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
（一）西周的教育思想
先秦时期泛指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以前的殷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期。而系统的教育思想，是西周时期周公有关教育的论述：“古人之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45]这说明周公十分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把教育作为治民安人、移风易俗的重要工具。为了实现教育的教化功能，周公提出“彝教”的主张。他说：“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46]以此来对民众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周公重视教育政治功能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其构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学记》中“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观点，董仲舒关于“教，政之本也”的论述，以及王安石的“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的提法，都是对周公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此外，周公还很重视君主榜样示范对社会的教化功能，如《诗经》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47]周公提出并重视艺术的教化作用，而且在诗教与乐教方面也身体力行，奠定了中国古代艺术教育的基础。虽然西周时期的教育思想往往与政治、军事、哲学思想等糅合在一起，没有成为独立的理论形态，但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世教育思想，其中最直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孔子，孔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实施“周公之典”，恢复周礼，而孔子的教育思想代表着儒家文化教育思想的灵魂，所以周公的教育思想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就不得不令人瞩目了。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不同阶层派别的思想家们为了解决各种重大社会问题，各抒己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阶段，教育思想的发展也进入空前活跃的时期。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出现了两朵奇葩：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位教育思想家孔子和世界上第一部教育专著《学记》。
1.孔子的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创办私学，并公开打出了“有教无类”[48]的旗号。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实施教育不分等级、种类这种人人应教育的主张，“充分表现了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因素，开创了通向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创举”[49]。
孔子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50]的理论出发，论述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构成了中国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孔子说的“性”是指人的先天素质，“习”指的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他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造成人的发展有重大差别。这一理论的提出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高贵的思想，成为人人有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当受教育的理论依据。不过，孔子并没有完全摆脱先天决定论的羁绊，仍然承认有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不能的下民，这是其人性理论的一个缺憾。
孔子提倡以“学而优则仕”为教育目的的主张。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和高超才能的统治人才，即从政君子。“学而优则仕”就是为适应这一教育目的而概括出的育才路线。它的基本含义是主张把官职和学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有力地冲击了当时“任人唯亲”的选仕制度，为平民开拓了从政的道路；“学”与“仕”紧密相连，以学优保证仕优，有利于改良社会政治；反映了封建制度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动力。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为学与做人的和谐统一是最高的境界。“学知与修身并举，使其弟子既学诗书，又学做人，从而有力地奠定了中国哲学之重人生、重世事的鲜明格调。”[51]这种格调在教育内容上的反映，就是重视道德教育。孔子的全部教育活动和整个教学工作都是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完善其人格为中心。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以“孝”为基础的。礼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规范，仁是这些准则和规范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凡是符合礼的道德行为都要以仁的精神作为指导，“仁”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伦理关系时，孔子强调两项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忠和孝。孔子道德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把礼、仁、忠、孝推及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建立一个父子有孝，君臣有忠，兄弟有悌，朋友有信的美好社会。
此外，孔子在其不懈奋斗的教育生涯中，还积累了丰富的极具价值的教育经验，比如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孔子提出：学思结合、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由博返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热爱学生、无隐无私、以身作则等，这些都是孔子教学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也直接影响着中国传统教育原则和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其影响是卓然绝伦的，无愧为世界上第一位教育思想家。
2.《学记》的教育思想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乃孟子的学生乐正克所著。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理论专著，被誉为“教育学的雏形”。全文虽不过1 229个字，但内容丰富，记载了我国先秦时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了学校教育的基本规律，系统阐发了教育的作用和任务、学校制度、教育目的、教学原则、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师生关系等等，可以说是一部学校教育学的大纲。
《学记》强调教育的地位与重要性。开篇：“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说明统治者如果想把统治思想贯彻下去，必须首先做好教育事业。这实际上表明了作者的一种价值观，即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学记》还进一步强调：“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说明古代统治者建立国家、统治百姓，都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家的命运也系于教育。
