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与未来的国际秩序
如前所述，国际规范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主要由西方国家所构建的社会事实。根据西方所制定和解释的“新文明标准”，中国依然属于国际社会中“不够文明”的国家，崛起的中国于是容易被视为西方在国际社会中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一个事实。国际规范在发生变化，这也是一个事实，尽管它是一个主要由西方国家所构建和主导的社会事实。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从理论上说，正在崛起的中国既可能适应、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的变迁，也可能挑战或者希望修正、重塑现有国际规范。在另外一个方面，随着国际规范的变迁，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国家既可能认可和接受中国的崛起，也可能制约或阻碍中国的崛起。其结果不仅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政策选择。
中国对于国际规范的变迁所采取的应对之策，可能难以用“适应、接受”或者“挑战、修正”之类的简单的、非此即彼的话语来加以概括。这就如同用“革命国家”“修正主义国家”或者“维持现状国家”等词汇难以准确描述中国的国际身份一样。另外，中国属于一个正在崛起的、转型中的国家，其应对国际规范变迁之策也必定是不断变化、调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做出如下几点判断：
第一，中国继续坚持融入国际社会的政策，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并且适应国际规范的变迁。
在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规范的变迁过程，基本上不是中国可以左右得了的，而是主要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挑战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因为新中国曾经充当过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并因此长期被疏远和孤立。相反，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所采取的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政策，已经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得到极大改善，中国自身的综合实力也得到大大增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变化，导致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变革的过程还将继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将继续发生变化，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是大势所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不应该把自己放在西方所倡导的“人权”“民主”等原则或规范的对立面上，否则会在国际社会中再次陷于被孤立和疏远的境地。毫无疑问，中国应该改变自己，包括大大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并且在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与制度框架内行动，以便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发挥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漆海霞在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后指出：“中国当前也面临崛起的问题，外界的遏制不可避免，因而中国外交的关键是要避免突破当前国际规范的底线，以降低遏制的力度，分化遏制同盟。当然，这些措施仅限于谋略层面。中国不可过于侧重谋略或武力，而应吸取秦亡的教训，立国立德，走王道之路，实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915]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主流媒体、领导人已经一再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成为“文明国家”世界一员并承担相应责任。2007年中共十七大前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明确表示中国属于“文明国家”一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维护了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和平、民主、文明、进步的形象。”该文进一步指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努力承担国际义务与责任。[916]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917]杨洁篪明确表示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事务。[918]他还表示：“随着中国自身力量的增强，我们当然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来推进和平和发展事业。”[919]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1年9月6日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要“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920]2013年5月2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印度报纸上发表文章，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921]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大国，对现行体系没有敌意，不是‘挑战者’‘造反派’。中国是有明显二元现象的大国。近代史上找不到像中国这样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却排在世界100位开外的大国。中国发展任务之重之艰难，前无古人。中国没有意愿、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争夺美国的霸权地位或者所谓‘势力范围’。中国越发展，越需要同美国加强合作，越需要与美国共同走一条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922]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政府领导人等在强调维护中国国家主权重要性的同时，也承认民主、人权等规范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公开表达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的要求”等观点。[923]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健全民主制度。[924]2011年1月19日，胡锦涛在美国华盛顿回答记者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时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地保护和推进人权，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承认和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同时认为人权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国情相结合。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处于改革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很多挑战，发展人权事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还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也愿意与各国就人权问题开展交流对话，相互借鉴有益的做法。中美在人权问题上有分歧，但中方愿意与美方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交流对话，以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减少分歧。”[925]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扩大民主与尊重人权问题：“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926]温家宝也在2007年初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927]
