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本书是我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社会规范的变迁”（项目批准号：09JAGJW003；结项证书编号：2013JXZ0809）之最终成果形式，也是我很多年不断学习与思考相关研究主题的一点心得或一个阶段性小结。

一

本书的研究主题，从狭义上说是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而从广义上说则是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众所周知，自从近代[1]以来一直到今天，中国与发源于欧洲的、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外学术界热衷于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求学，成为一名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有关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思索似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学习、研究与教学。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选修过几门相关的课（比如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读过数量不少的相关主题的中英文书籍或文章，也在给学生开设的多门课程中或多或少地论及这个主题。我想，作为一个学习、研究和讲授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中国学人，他（或者她）总是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关注和思考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或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类的话题。正所谓研究外国问题，心里总想着中国的事情。这可能属于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国中心观”吧！

然而，我开始有写一本相关主题著作的想法，却是最近十年的事情。更具体地说，2007—2008年，我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休学术假的时候，最早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

我在英国那一年的主要工作是撰写一本有关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又译“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的理论与历史的书。在阅读有关英国学派的著作、文章以及个人档案文献的时候，我有一个意外发现，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英国学派的主要学者在阐述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提及中国，而且其论述的重点是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扩展的关联性，把中国视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如何抵制、加入和挑战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之重要研究个案或者参照物。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查阅英国学派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的个人档案的时候了解到，布尔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代表团（其成员中包括王赓武教授）访问中国，并且写了两本关于中国之行的日记和一篇访华报告。后来在布尔牛津的家中，布尔夫人玛丽·布尔给我看了她丈夫在中国拍的照片，证实布尔访华一事。英国学派中的华裔学者（如江文汉和张勇进）还发表过影响颇大的相关研究专著。进入21世纪之后，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当代英国学派学者有关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关系的讨论也很多，不少英国学派学者（比如巴里·布赞、伊恩·克拉克、安德鲁·赫里尔、张勇进、蒂姆·邓恩、铃木章悟等人）都就此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们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有不少交流。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学派的中国观，特别是该学派有关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和历史叙述，就成了我的一个重要学术关注点。因此，后来我便把英国学派的中国观写入了我的书《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2010）[2]中，我也在英国国际研究学会（BISA）编辑的刊物《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相同主题的英文论文（2011）[3]。阅读英国学派的著述，激起我对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历史演进的更大兴趣，我因而阅读了更多的相关文献，也产生了写一本从中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历史演进的书之想法。这是我写作此书的主要学术动机。

此外，我在英国期间，正好赶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在一些欧美国家进行，其中一站就是英国伦敦。奥运火炬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等城市传递的时候，我连着好几天都在观看英国广播公司（BBC）24频道的直播节目。我从BBC的电视直播以及当地其他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在这些地方的火炬传递活动频频遭遇来自“藏独”势力、人权组织等的粗暴阻挠或干涉，而当地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有人主张“抵制北京奥运会”。实际上，在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前后，中国在非洲苏丹达尔富尔冲突、与津巴布韦的关系、东亚的缅甸反政府示威、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又称“阿拉伯觉醒”）等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一直面对着来自西方政府、民间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的强烈批评与指责。从中国的角度看，北京举办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更深地与国际接轨、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然而，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且更深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为什么却频频遭遇来自西方世界以及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批评和指责呢？我感觉到，奥运火炬传递在欧美国家受阻一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而是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那么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很想从了解和研究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中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在伦敦感受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也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是一个环境推动力。

2008年夏天回国之后，我集中精力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一书的补充与修改工作。2009年春天，我在完成该书的定稿之后，便开始认真考虑写一部与该书相关联的后续著作，其主题是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变迁。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在2009年6月申请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并且有幸在这一年的年底获得了研究资助。此后的几年里，我便按照当初申请项目时所设计的研究计划，开始这项新的研究工作，并且陆续写了几篇相关主题的中英文文章，有些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或被收录于某些编著。[4]在文献资料不断积累及研究思路逐渐清晰的基础上，我便开始撰写这部书稿。

书稿的撰写比最初预想的要艰难得多，这是因为它所涉及问题的时间跨度与研究难度都实在是太大了，我也因此多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好在我最后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于2013年春夏之交最终完成了书稿初稿的写作以及研究项目的结项。然而，此后书稿的修改过程持续的时间更长，我在对书稿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时候，不断发现或遇到新的材料、新的问题以及新的困难，从而导致书稿的修改工作迄今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好几年。

二

对我来说，本书的写作既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思想探索之旅，也是一个积累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个历经约十年的过程之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其他文献资料无疑给了我很多思想启示，也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我特别从阅读以下四类文献中，获益良多。

