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隋唐时期中医学的发展
自东汉末年，社会分裂，秦汉建立的封建大一统社会系统被打破，儒家的文化专制统治走向了崩溃，思想文化领域呈现了较为自由的氛围，名法之学、玄学相继兴起，道教、佛教兴盛，在儒、道、佛教相互斗争和排斥的过程，也出现了三教思想之间的渗透和融合。从隋唐开始，儒、道、佛并称“三教”，出现三教合一的发展态势。
魏晋南北朝医学发展的主流是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丰富，隋唐的医学对前朝的医学理论进行了集成。晋唐时期医学从总体而言重视实用，经验积累不少，理论探讨不多，正如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说道：“唐以前之医学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学乃以为术不足恃，而比精求其理，此自宋后医家之长。”晋唐时期医学理论发展主要呈现了以下五个特点。
（一）医经的类编、注释与基础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医经学和中医的基础理论发展相对于经方本草而言受到的重视更少，但医家对脉学（《脉经》）、针灸学（《针灸甲乙经》）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编纂，广注《难经》，开启了经典医著的注疏先河，上述著作均影响深远。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稽古论今，撰成《针灸甲乙经 》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对后世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魏晋名医王叔和（公元265—317年）博通经方，尤精切脉，对中医脉学有独到见解，其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叔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集古代诊脉法的大成，所著的《脉经》十卷，盛传于世。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隋唐时期，医学发展以大型综合性医经方书《诸病源候论》《四海类聚方》《千金药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为特色，同时也得到进一步修订和丰富。较方书本草而言，医经和基础理论的研究著作相对较少，但意义重大，如《诸病源候论》在病因病机和症候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其中对一些病因病原理描述比较详尽科学。如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其对疾病、证候分门别类，运用《内经》的阴阳、脏腑、气血津液等理论论释串联，真正将《内经》理论运用于临床，使之构建成系统化、条理化的临床医学体系，第一次明确系统地论述了中医疫病理论。在整个传统中医理论，尤其是在中医病因病机方面，中医疫病学说堪称一大理论创新，并在其后历代中医家们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在整个中医学术发展史中极少见。可以说是临床医学快速发展促进了疾病学说的形成，丰富了中医的病因病机理论，但并未对原有的理论带来改变。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注》和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注》为唐代《内经》相关研究的代表，《黄帝内经太素》是首次节选《内经》原文进行分类注释的著作，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早期框架结构，《黄帝内经素问注》是最早单注《素问》的著作，王冰编次和注释的《素问》使中医元典得以传承和发扬。
（二）方剂和本草理论的发展
汉代的医学流派除养生、神仙外，有医经、经方两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学的发展虽上承秦汉，但以经方本草学为特色。经方方面，方书大量涌现是魏晋南北朝医学发展的特色，在近500种医籍中，方书占到30%以上，编纂体例俱全，类型多样化、条理化。医家在继承前代医方的基础上，根据自身临床经验进行创新发展，方书中注重临床实际用药的经验积累，方药注重简、验、效、廉。方书以疾病为中心，对疾病的症状描述更加细致，病因病机认识趋于深入，防治之法有所发挥。
这一时期的方书中，除了大量针对疾病的验方外，对方剂学理论也有相对独立的论述，陈延《小品方》中卷首的处方用药总论，论述了药物的相畏相反相杀，药物的主治、代用及加减，药品炮制大法和剂量换算及临证处方用药的理论和法则。医家在服食养生、炼丹、治病救人的孜孜探求中，重视本草学研究，在本草的数量、分类方法、功用、炮制等方面都有总结、发现和创新，具有代表性的本草著作如《名医别录》对《本经》的补注，进一步丰富了药物的数量和对药性的认识。如《本经》云：“辛、微寒”，《别录》称其“甘，大寒”。李当之的《药录》，李时珍曾赞曰：“颇有发明”。吴普的《吴普本草》广引诸家所论，是集魏以前本草学之大成者。在著作体例方面，在《本经》基础上增加了药用植物生态、药物形态、采集时间、加工炮制、配伍宜忌等方面内容，奠定了本草学体例的基础，对药性的论述也从《本经》的一药一性味发展为一药多种论，对药物毒性的阐述更加明确，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产生了重要影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是对南北朝以前本草的重要总结，对《本经》的药物采制、炮制、药物分类方法（如诸病通用药，按植物自然属性分类等）、服药禁忌、药物度量、煎配药方、毛情畏恶等方面都有创新发挥。徐之才的《药对》以与病的“相主对”的药物运用影响深远。陈藏器根据中医的病理学说，对本草进行“十剂”的分类（“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发《本经》之所未发，使中医的基本理论与治疗方法完全吻合起来。因此，“十剂”在《本草纲目》中也得到了继承，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应用。本草类著作占总书目的15%。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外来药物日益增多，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20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成《新修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洲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三）养生学形成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学已成体系，养生学术发展至此已基本定型，不仅养生思想已经确立，而且诸多养生方法也齐全。养生类著作占总书目的25%。玄学推崇道家老庄思想，追求逍遥自得、清静无为，因此亦重视养生保健，养生风气盛行。道教兴盛，其教义追求养生成仙，养生手段包括服食、导引按摩、呼吸吐纳等。佛家的禅定方法有其自身长处，也有养生按摩的手法。儒家也颇濡染养生风气，但其养生观更切合实际，不追求虚无意境。
隋唐时期，释家、道家、医家对养生学有了进一步促进。如智规的“止观法”和“六妙法口”。孙思邈（公元581—682）是唐代大医学家，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当中记载了养性、养老的医学理论，以及道家的司马承械和胡惰的养生理论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