漂泊异国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中反复表现了一种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阳春别》里的王凯云从日本回到祖国，原本以为归国还乡可以为心灵找到安息之所，但回到上海后生存更加困顿，不仅物质上落魄，在人际交往上也陷入与人隔绝的状态，最终只能将自己的大学文凭典当了20圆，被迫又漂泊回日本。故乡已经不是可以给予心灵片刻温暖的处所，故乡甚至比异乡还让游子感到落寞悲凉，“在中国哪里容得下我们！”（郭沫若《阳春别》）这喟叹充满了哀婉凄恻，它不仅表现了漂泊者还乡后落魄凄凉的物质生活状况，更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无可附着的生存窘境，表达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隔阂。他们当初以“漂泊”求得奋力冲决，还乡归来已经意味着当初的希望破灭，他们希冀通过“还乡”使得心灵得到皈依，但问题是，接受了现代文明启蒙的漂泊者们已经远离了传统，并且传统也不再是漂泊者心中设想的原初形态。当主体踏上“漂泊”旅途的那一霎，他就已经将传统抛弃，传统也将他放逐。同样，当主体寻着回归的路途“怀乡”，他也背弃了现代文明。不管是冲决还是回归，都意味着背离，他们置身于生存的悖论之中，永远都悬浮在茫然的状态。冲决的美好愿望和漂泊的孤寂凄凉，以及还乡的强烈期盼和归来的绝望苍凉，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导致主体进退失据，在还乡后又被迫再次出离，孤寂漂泊成为生命的注解。鲁迅在小说中不断表达了漂泊者“离去—归来—再度离去”的孤寂宿命，郁达夫在小说中用自杀来解脱漂泊者孤寂无依的生命，沈从文孤独地在“边城”里喟叹尽“时间的无奈”，师陀在“果园城”中揭示漂泊者面临“故乡”与“异乡”双重失落的孤独窘境，施蛰存在都市喧闹外做着美好却易破碎的怀乡美梦，杜衡甚至在《还乡病》中怨愤地表达自己对无家可归的无奈：“被破坏了的记忆再也没有法子补偿。碰来碰去的世界都不外乎是这么回事。”（杜衡《怀乡病》）诸多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以自身的经验感受揭示人文化失根的孤寂境遇，表现生命存在的尴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