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嬗变：明清

明清是中国史学的全盛和嬗变时期。明清两代，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随着社会生活的新变革，史学出现了新的特点，封建史学走向其终结，近代疑古之风兴起，人们开始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史学也逐渐走向新的发展时期。

（一）私人修史之风兴盛，名家众多，优秀史著不断问世

明代官修正史只有一部《元史》，为宋濂、王祎主修。但野史繁多，各种野史杂记共有1000余家，其可观者有：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李贽的《藏书》、焦竑的《国史献征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等。《藏书》《续藏书》，对历史人物重新进行分类评价，批评陈腐的理学思想，带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是当时进步史学思潮的力作。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写出了一些充满新气息的史著。其中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这本书据明代学者文集语录，划分诸家学术思想宗旨与流派，立十九学案，记208人。它首列《师说》，以下分述诸家，论列程朱理学、陆学、阳明之学，儒学等。其每案首列小序，述其学术渊源与要旨；再立小传，分载学者生平、经历、著作、师承；最后摘其文集、语录等，以见其思想，取材精审，评价切要。他所著另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宋元学案》，由全祖望等续成，记宋元学者2 000余人，组织细密，议论平正，与《明儒学案》同称中国学术思想史佳作。此外，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对封建纲常名教和封建专制主义展开了抨击，具有启蒙色彩。史评史论也有新的发展，尤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成就最大。章学诚为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后一位史学家，“六经皆史”是他的著名论点。

（二）类书、丛书、目录书的编修出现高潮

明《永乐大典》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十一月修成，该书由解缙等奉敕编纂，明成祖朱棣亲自为此书写序，共计22 937卷，11 095册。在世界文化史上，被誉为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百科全书。但此书只有抄本，无刊印，明亡时正本、副本俱毁。至清乾隆年间，正本已佚失2 400余卷，咸丰、光绪间，仅存64册，后多方搜集，方得720卷。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10 000卷，目录40卷，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部类书。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纂成《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这些类书和丛书的编成，对保存我国的古代典籍起了重要作用。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撰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重要介绍作者生平、内容大旨、著述源流，考辨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成就得失以及版本等方面的优劣，代表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最高成就。《隋志》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四部的第二位，从这一点足可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三）清代史学以考据为盛，盛行乾嘉学风，有“实事求是”的治史新风，对中国全部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清理与总结

清代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和浙东学派 “证史致用”的主张，迫使文士著书躲避政治上的风险，兴起考据之风。清代考据分三个时期：① 初期，从事晚明史事的研究；② 中期，研究前代史；③ 晚期，转向“经世”，以图变革，史学理论兴盛。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辨史书真伪）、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辨典章故实）、赵翼《廿二史札记》（即“札记”）以史证史。全祖望《经史答问》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考据著作。清代史学，出现了《明史》，它是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之外最好的一部；马肃的《绎史》，注重历史比较研究；还出现了浙东史学派，以万斯同为首，黄宗羲（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学术史著作）为代表，后起者有邵二云、章学诚（著有《文史通义》），重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撰述。

（四）明清两代的官修史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皆超越前代

官修正史有《元史》和《明史》。其他重要的官修史书还有《大明会典》《明实录》《清实录》《清会典》以及“续三通”（《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清三通”（《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等。地理志和方志编修在清代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明末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内容着重记述政区沿革和军事险易成败之迹，体例严密，考订精详，为后人历史地理研究必读之书。魏源的《海国图志》介绍西方国家历史、地理、科学、文化，阐发了作者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方志学在清代成为专门之学，清代所修方志体例谨严，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盛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