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又称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说，就是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嬗变，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派别、文化思潮的关注焦点，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都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实践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世所公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越宗教的情感和功能。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不占主导地位，恰恰相反，人本主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考察事物，明辨物理，既要“上揆之天”“下察之地”，又要“中考之人”。同时，人也是衡定万物的尺度。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一方面，用“人事”去附会“天命”，把人的行为归依于“天道”的流行，以获得一个外在的理论结构；另一方面，人又往往把主体的伦常和情感灌注于“天道”，并将其人格化，使其成为主体意识的对象化和外在体现，“天”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封建帝王宣称的“奉天承运”，起义农民坚持的“替天行道”，不过是这种思维格局和心理状态的不同衍射而已。从表面上看，是人按天意在“承运”、在“行道”，但实际上，“天”却成了人们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天人之间，人为主导，人是目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者，一贯反对以神为本，而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对鬼神采取存疑的态度。他教导弟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弟子问如何“事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又问人死后的情况，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同上）可见，孔子是将现实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而将侍奉鬼神、人死后的情况等放在无所谓的地步。正因为不相信鬼神，所以孔子不相信祷告有效。当他重病时，子路请求为他祷告，他用“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婉言谢绝。《论语》中还明确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同上）这些都有力表明，孔子关注的是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并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人，而不是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一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以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全后汉文》）这就是说，人们要顺应四时自然，用天道指引人道，建功立业，而不要利用自然现象妄言人事的吉凶；天道和人道，不能混为一谈；天道和人道，前者是末，后者是本。可以说，仲长统这里关于“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述，精辟地概括了儒家人本思想的精髓。后来的进步思想家，基本上都继承、发展了这种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不仅有助于人们合理地对待人与神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而且有助于抵制宗教神学。佛教传入中国后，宣传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观念，世俗之人颇受影响，但进步思想家奋起辩驳。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撰写了《达性论》，批判佛教神学，宣扬人本思想。他指出：“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人“禀气清和，神明特达，情综古今，智周万物，妙思穷幽赜，制作侔造化”。因此，不能把人与飞鸟虫蛄“并为众生”。而且，“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这就是说，人与动物截然不同，不能将其归为一类，都叫作“众生”。这就否定了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神学迷信。何承天在这里所坚持的正是传统儒学的人本思想。后来，南朝的范缜写了《神灭论》，提出“形质神用、形谢神灭”的观点，系统而科学地论证了形神关系，彻底批驳了神不灭论，捍卫了人本主义。
宋明理学也力倡并躬行“以人为本”的思想。宋明理学中有三个主要派别：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气本论以张载为代表，主张世界统一于气，万事万物不过是“气”的汇聚而已；理本论以朱熹为代表，主张世界统一于理，万事万物不过是“理”的体现；心本论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世界统一于心，万事万物不过是“心”的外化而已。三派之间尽管有种种不同，甚至有尖锐的思想分歧和理论斗争，但都反对灵魂不灭论，否认鬼神的存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强调道德理性对于个人境界的提升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气本论认定道德伦理来自“气”的禀受，理本论宣称道德伦理源于宇宙本原之“理”，心本论鼓吹道德伦理出自“本心”的要求。这些论断各有其片面性。但是，它们都突破了宗教信仰的樊篱，在对道德伦理价值的肯定和日常践履中，弘扬了主体的能动作用，从而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人本思想，并以客观上也消弭了宗教神学对人们精神的腐蚀作用。
从总体上看，以儒、道两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至于宋明理学家宣扬的“去理存欲”理论，则更是一种道德修养的学说。这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人本主义，可以称为道德的人本主义。
道德的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把人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来考察，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体道德精神境界的升华，寄托于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兄弟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构成所谓的“五伦”。这五种伦常关系，各有其特定的道德行为规范，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每一个人既处于“五伦”的关系网络之中，同时又处于整个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关系网络之中，于是，就有了一整套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每个人依次规范，在社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履行一定的义务，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地位，对于人的精神的开发，对于个体道德自我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觉抵制宗教强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当然，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由于过于强调道德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忽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消极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技术逐渐落后于西方，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统固有的道德至上偏向，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只强调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还有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