也有不少学者提到在中国建设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中国式民主的可能性问题。马丁·雅克指出：“民主不应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脱离历史和文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民主不但不会奏效，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民主必须自己慢慢地成长，而不应是强加的……不同的社会所处的环境和发展水平各有差异，都有各自的轻重缓急，因此，民主也应放在恰当的历史和发展大环境中来考量。”[928]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任何民主政治制度都必将会体现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换句话说，民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点。”[929]徐中约认为，未来在中国将会产生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中式民主制度：“通过改革，一种中国式、有节制的民主政体将应运而生。如果它是某种类似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学者和政治家们所追求的那种政体——中西文化精华的结合，完全现代化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一定会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930]而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则坚定否认了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他写道：“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否则就会崩溃。对此，我相当肯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认为中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革命以实现西方式民主，那你就错了。”[931]钱乘旦强调指出：“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立足于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一点一点摸索，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而这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努力，必须法治先行，在制度上进行长期的探索。”[932]当然，也有学者倾向于认为，民主和科学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也产不出民主和科学来。要在中国确立民主与科学，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933]
第二，中国坚持世界多元化的原则，不应该、也绝不可能一味迎合别人的要求和迫于外来的压力而无原则地改变自己以适应西方所主导的国际规范变迁，而要努力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与政治特色。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保持自身的特色至关重要。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与深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是多元的这一现实。李光耀在论及世界多样性时指出：“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934]在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世界中，中国会继续坚持世界多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正如2007年10月14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所指出的：“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致力于推动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各国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互利共赢；推动不同文明加强交流理解，倡导世界多样性。”[935]2013年9月25日，王毅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特别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中指出：“推进发展议程，需要尊重各国国情。各国历史、文化、发展阶段都不同，决定了发展道路的不同。‘条条大路通罗马’，没必要大家都走一条道，别人走的道可以作为借鉴，但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去走。无论是中国梦、美国梦、欧洲梦、非洲梦，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相似的，但方式方法各有千秋，不能讲谁优谁劣，更不能强迫别人做自己的梦。国际社会应该尊重多样化的现实，挖掘多样化的潜力，在包容互鉴中实现各国的发展目标。”[936]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的要旨。正如叶自成所指出的：“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正是基于对‘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这个客观规律的尊重、‘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而提出的。”[937]在我看来，中国的“和谐世界”思想属于“多元和平”（pluralistic peace）理念，其核心是承认文化多元、发展模式多样。未来的国际社会到底建立在单一文化，还是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呢？我认为，其结果取决于多元和平理念与民主和平理念之间的较量。中国理应表明和坚持自己的国际秩序理念。具体来说，中国应该一方面不挑战西方所倡导的民主、人权等规范，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民主、人权等概念的含义是发展、变化的，各国对民主、人权的理解不完全一致，中国有充足的理由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推进民主制度建设、保障人权的道路。正如李安山所指出的：“我们说，一种概念的运用并无专利。西方人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如‘民主’‘人权’等概念。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赋予这些概念以符合自身条件和价值观的内容。”[938]这意味着，中国认为“文明”是多元的，“标准”也是复数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中国也应该积极参加国际规则的调整、修正与创建，以影响国际规范的变迁。
为了让国际规范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理应积极参与国际规范的建构、修正与调整，从而影响国际规范的变迁，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有学者表达了类似的声音。2007年底，杨洁篪在《求是》上撰文说，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调整”。[939]陈德铭也在2009年9月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客观上看，WTO的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我们加入WTO后，就要参与规则的制定，从更高的层面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940]2011年的国务院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941]张宇燕则提出，现行国际规则大多具有“非中性”的特征，中国要“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继承、改进、整合、创新现有国际规则体系，即让国际制度趋于中性，甚至更有针对性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与发展”。[94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及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就明确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943]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944]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全球治理格局和治理体制进行了专题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945]
