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汉哲学

公元前221年，“七雄”之中采用法家学说的秦国，通过武力兼并统一中国，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之后，秦始皇实行了“书同文”“度同制”等一系列文化统一政策，并采纳法家李斯的主张，希望通过焚烧除医药、占卜等之外的百家书籍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虽然这一目的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中国文化大一统的土壤已经形成。

秦始皇依靠武力建立的统一帝国，在他的铁腕下只维持了15年。秦亡之后，社会上充满对于秦朝暴政的谴责，法家思想自然也受到批评。这样，百家当中离法家最远的道家和儒家就迎来了发展的机会。

汉代（前202—220）初期，以道家为主体的“黄老之学”一度受到推崇，但是，当统一的汉帝国逐渐走向稳定和强盛，融合了阴阳五行和法家思想、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新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上风。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采纳，儒家的书籍取得“经”的地位，官府设置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五经博士”，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政府官员主要出自儒生。正是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故其哲学流派便由先秦诸子之学转入两汉经学。两汉经学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体系，以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特色，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天人是相互感应的，感应的根据是天人皆有阴阳，而阴阳消长的原因，在于五行的“相生”和“相胜”，五行生胜，才导致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诸如自然界的四时代谢，社会上王者四政（庆赏刑罚）的迭用，个人四气（喜怒哀乐）的转换。在这种运动变化中，始终体现着天的意志和德行，阳是天的恩德的体现，阴是天的刑罚的体现，天“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春秋繁露·基义》）。根据“天人感应”的原理，他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谴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从而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从“天人感应”出发，董仲舒提出了他的“性”“情”说，性是先天素质，其中包括贪仁或称善恶两方面，情是“人欲”，虽然人性中有善质，但要变成现实的善，还需要一番严格的修炼，这就是要按照“三纲五常”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善性，克制人欲，最终达到善的境界。董仲舒以他的天人感应论为基础，对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主从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神学论证，同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包括王者在内的所有人的修身正己的道德要求。“三纲”“五常”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董仲舒还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企图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

两汉经学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天人感应论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罩上了神学的色彩。而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家崇尚仁义、注重个人修养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以明显的自觉意识，从社会控制方面对先秦儒家修养论的理论性发展。阳德阴刑、独尊儒术的主张，则反映了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王权相结合、为专制王权服务的自觉性，这表明，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样，先秦的“诸子百家”演变成“两汉经学”，“百家争鸣”的局面彻底结束，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的正统、文化的核心、哲学的主流。这一时期对神化的儒家经学提出批判的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王充，他的理论主要得力于道家，他批判了经学中一些迷信的成分，为魏晋玄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