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努力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崛起，这既是改革开放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在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得以实现的。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之中，并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努力扮演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正如中国政府明确表明的：“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中国遵循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认真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773]
进入21世纪，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更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和积极主动，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愿意并努力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达巍指出：“中国对现有国际制度的看法逐渐走向肯定，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角色也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和改革者。”[774]另外，黄仁伟在谈到中国应认真吸取后起大国应对守成大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后起大国应尽力避免挑战和对抗现存国际体系。守成大国一般同时也是现存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国际规范的创制者，而国际体系的大部分成员已习惯于追随守成大国及其控制的国际体系。后起大国应参与现存国际体系的改革，而不是另起炉灶。”[775]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此问题上，中国社会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中国的一些行为在国际舞台上也受到质疑，被认为“很强势”。
一、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更深
在21世纪初，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截至2011年7月31日，中国已经同17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有7个国家（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多米尼克国、黑山、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纽埃、马拉维共和国以及南苏丹）是在2002—2011年间与中国建交的。[776]也就是说，除了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的二十多个国家外，中国已经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包括在2011年独立的南苏丹。与此同时，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近300个国际条约，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提供了2000多个援助项目。以上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中国的外交空间在21世纪初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出任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国际组织中出现了更多的中国面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和地位。2006年11月，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07年6月，沙祖康就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2007年11月，张月姣被世界贸易组织任命为常设上诉机构成员，成为第一个当选该组织大法官的中国人。2008年6月，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6月，薛捍勤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当年9月宣誓就职，成为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女法官。2011年7月，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2012年3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拉加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中国籍雇员林建海担任该组织秘书长。2012年5月，吴洪波出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2013年11月，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年会上当选为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2016年1月，世界银行宣布任命中国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杨少林担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2017年6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接替吴洪波，出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可以预见，今后，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高官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国际组织中来自中国的雇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偏少的状况将逐步改变。
此外，中国在2001年主办上海APEC首脑会议、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夏季奥运会、2010年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2014年主办北京APEC首脑会议、2016年举办杭州G20峰会等，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深度与广度。
二、更加积极地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在21世纪初，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参加联合国各个机构的工作，并且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要维护和完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777]这首先体现在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加大了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力度上。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立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统一协调和管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事务。2002年1月，中国正式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一级待命安排机制。2002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了参加联合国维和待命分队组建方案，可以在联合国需要时派遣1个联合国标准工程营（525人）、1个联合国标准医疗队（35人）和两个联合国标准运输连（各80人）。自2004年3月开始，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参加了23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两万多人次。中国参加维和行动的所有官兵均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有3名军官和6名士兵在执行维和任务中牺牲，被授予联合国哈马舍尔德勋章。不仅如此，中国目前还是联合国115个维和出兵国中派出工兵、运输和医疗等保障分队最多的国家，是缴纳维和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截至201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有1842名官兵在9个联合国任务区遂行维和任务。其中，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78人，赴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工兵、医疗分队共218人，赴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工兵、运输和医疗分队共558人，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工兵、医疗分队共335人，赴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工兵、医疗分队共338人，赴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工兵分队315人。[778]截至2017年6月，中国军队共派出2515名官兵在十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779]中国参与的维和行动已经遍及全球，许多分布在高风险区域，中国维和人员伤亡事件时有发生。此外，中国维和警察也在中美洲的海地、西南亚的阿富汗等国家参加维和行动。其中在2010年1月的海地大地震中，8名中国公安部工作组成员和维和警察丧生。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强调新的维和理论应以传统维和原则为基础，并为广大会员国所接受。[780]在201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与此同时，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费用的摊款比例也不断增加，1998—2000年度为0.9%，2001—2003年度为1.91%，2007—2009年度为2.66%。根据联合国达成的2010—2012年度会费比额分摊办法，中国的会费比额有较大增长：正常预算摊款比额将从2.667%增长到3.189%，维和费用将从3.1474%增长到3.9390%。这意味着，从2010年起，中国分摊的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摊款分别达到8000万美元和3亿美元。加上其他的单列支出，中国缴纳的各项联合国费用总计达到4亿美元左右。[781]201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会员国2016—2018年度维和摊款比例，中国承担10.2885%，在192个会员国中排名第二位。[782]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可以预计，今后中国的摊款比例还会不断增加。
