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了弥补儒学不足而产生的。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爆发了黄巾起义，这次起义摧毁了东汉的统治，儒学也受到沉重的打击，致使“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两汉经学也随之衰落。魏晋玄学作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其主旨是以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方式，达成天与人的联结。魏晋玄学对两汉经学进行了多方改造，在内容上以本体论取代神学，否定阴阳、祥瑞、灾异与谶纬之说；在现实上以抽象的义理思辨取代繁琐的考据和象数比附。这就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清新的活力，标志着中国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由于当时的哲学家信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并将其称为“三玄”，所以后世称这种哲学为“玄学”。

玄学思想虽然继承了先秦的老庄哲学，但与老庄哲学又不尽相同。魏晋玄学大多以研究《老子》《庄子》为主，同时研究《周易》，并以《老子》《庄子》注释《周易》。例如，王弼著的《周易注》与《周易略例》两书，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性著作。魏晋玄学把老庄哲学中的“有无”问题当做讨论的核心命题。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主张“以无为本”“凡有皆始于无”，代表作有何晏的《道德论》、王弼注释的《老子》《易经》。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裴頠反对贵无思想，否认无能生有，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而向秀和郭象则主张“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无，万物是突然自生自得的”，反对无能生有，提倡万物自生独化之说。他们认为世界是由众多的具体物构成的，“有”之外并不需要有一个“无”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魏晋玄学一改两汉经学注重宇宙生成问题探讨的做法，转而以讨论宇宙本体问题为主要课题。玄学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体”的本体论思想。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有”只能依赖于本体“无”才能存在。郭象既反对“无中生有”说，亦反对“以无为体”说，主张“有之自生“说，并认为“有”是各个独立存在的，不需要一个“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先秦的老庄之学以崇尚自然，反对儒家礼教（即名教）为主要特征，而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中除阮籍和嵇康外，总的说来都是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王弼用老庄的方法解儒家的《周易》与《论语》，其目的就是要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他从本末、有无的哲学体系出发，认为名教是“末”，自然（即“无”或“道”）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是统一的。而郭象则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故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阮籍、嵇康的老庄哲学表现出反儒的倾向，与王弼、郭象的玄学取向有所不同。阮籍讥讽儒者“行不敢离缝隙，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绝墨也”，就像处于裤裆中的虱子。魏晋玄学家重名理之辩，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这对提高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先秦的老庄之学，汲取了汉代经学的教训，通过有无本末之辩，建立了精致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开创了糅合儒道学说的一个新的哲学时期，对后世诸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