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界说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语，是“文”与“化”这两个字的复合。“文”字最早可见于商代甲骨文，形似身有花纹袒胸而立之人，后引申为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有了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序》所载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字出现稍晚，不见于甲骨文，有改易、变幻、生成诸义，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和性质的改变，后引申为教行、迁善等社会意义。

“文”“化”二字的复合使用，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情。《周易·贲卦·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构成复杂交错，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意思显而易见。

至西汉，刘向作《说苑》，始将“文”“化”二字正式联为一词。该书《指武》篇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天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其后，晋人束皙在《补亡诗·由仪》中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意思是“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十分明显，在汉语系统中，“文化”一词的本义是与“武功”“武力”相对的，指以文德教化天下，这里面既有政治主张，又有伦理意义。

西方各民族语言系统中，亦多有与“文化”对应的词汇，不过它们相互之间还有细微差别。拉丁文“Culture”，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与拉丁文同属印欧语系的英文、法文，也用“Culture”来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这就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的内涵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Culture”却是从人类的物质生活活动生发，继而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从这层意义上分析，“Culture”的内涵比“文化”更为宽广，而与中国语言系统中的另一词汇“文明”更加贴近。“文明”从词源学上追溯，正如唐朝时期的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智文明”时所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是从人类的物质创造，尤其是对火的利用后，扩展到精神的光明领域，进而普照大地的。简而言之，“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文化”。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共称为四大“文明古国”而不称“文化古国”，也有部分原因在此。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文化在时间上的流变和空间上的差异，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浓厚兴趣。近代以来，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带来的研究手段和条件的极大改善，尤其是社会进步大趋势对于精神养料的迫切需求，更直接促成专业化的文化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已基本达成如下共识：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植立之兽”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相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及人的身体的各种自然属性。文化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同时也改造“改造者”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