对于中国对待联合国维和行动态度的变化以及中国在21世纪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何银明确提出：“自从1971年重返联合国以来，中国的维和建和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反对，到80、90年代有限参与，再到进入21世纪后日益积极参与并成为支持维和建和的中坚力量。”[783]
三、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支持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全球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21世纪初，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上的积极和建设性态度令世界瞩目，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曾经以六方（中、美、俄、日、朝、韩）会谈东道国的身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中国在21世纪初成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组成部分的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简称NSG）的成员，并参与该组织的相关审议活动。核供应国集团成立于1975年，是一个由拥有核供应能力的国家组成的多国出口控制机制。该组织在国际防核扩散及核出口控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集团的宗旨是通过加强核出口管制，防止敏感物项出口到未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2004年1月，中国驻维也纳代表团大使张炎分别致函NSG主席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正式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同年5月，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核供应国集团年会上，经全会审议一致同意，接纳中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中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之后，面临印度申请加入该组织的问题。众所周知，印度与巴基斯坦于1998年先后进行了多轮核试验，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但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几大核国家都谴责南亚核试验。但是，进入21世纪，美印关系得到快速发展，美国实际上承认印度核国家地位，并给予诸多支持。2006年，美印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使印度能够从美国获得核技术及核燃料。然而，因印度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按规定美国不能向印度出口核技术与核燃料。但根据印美两国达成的核能合作协议，只要印度满足某些条件，就可作为“特例”从美国进口核技术与核燃料。这实际上表明美国改变了自己长期以来执行的核不扩散政策，也体现了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偏好。[784]在美国的要求之下，经过长时间磋商，核供应国集团45个成员于2008年9月6日就取消对印度核出口限制达成了一致。此举意味着核供应国集团同意解除对印度实施了34年的核禁运，为印度和美国核能合作协议最后提交美国国会审批开了绿灯。中国代表团团长成竞业在核供应国集团当天的会议上发言指出，中方希望，核供应国集团此举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助于实现防扩散目标及和平利用核能的目标，同时希望核供应国集团全面考虑各方因素，在坚持核不扩散机制的前提下，平衡对待各方和平利用核能的愿望和要求。中国和巴基斯坦在2010年签署了有关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两个民用核反应堆的协议，这被认为是对美印核合作的回应。[785]2016年，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反对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引起印度的不满。
中国政府在冷战结束以后，始终坚持反对朝鲜半岛核扩散的立场，同时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核危机。在2002年第二轮朝核危机开始之后，中国政府在有关当事国之间进行积极的斡旋工作，并最终促成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召开。在2003—2008年间，中国先后主持召开了六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努力推动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朝）就朝核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扮演着一个调停者的角色。然而，六方会谈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2006年10月，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使得朝核危机进入了一个更难以解决的阶段。自从2008年12月六方会谈代表团会议结束之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便陷入长时间中断的境地。朝鲜此后又在2009年、2013年、2016年、2017年（截至该年9月底）先后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分别在2006年、2009年、2013年、2016年、2017年先后就朝鲜的每一次核试验都通过了越来越严厉的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中国政府也明确表示会认真执行最终通过的安理会决议，尽管中国因此付出的经济和外交损失都很大。
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伊朗核问题磋商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一直主张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与各方广泛沟通，为推动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作出了不懈努力。中国领导人多次做美国、土耳其、巴西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的工作，劝和促谈。中国还派高级别官员赴德黑兰访问，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进程。中国以建设性态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讨论，全面参与六国机制进程，出席了各次六国外长会议、六国政治总司长会议以及六国与欧盟同伊朗对话。此外，中国还严格履行安理会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以及自己承担的防扩散义务。[786]从2006年7月到2010年6月，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了6个决议。其中，2010年6月，安理会以12票赞成、2票反对（巴西、土耳其）、1票弃权（黎巴嫩）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第六个决议，即1929号决议，强化对伊朗制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就1929号决议表示，中国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但是中方认为，制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伊朗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的全面最终妥善解决，必须回到对话和谈判的轨道上来。[787]2013年11月，伊朗核问题六国，即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加德国，同伊朗达成了为期6个月的初步协议：在这6个月里，伊朗不得从事丰度5%以上的铀浓缩；5%以上的浓缩铀以稀释等方式“处理”，以防用于制造核武器；伊方不得扩建或新建铀浓缩设施；可用于提取核武器材料钚的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停止建设；伊朗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更多设施。与此同时，伊核问题六国不再对伊追加制裁；暂停对伊贵金属、汽车零部件和石化制品的禁运；允许少量伊朗石油出口；解冻伊朗留学生资金；放宽对伊食品和药品进口限制。[788]2015年4月，六国与伊朗达成一项伊核问题框架性解决方案，为最终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确立了基础。当年7月14日，伊朗核问题六国与伊朗终于达成了历史性的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六国和伊朗通过一年半多时间的谈判，为解决延续了12年的伊朗核问题达成了政治共识。伊核问题协议包括解除对伊朗制裁及其行动计划、核技术合作、对协议实施的监控、对伊朗核能力的设限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草案等关键方面的内容。伊朗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寻求、开发和获得任何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规定下完全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王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为达成伊核全面协议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各方高度赞赏和肯定。该协议达成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电话表示，中国在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方感谢中方为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所做的贡献。[789]
