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
中国历史中的秦汉王朝是霸气外显、气势宏大的。秦帝国是与包含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的世界性大国；汉朝帝国的版图与事功更是在秦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只有罗马。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勃兴与发展。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绵延万里、巍然千秋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池，“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弘眼光光照历史的《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成就。
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的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一）秦朝儒法之争
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处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思想并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因此，秦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天下的秦帝国的同时，积极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当时最大的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物，推行的制度也都是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当时的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的思想妄图恢复西周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局面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公元前213年，秦朝丞相李斯进言，说诸子百家“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秦始皇于当年开始销毁除法家以外的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直到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这一事件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勃发展的自由学术空气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二）汉初儒道冲突
西汉初期统治者在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后，对于确立什么样的统治思想及其理论基础，仍然处于摸索之中，地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汉高祖初定天下之时，任用的人主要是武将功臣，对儒家持轻蔑态度。惠帝、文帝和景帝等都崇尚黄老之学，采取“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黄老思想是在肯定统一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应该少作为，这样就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顺民之情，与民休息”（《汉书·艺文志》）的政策，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
由于汉初统治者选用了黄老思想作为其统治思想，而在不同程度上对儒家思想采取排斥态度，儒、道冲突的事件在文帝、景帝和武帝时连续发生，并且表现得相当尖锐。景帝时期，道家黄生与儒家博士辕固生就商汤和周武王是“受命”（秉承天命）还是“放杀”（弑君篡位）等问题产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由于黄生强调君臣上下之分不可颠倒，驳斥了辕固生的儒家旧义，得到了景帝的支持，这场争论以儒家被黜而告终。从此，“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史记·儒林列传》），说明了儒家被压制的情况。接着，辕固生又因评价《老子》一书，直接冲撞了窦太后，几乎丧生于野猪之口。王臧、赵绾在武帝即位时，建议依周礼“立明堂以朝诸侯”（《史记·儒林列传》），触怒了太皇太后窦氏，命其自杀。这些冲突说明了儒道互绌。
（三）西汉儒学独尊
“焚书坑儒”开历史上君主思想专制的恶例，秦始皇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其酷烈性而激起后世儒生士大夫的反复抨击。然而，实行思想统一乃是君主专制政治下无可回避的历史任务，正因为如此，当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之后，统一思想的课题便再次被提出，其倡导者就是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他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关于“六艺”的态度，与李斯向秦始皇所上《焚书议》中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就禁绝异端、发扬帝王一统意志而言，董仲舒与李斯可谓异曲同工。他们两位都是在统一的专制帝国建立后，设计“大一统”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的主要智囊人物。不过，与鼓吹“以吏为师”的李斯相比，董仲舒要高明得多，他以“六经”为指针，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寻找到了与君主专制政体比较吻合的文化形态，其“独尊儒术”的主张因而不仅被汉武帝所采纳，正式确立儒学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而且在汉至清的近两千年间行之久远。
（四）官方经学兴起
西汉统治者既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复“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朝至清朝的官方哲学——经学。
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但是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爆发出了今古文经之争。
所谓“今文经”，即朝廷为了便于经学流播，下令收集流散于民间的、口头流传的儒家著作，写为定本，作为传述的依据。由于这些经书系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整理，遂有“今文经”之称。所谓“古文经”，即鲁恭王刘余、北平侯张苍、河间献王刘德等人通过种种途径所发现的儒家经书，这些经书系用古籍文写成，故称“古文经”。
自西汉末古文经出现，学者内部就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派，他们不仅围绕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版本、文字以及真伪展开激烈争论，而且在学术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的原则、方法上也有重大分歧。概括来说，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含义。前者主合时，后者主复古。前者学风活泼，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烦琐。
从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都居“官学”正统地位。在今文诸经中，《春秋公羊传》尤为重要，以治《春秋公羊传》起家的董仲舒，在著名的今文经学著作《春秋繁露》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三统”循环等学说，从而建构起天人一统图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
经学对古代专制制度的巩固和延续起了巨大作用，但也严重抑制了新思想的萌芽，阻滞了科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