《学记》中提出“豫时孙摩”与“长善救失”“教学相长”与“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豫”“时”“孙”“摩”的教育思想包含着四条教育原则。“豫”即“预”，谈及对学生的教育，《学记》认为应该在学生不良行为发生之前就加以防范；“时”即“及时”，认为抓住适当时机，及时教学，便会获得最佳效果；“孙”即“顺”，要求循序渐进学习；“摩”即“观摩”“切磋”，主张同学之间相互观摩，合作学习，取长补短。四条原则方法，可以视为教学指南，《学记》总结“教之所由兴”，在于它符合教学认知的一般规律；“教之所由废”，在于它不“豫”违“时”，不“孙”无“摩”。为使教学更有效地进行，《学记》还提出“长善救失”的教学原则。“长善”即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加以肯定；“救失”即补救过失。《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教学相长”“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段话不仅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还全面论证了教与学的辩证统一关系。而“藏息相辅”的原则则要求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劳与逸相结合。学习时要尽心学习，休息时要尽心游乐。虽然只有四个字，却全方位地探讨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学习与游乐之间的关系，是整个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我们现在倡导的综合性学习活动以及研究性学习活动，本质上是一致的。
此外，《学记》还提出了“善喻”的教育方法，“喻”即启发，“善喻”即善于启发。“善喻”教学法包括三个要点：一是“道而弗牵”。“道”即“导”，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地投入学习，而不能牵制束缚学生的思维。二是“强而弗抑”。“强”即鼓励、督促。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给学生以鼓励和督促，给学生以足够的自信心；三是“开而弗达”。“开”即提出问题；“达”即“通达”，指给出问题的结论、答案。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提出问题后，不必马上提供答案，应引导学生自己去解答。这种启发式教学方法，今天仍然适用。作为中国古代系统地阐述教育思想的文献，《学记》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对我们当今的教育仍有重大启迪意义。
3.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家的教育思想
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派，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孟氏之儒”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孙氏之儒”对教育影响最为显著。
孟子提出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体系。孟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具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是因为人具有善性。不过，孟子所说的善性，并不是说人性中具有纯粹而完全的道德，而是说人性中具有“善端”，即善的因素或萌芽。而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和规范就是发源于这些“善端”。任何人只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肯于学习，就可以成为圣人。这就论证了人人都可接受教育、都有培养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人皆可以为尧舜。”[52]“性善论”的提出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强调个体理性自觉的“内发说”，这是孟子全部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从“性善论”的基础出发，孟子把教育视为推行“仁政”的主要工具，提出教育的社会作用是“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53]“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54]良好的教育可以使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符合道德规范，从而共同维护社会的良好风俗，天下自然就实现了治理，所以教育才是巩固统治的根本。
与孟子相反，荀子从“性恶说”出发，提出了教育作用论，即“化性起伪”。荀子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任何人的道德观念，皆非本性固有，而是“积伪”的结果，也就是由“性”向“伪”转化的结果。只要肯学习，接受教育，就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化性起伪”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
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虽然对人性的看法不同，但殊途同归，目的都是教人从善，使人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究其根本，都是儒家精神的传承。孟子重视人的主观精神状态的培养，提倡“养浩然之气”；而荀子主张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对人性加以治理。
墨家是代表小手工业生产者的一个学派，创始人为墨翟。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55]的原则出发，墨家重视实用技术的传习，将科技知识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传授给门下学生，科技教育因而萌芽。不仅实现了我国古代生产技术向科学理论的最初飞跃，也开创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先河，墨子的平民科技教育思想使得他成为“实学教育”的先驱。此外，墨子强调环境影响的“习染”学说，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的道德评价方法，“量力而至”与“务本约末”的学习态度，“以名举实”和“察类明故”的教学艺术等，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都独具特色，有一定影响。墨家创立具有小生产者独特风格的学派，团体里每个成员都是生产和科技创造的实践者，不仅亲自参加实践，同时注重“上说下教”，因此他们是“各有所长的专业性人才和文理兼通的综合型人才”。这样的教育，为我国古代科技知识的普及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法家因变法、主张法制而得名，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 韩非等，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法家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教育理想是以社会教育取代学校教育的特殊形式——私学。注重事功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注重职业技术教育，并针对传统的“以礼为教”“以儒为师”，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所以实行法制教育是法家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过分强化法制的功能而忽视教化的作用，是法家在教育思想上的明显过失。这种思想的极端就是文化专制主义，秦朝的“焚书坑儒”不能不说是这一思想的行为外化。
道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时的老聃，战国时期道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集中在齐国稷下，称为稷下黄老学派，以田骈、宋钘、尹文、环渊等为代表；一派未到过稷下，以庄子为代表。基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道家提倡摆脱一切束缚的、个性自由发展的自然主义教育。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6]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促进人的自然本性充分展开，使人摆脱社会生活的种种困扰和烦恼，回归自然无为的状态。
战国时期还有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兵家、小说家等与儒、墨、道、法的教育思想交相辉映，构成了先秦时期五光十色的教育思潮，成为中华教育思想的重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