四、勇于承担国际责任
中国勇于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21世纪初，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优惠条件。中国认真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成为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并根据自身能力积极开展对外援助。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56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减免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380笔，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12万人次，累计派出2万多名援外医疗队员和近1万名援外教师。中国积极推动最不发达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并已承诺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790]中国格外重视对非洲的援助，并强调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正如2014年5月8日在非洲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毕竟已成为主要经济体。中方将一如既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扩大对非援助规模，提高援助质量。我们将把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用于对非洲的援助，把重点放在非洲需要的减贫、农业、卫生、清洁用水、防灾减灾等领域，帮助非洲人民解决更多民生问题。中国将继续向非洲派遣医疗队，深入到医院和乡村。我要重申，中国的所有援助，都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提强人所难的要求。”[79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参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国际贸易融资计划和金融合作，组织大型采购团赴海外采购，向陷入困境的国家伸出援手。2009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中国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出资400亿美元支持IMF，这些都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生动表现。[792]2015年9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793]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武装力量在21世纪初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国际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向有关受灾国提供救援物资与医疗救助，派出专业救援队赴受灾国协助救援减灾，为有关国家提供扫雷援助，开展救援减灾国际交流。据2013年4月发表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2002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执行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任务36次，向27个受灾国运送总价值超过12.5亿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2001年以来，由北京军区工兵团官兵、武警总医院医护人员和中国地震局专家组成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已参加8次国际灾难救援行动。2010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救援队先后3次赴海地、巴基斯坦执行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任务，陆军航空兵直升机救援队赴巴基斯坦协助抗击洪涝灾害。2011年3月，日本发生强震并引发海啸，中国国际救援队紧急赴日参与搜救工作。2011年7月，泰国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出动4架飞机将中国国防部援助泰国武装部队的90多吨抗洪救灾物资运抵曼谷。2011年9月，巴基斯坦发生特大洪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出动5架飞机将7000顶救灾帐篷空运至卡拉奇，兰州军区派出医疗防疫救援队赴重灾区昆瑞开展医疗救援、卫生防疫工作。2010—2011年，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赴亚非5国和拉美4国，执行“和谐使命”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历时193天，航程4.2万海里，为近5万人提供医疗服务。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队还结合参加人道主义医疗联合演练，积极为加蓬、秘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地雷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扫雷援助活动。1999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举办扫雷技术培训班、专家现场指导、援助扫雷装备等方式，配合国家相关部门向近40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扫雷援助，为外国培训扫雷技术人员400多名，指导扫除雷场20多万平方米，捐赠价值约6000万元人民币的扫雷装备器材。[794]此外，2014年，中国海军派出舰艇参与为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护航。(https://www.daowen.com)
2008年，中国政府派海军舰艇赴海外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这类活动，既服务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又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经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于2008年12月26日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实施护航。主要任务是保护中国航经该海域的船舶、人员安全，保护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船舶的安全，并尽可能为航经该海域的外国船舶提供安全掩护。截至2012年12月，共派出13批34艘次舰艇、28架次直升机、910名特战队员，完成532批4984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其中中国大陆1510艘、香港地区940艘、台湾地区74艘、澳门地区1艘；营救遭海盗登船袭击的中国船舶2艘，解救被海盗追击的中国船舶22艘。[795]迄今为止，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持续在亚丁湾巡航。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不断提高，今后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无疑也会增加。有中国学者明确提出，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中国外交需要从“以弱对强”转向“以大事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即向全球和地区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产品。[796]
五、积极参加全球治理
中国也以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参加全球治理，发挥和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贸易治理重要制度中的一员。2003年9月的坎昆贸易部长会议后，中国就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圈了。从2004年起，实际上任何重大贸易谈判都不能没有中国。[797]
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秩序，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进自身改革，从根本上改善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798]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构建新的全球经济规范方面施加了重要影响。[799]200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据经济规模、外汇储备和其他标准，重新分配了成员的投票权和分摊会费。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其中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15.85%）和日本（6.84%）。[800]2010年11月5日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了基金组织份额和其他治理结构改革方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从39.5%增加到42.3%，提高了2.8%，其中中国的份额从3.996%升至6.394%，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801]但是，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要得以实施，需要188个成员中至少85%投票权的支持。其中美国是IMF最大股东国，在此问题上拥有一票否决权。此前美国国会一直未批准该方案，导致IMF此轮改革多年一直无法实现。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简称“2010年改革方案”），标志着2010年改革方案在拖延多年后即将正式生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6年1月27日，宣布其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有学者认为，这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货币权力奠定了重要基础。[802]
