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展：隋唐

隋唐是我国史学的大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统治阶级重视修史，完善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

隋唐专设国史馆修史，官修纪传体史书被视为正史，一般由宰相主持或监修，且形成制度。唐开国后，统治者十分重视史书的编撰，高祖、太宗都曾组织人力修史。唐高祖说修史的目的是：“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1]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大矣哉！史籍之为用也”。[12]唐中央设史馆专司修史，选拔博学多识之士充任史职，一时著名公卿、宰相如魏徵、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皆兼领史职。在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是在唐代修成的，占总量的三分之一。这八部史书是：《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隋唐以前，中国史书大都出于私家撰述，《史记》《汉书》皆为此类，虽有奉敕脩撰的史书，如陈寿《三国志》、魏收《魏书》等，但仍是个人著作，与私撰并无多大区别。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3]将国史的纂修权垄断于政府之手。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并令宰相监修，才正始建立政府修史制度。这一做法为后世各朝所效法，影响深远。

（二）史书在体裁、数量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大发展

唐代除了脩撰前代史外，还有大量记载本朝历史的著作。这些书在内容和体裁上丰富多彩，有纪传类、编年类、典章制度类、诏令类、地理类、职官类、仪注类、法令类、谱牒及职官姓名类、杂史杂说小说类等。如杂史大量出现，有《贞观政要》《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封氏闻见记》等；小说向历史笔记演变，如志怪、志人小说，流传至今的有50余种；诏令与奏议亦单独立目。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一百九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这仅是唐开国百十年间的成就，其著作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总结性著作。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和中唐杜佑所著《通典》的出现，开创了史书的重要体例。《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系统总结了中唐以前的史书体例，系统地考察了中唐以前的史官制度和史书编纂情况，开创了史学史的先河。刘知几提出了一套修史的具体方法和史家修史的标准，即“才、学、识”，成为历代公认的一种人才观，推进了史书编纂体制的完善。《史通》的出现是中国史学成熟的表现，标志着中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史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史体——政书体（或称典制体）的创立，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此外，苏冕纂集唐初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写成《会要》40卷，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专书，开创了我国史书“会要”的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