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线”与中国同国际社会关系的改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西方世界的领袖，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国家或者首要国家，一国与美国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而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中与美国对抗，自然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或者“反抗西方”集团的一员。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正值东西方冷战开始不久，中国在冷战初期作为苏联的盟友，被西方国家视为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巨大威胁。美国政府对于新中国始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而且由于“很多国家都看美国的脸色行事”，[635]仅有少数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新中国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越南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或者军事对峙。中美接触的唯一途径就是中美日内瓦和华沙大使级会谈。在1971年以前，大部分西方国家拒绝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这个所谓的“革命国家”，而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一部分西方国家还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新中国也被排挤在联合国和其他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国际奥委会之类的国际体育组织）之外。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由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开始相互示好、秘密接触，继而走向关系正常化，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从此“重入国际社会”“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636]应该指出，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采取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更多属于一种对外战略抉择，而非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举措。然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启，的确大大改善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条件。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奏，即中美对外政策的调整与秘密接触。20世纪60年代末当选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的“五大力量中心”说，暗示美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对付苏联威胁。其实，他在当选总统之前，就曾经表示不能让中国永远被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1967年，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作非分之想，老是怒气冲天。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近十亿最具潜力的人民愤怒地生活在孤立之中。”[637]1969年3月，刚出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访问法国的时候对戴高乐总统表示，将来美国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在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的珍宝岛事件过去后不久，美国就积极主动地采取了一系列对华示好的姿态：1969年7月，宣布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尼克松总统利用出访亚欧国家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想同中国对话的愿望；1969年10月，美国宣布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969年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驻波兰使馆人员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等；1970年1月，美国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1970年10月，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表达了自己想去中国的愿望，此后尼克松又通过第三方向中国表达了愿意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的想法。

面对苏联的威胁，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也得出了：苏联同美国相比，对中国构成了更大威胁，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国应当且可能同美国改善关系等结论。于是，中国方面对美方的示好姿态也作出了积极回应，比如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表示欢迎尼克松来中国：“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638]中国领导人在1970年底表示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和总统本人来访问中国，中国有关部门也在1971年4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中美秘密接触的最主要内容和成果是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国政府正式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639]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于1972年2月，即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且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尼克松访问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然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展并不顺利，而是很曲折，主要由于台湾问题这一重要障碍，直到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才终于发表了建交公报，定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得以结束。随着中美两国实现和解、走上关系正常化道路，中国也就最后确定了新的对外战略，即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概念。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640](https://www.daowen.com)

虽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推动力是两国具有应对苏联威胁的共同战略利益，[641]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范畴，而是导致中国本身、中美双边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无疑导致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两国从互为敌手变成了互为朋友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以及美国的非西方国家盟友的关系也随之实现了正常化，或者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中国迎来了建交高潮，从而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大大提高。1971年开始，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与一系列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之关系得到很大改善，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中主导国家的认可。截至1970年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55个，其中西方国家只有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挪威、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少数几个国家与中国互派大使，而且除了法国、加拿大、意大利之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属于中立国或者具有中立倾向的国家，加拿大和意大利则是在中美开始相互示好和进行秘密接触的时候，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而到了1979年底，这个数目达到了120个，其中包括美国以及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奥地利、比利时、冰岛、英国（1954年与中国互派代办，1972年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荷兰（1954年与中国互派代办，1972年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希腊、日本、西德、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美国、葡萄牙、爱尔兰等西方主要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642]有学者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引起了连锁反应，中国迎来新一轮建交高潮。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仅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同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个国家中的120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643]从此，中国开始了一个从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到国际社会“正常国家”的转变过程。[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