第一类文献是英国学派的著述。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学者在探索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历史的时候，对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扩展、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崛起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发表了研究成果。于1959年成立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一直十分关注中国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并讨论了“文明标准”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过程。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以及杰弗里·哈德逊等人，都在他们的相关著述中把中国当作思考现代国际社会缘起与扩展的重要分析个案或者参照物。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还发表了与中国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最经典的研究成果有两项。第一项成果就是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联合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1984）[5]，该书有两章分别专门论述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其作者是江文汉和科拉·贝尔。第二项成果就是布尔的华裔学生江文汉所出版的研究专著《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1984）[6]，该书比较分析了中国、日本和暹罗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过程，它迄今为止还是该问题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1985年，赫德利·布尔去世之后，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不复存在，但英国学派的理论探索并没有结束。此后，英国学派学者在思考国际社会变迁的时候，依然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个案。冷战结束以前，英国学派相关的重要研究著作包括约翰·文森特的《人权与国际关系》（1986）[7]。冷战结束之后，英国学派学者发表的专门论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或者涉及该主题的研究著述不断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张勇进的《国际体系中的中国1918—1920年》[8]（1991）、亚当·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历史比较分析》（1992）[9]、大卫·阿姆斯特朗的《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1993）[10]、张勇进的《1949年以来的国际社会中的中国》（1998）[11]、巴里·布赞和罗斯玛丽·富特主编的《中国重要吗？》（2004）[12]、伊恩·卡拉克的《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问题》（2005）[13]、安德鲁·赫里尔的《论全球秩序》（2007）[14]、伊恩·克拉克的《国际合法性与世界社会》（2007）[15]、铃木章悟的《文明和帝国：中国和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2009）[16]，以及铃木章悟和张勇进等主编的《近代世界早期的国际秩序：在西方崛起之前》（2014）[17]等。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就是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书中所用的“国际社会”“文明标准”“新文明标准”等概念均来自英国学派学者的著述。与此同时，我也从阅读与英国学派有一定关联性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的理论著作[18]中获益匪浅，书中出现的“国际规范”概念便是借用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者。(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类文献是除了英国学派作品之外的其他国外学者（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相关著述，这类著作的数量很多。在我已阅读过的此类文献中，数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作品（包括专著和编著，其中大多已经被译成中文）最多，它们给予我的思想启迪和知识养分也最为丰富。我之所以对费正清的作品情有独钟，除了他的作品享誉国际学术界之外，也和我本人曾经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访学一年（1999—2000）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那时我经常逛哈佛大学附近的旧书店，买过多本费正清写的英文原版图书。我阅读过的费正清作品包括《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954，1979）[19]、《被认知的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1974）[20]、《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1985）[21]、《中国：传统与变革》（1992）[22]、《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1994）[2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8）[24]、《中国新史》（1998）[25]、《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2000）、[26]《美国与中国》（2000）[27]、《观察中国》（2001）[28]、《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2010）[29]等。其中，费正清教授有关“冲击—反应”关系的论述给我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尽管我并非完全认同它。除了费正清的作品之外，我也读过其他国外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其中包括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63，2000）[30]、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9）[31]、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32]（1999）、汪荣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2000）[33]、伊丽莎白·埃克诺米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的《中国参与世界》（2001）[34]、何伟亚的《怀柔远人》（2002）[35]、康灿雄的《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2007）[36]、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2008）[37]、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2008）[38]、邓勇的《中国争取国际地位的奋斗》（2008）[39]、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2010）[40]、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2012）[41]、文安立的《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2012）[42]、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2013）[43]、沈大伟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的大国》（2013）[44]、金容九的《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2013）[45]、夏伟和鲁乐汉的《富强之路——从慈禧开始的长征》（2014）[46]、柯庆生的《来自中国的挑战：塑造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2015）[47]、魏斐德的《中华帝国的衰落》（2017）[48]等。这些学者的研究作品，大多是从他者的视角看中国的对外关系，并给我以启示。

第三类文献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多。首先，我看得最多的是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专著，其中包括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1985）[49]、王立诚的《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1991）[50]、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51]、戴逸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1999）[52]、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2000）[53]、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2000）[54]、蒋梦麟的《西潮·新潮》（2000）[55]、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2004）[56]、陈永祥的《宋子文与美援外交》（2004）[57]、陈廷湘和周鼎的《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2008）[58]、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2008）[59]、李兆祥的《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2008）[60]、臧运祜的《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2010）[61]、谢俊美的《东亚世界与近代中国》（2011）[62]、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2015）[63]、李文杰的《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2017）[64]等。其次，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著作也涉及相关主题，其中包括王逸舟主编的《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2003）[65]、李扬帆的《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2005）[66]、秦亚青等的《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2009）[67]、王逸舟和谭秀英主编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2009）[68]、陈琪和刘丰主编的《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2011）[69]、赵可金的《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2012）[70]、李扬帆的《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2012）[71]、张蕴岭的《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2013）[72]、阎学通的《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2013）[73]。最后，是中国外交史或对外关系史教科书，其中有一些是我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就看过的。这类的教科书包括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1988）[74]、王邵坊的《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1988）[75]、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1988）[76]、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1990）[77]、田曾佩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1993）[78]、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94）[79]、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94》（1995）[80]、曲星的《中国外交50年》（2000）[81]、牛军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2010）[82]、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21）》（2012）[83]等。这类著作大多体现了中国的视角，这也正是我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的分析视角。