值得指出的是，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主动尝试创建新的多边国际制度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比如参与创建金砖国家银行、主导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被认为是通过替代性多边制度安排挑战既有多边制度的行为，或者“竞争的多边主义”行为。[946]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以“一路一带”倡议带动亚非欧沿线国家的发展等方面，中国已经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规则的一个重要塑造者。[947]此外，随着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有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要参与重要海洋规则的塑造，以维护重要海洋利益。[948]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一直支持联合国改革，强调安理会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让更多中小国家有机会进入安理会，参与决策。[949]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比如，在2012年11月多哈气候变化会议前夕，中国邀请巴西、印度和南非三国的环境部长协调谈判立场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在多哈会议期间结为一个强有力的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有效地反击发达国家的施压。[950]2013年5月2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印度报纸发表文章，在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的同时，也表明中国“愿同印度等广大国家共同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951]这些事例足以表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希望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调整、影响国际规范变迁的意愿。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迄今为止，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规范建构、变迁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非西方国家影响国际规范建构、变迁的能力还很弱。因此，正在崛起的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还不够强大，在影响国际规范建构、变迁的过程中要量力而行，切不可操之过急，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此外，对于中国来说，为未来国际社会提供具有广泛吸引力的规范与原则，是中国影响国际规范变迁的至关重要的方面。
自从中国加入现代国际社会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规范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那么，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中国主导国际规范变迁的局面呢？中国学者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一部分学者强调，实力的提高必将使得中国成为国际规范的制定者。阎学通指出：“到2023年，中国将成为与美国同一级别的超级大国，因此中国除了需要有巨大的物质力量来建立国际新秩序外，还需要以新思想来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以稳定那个新秩序。”[952]他还认为，在2025—2050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超越美国，中国对国际规范演化的影响将超过美国，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规范领域。[953]阎学通领导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改革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营造能够接受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氛围，我国就需要向国际社会提出比西方社会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如公平、正义、文明等，强化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的亲和力。我国还需要更积极主动地介入国际事务并提出主张和建议，参与国际安全规则的制定，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具有话语权，体现中国的存在。”[954]阎学通还认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礼的公正、正义、文明是分别高于平等、民主、自由的三个普遍价值，是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推广的价值观。[955]其实，早在1996年，俞正樑教授就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可以相应地为国家行为准则提供规范。[956]杨倩如也指出：“随着民族复兴和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的角色必将逐渐由国际关系的参与者、后进者转而成为国际体系的重构者和区域关系的主导者。传统对外关系的制度和理论遗产不仅将在未来的中国对外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应在未来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国际规范的制订中发挥积极的作用。”[957]针对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吴士存等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开始通过全球通用的‘法言法语’的方式来影响和重塑国际舆论并积极构建合理的国际新规则。”[958]
但是，也有一部分中国学者表达了比较谨慎的态度。比如王庆新认为：“即使将来某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中国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中还是一个孤立的少数派，不可能改变国际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力量均衡。”[959]所以，他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需要与主流国际社会的很多价值观进行沟通与融合，至少是相当部分的认同与融合。当然，中国不可能也不必全部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很多价值观，特别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有很多是与西方的基督教价值观相通的。为了构建和谐世界，崛起的中国在发展自己实力的同时，在弘扬自己文化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的同时，有必要也有责任在文化价值层面与西方世界作更多的沟通与融合”。[960]陶坚指出，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极大增强了实力，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态势，但是将现有秩序完全推倒重来，从未进入过中国战略决策者的理性选择视野，中国只是在从“适应性融入”迈向“建设性塑造”国际体系。[961]张睿壮也认为，新秩序应以现有秩序为基础，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而不是拆庙重建。[962]秦亚青的一段话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包括理念和制度设计。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随着更多的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体系，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国际体系也会越来越异彩纷呈。但西方主导的基本态势仍然不会改变，支撑这一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规则也不会改变。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合作性实践活动，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稳扎稳打，徐图改革，推动国际体系更趋稳定与平衡，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963]我赞同此种观点。
总之，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的变迁，是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正在崛起，国际规范也在发生变迁。中国的崛起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中国在世界上实力地位的大大提高，以及中国被承认为大国俱乐部成员之一并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塑造。其中，中国崛起的第二个层面涉及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即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何对待长期以来主要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规范建构与变迁这一社会事实。在西方话语中，国际规范正在发生从强调主权原则的“文明标准”到强调民主、人权等原则的“新文明标准”的变迁过程。而依据“新文明标准”，中国很容易被视为西方在国际社会中面对的一个“问题国家”或“潜在问题国家”，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中国应对国际规范变迁之策，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我认为，中国一方面要适应，而不是挑战国际规范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应该坚持世界多元化原则，并且积极参与国际规范的修订和创建，努力影响国际规范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