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承受的压力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中国学者指出：“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中美建交为标志，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736]也有中国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变了观念，主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再是革命者、造反派，而是成为维护和平与稳定的举足轻重的力量，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重要成员”，“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已经实实在在地建构起来，并且在不断向前发展”。[737]然而，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中国在一些方面被认为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不够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1989年6月5日至1989年7月15日，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738]在美国的带动下，有二十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也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739]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不同方式支持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曾连续十一次提出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但都未获得通过。[740]欧盟至今还没有解除其自1989年以来所实施的对华武器禁售。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过所谓“中国西藏局势”议案。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在1989年10月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并在此后获得西方政府首脑的频繁会见，这遭到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给中国与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

面对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对中国所施加的压力，邓小平提出了应对策略：“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741]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742]中国的对外关系在复杂国际形势之下也保持了稳定性与延续性，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逐渐得到了改善。但是，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美国政府把美国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同中国是否在人权领域的各个方面取得“全面的重大的进步”联系起来。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把人权问题和贸易最惠国待遇挂钩，最后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了把两者挂钩的做法。2000年，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的法案。

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也遭遇了国际社会的压力，这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曲折历程上。中国政府早在1986年就提出了参加关贸总协定的申请，后来又参加了有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1999年11月，中国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十三年的马拉松式谈判。中美达成的这个协议加快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谈判的进程，但是直到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4届部长级会议上，才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同年12月11日，中国才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同样也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1979年举行了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中国从1990年开始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从此中国一直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原则，表明中国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不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强调以人均能源消耗和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为谈判减排义务的重要基础，主张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等。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被认为比较消极，面对来自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压力。[74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遭遇的一系列压力，根源都在于中国被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国家认为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新的文明标准”。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面临的压力变得更为巨大。这是本书最后一章将重点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