第四类文献是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参与者或亲历者的文集、回忆录、传记等，它们提供了很多有关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鲜活史料。如保罗·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82）[84]、顾维钧的《顾维钧回忆录》（1983）[85]、伍修权的《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1958.10》（1983）[86]、王炳南的《中美会谈九年回顾》（1985）[87]、刘晓的《出使苏联八年》（1986）[8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89]、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1991）[90]、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1991）[91]、汪东兴的《汪东兴日记》（1993）[9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93]、熊向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999）[94]、容闳的《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2003）[95]、颜惠庆的《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2003）[96]、钱其琛的《外交十记》（2003）[97]、马戛尔尼的《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2006）[98]、黄华的《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2007）[99]、凌青的《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生涯》（2008）[100]、唐家璇的《劲风煦雨》（2009）[101]、杨公素的《沧桑百年——杨公素回忆录》（2011）[102]、乔治·马戛尔尼和约翰·巴罗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2013）[103]、施肇基和金问泗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外交工作的回忆》（2016）[104]、蒋廷黻的《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2016）[105]等。这些中外关系参与者或亲历者的著述，给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很多研究素材。

当然，除了上述四类文献之外，我也参考了其他一些文献，包括众多的期刊文章，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

如上所述，与本书研究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我试图在学习和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自己所理解的研究思路与叙事方式来撰写本书。

首先，是选择一个分析框架。本书试图借鉴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缘起、性质、扩展的论述，围绕着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变迁这个主题，来诠释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以期理解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之现实状况与发展前景。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流派，英国学派最大的理论特色，就是把国际社会置于自己理论思考的中心位置，或者说把国际社会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主题，认为主权国家组成国际社会，其行为受共同价值、规范、规则、制度的制约，国际社会是无政府但有秩序的。在我看来，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诠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在研究英国学派的时候也深刻地认识到，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的扩展与国际规范的扩散之传统叙事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简单描述为：源于欧洲的国际规范向全球范围扩散、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欧洲国家被动接受欧洲（西方）的国际规范并加入国际社会之单向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这一思路有点类似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的“冲击—反应”模式。这可能比较符合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问题，比如把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对外关系和鸦片战争以后到今天中国的对外关系放在一起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那么就会发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的“冲击—反应”模式，其实也具有双向互动的性质，特别是在某些历史时期或阶段，中国也是冲击的一方。此外，我们如果从中国的视角来看问题，那么也会发现，中国并非始终只是被动接受外来的行为规范，也有主动抵制、适应、内化、修正和参与塑造现代国际规范的多种行为。因此，本书试图在借鉴英国学派理论框架的同时，有意识地克服其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选择从较长历史时段和从中国的视角，来探寻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的关联性。

其次，是确定研究主题。本书的研究主题是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变迁。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国际规范，都是处于不断变动或者演变的过程之中的。中国的历史很漫长，从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开始至今，就已经历了2000多年、多个朝代或政权，其间有很多变化，其中包括对外关系理念的变化。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社会也是如此。早在17世纪欧洲国际社会形成之前，在东亚地区就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国际社会，它不是建立在各国主权平等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以中国皇帝或者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基础之上。尽管这个地区国际社会曾经很稳定地存在了很长时间（它比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更长），这个地区国际社会的成员、范围等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西方殖民扩张浪潮波及东亚之后，其变化越来越大，乃至最后主要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与压力之下走向瓦解，逐渐被纳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之中。其原先的主导国家中国以及成员国家（大多为中国的朝贡国），也从此开始了一个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进程，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迄今为止，有的国家完成了现代化过程，也有的国家（包括中国）还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或者现代国际社会发源于欧洲，一般认为其形成的标志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签订的和约。但是，17世纪产生的主权国家社会或现代国际社会只具有地区性，它属于欧洲国际社会，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所存在的地区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包括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社会（通常被称为朝贡体系）实际上是并列的、相互独立的。但是，随着欧洲的工业化和殖民扩张，发源于欧洲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逐渐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并瓦解了其他形式的或前现代的地区国际社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现代国际社会。除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地理范围在逐步扩大，即从欧洲扩展到全球，源于欧洲的、现代国际社会赖以存在的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其实也是处于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之中。本书就是要叙述与分析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及其关联性。

最后，是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本书主要想通过研究近代以来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历史变迁，来回答一个问题，即近代以来至今，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是否总是存在着不和谐或紧张的关系？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很难，也很复杂的问题。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也不敢肯定能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本书只是有关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性成果，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不断演进过程，本书所涉及的相关主题的学术探索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思维过程。因此，本书只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我相信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学人参与这个探索过程，并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

张小明

2017年10月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