2007—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创造某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来代替美元的大讨论。[803]在此过程中，中国有关人士也提出了设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的设想，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比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二十国集团伦敦会议前提出建立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并得到其他金砖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同，这被认为是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之挑战。2009年3月23日，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首次公开提出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新主张。他还建议应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黄范章指出：“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日益发展，美元的主导地位将日益下降，一个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势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知……人民币势将实现国际化，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员。”[804]中国也积极推动特别提款权（SDR）改革，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制衡美元的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805]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决议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IMF称，人民币在SDR的权重为10.92%，美元在SDR的权重为41.73%，欧元在SDR的权重为30.93%，日元为8.33%，英镑为8.09%。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式事件，人民币加入SDR可能将使更多国家将人民币纳入自己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从2009年开始，在自身经济崛起和美元危机的双重刺激之下，中国开始采取措施鼓励人民币走出去，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806]当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被普遍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大幕拉开的起点。此外，作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措施，中国从2008年开始先后与一系列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互换网络。截至201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与28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先后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首尔、巴黎、卢森堡等地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
另外，中国在21世纪初继续支持联合国改革。2005年6月7日，中国政府专门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对联合国各领域改革的看法和主张。[807]中国强调安理会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让更多中小国家有机会进入安理会，参与决策。[808]
六、深入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
最后，中国同样以积极主动和建设性态度参加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参与构建本地区新秩序。
冷战结束以后，区域（或地区）合作成为一种强势的发展趋势。有人甚至认为，“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一个地区主义时代”[809]，或者“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地区组成的世界”。[810]东亚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开始出现多种地区多边合作形式以及地区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构建，这体现在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扩大的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东亚峰会等的创立上面。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东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地区多边合作与地区一体化进程，其对外行为和国内发展都难以摆脱这一进程的影响。[811]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就以十分积极的态度介入东亚地区多边合作，并且参加“东亚共同体”的构建。[812]进入21世纪，中国的此种热情有增无减，发挥了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以至于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大约从2003年开始成为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倡导者”。[813]这也被视为中国外交的“新面貌”，还有中国学者称之为中国外交中的“新国际主义”。[814]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盟+3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多边国际制度，或者说是东亚地区多边国际制度结构中的一根支柱。中国十分重视这一多边合作制度，并且在 2002年同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的90%以上的贸易产品的关税为零，共有19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进入了大发展阶段，并有可能成为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入口”。[815]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促进了东盟+3框架内的经济合作，包括金融合作。比如，2008年，10+3国家决定建立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库，2009年又将其规模扩大到1200亿美元。这实际上就是东亚货币基金的初步构想，旨在实现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和资金合作。东盟+3会议还积极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包括倡导召开东亚高峰会议，并获得中国的支持。作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2005年12月，第一届东亚峰会（EAS）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顺利召开，中国为东亚峰会的成员国之一。此外，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11月联合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布了解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南中国海争端的基本原则（航行自由、自我克制、建立信任、海上合作），这是中国与东盟制定有关解决领土争端和维护地区稳定的行为规范的一个尝试。2011年7月，中国外长与东盟外长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指导方针达成了一致。此后，中国与东盟就制定《南海地区行为准则》展开协商。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东北亚地区新近出现的一种区域多边合作制度。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源于从1999年开始的10+3会议期间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早餐会，该早餐会后来发展为从2008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在10+3框架之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三国领导人在2009年的北京会议上决定加快推进由政府、产业、学界共同参加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联合研究。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三国签署投资协定，并同意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主要由于中日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上的争端，2013和2014年，中日韩首脑会议没有召开，但是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之中。2014年11月，中韩率先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次年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11月，中断两年的中日韩首脑会议得以恢复并在韩国举行，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要加快中日韩FTA协定谈判。2016年6月，第十轮谈判落幕，中日韩FTA进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人员交流谈判的“深水区”，意味着三国FTA谈判步入实质阶段。2011年，在韩国成立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这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常设机构。
作为积极推动地区合作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领导人在2013年10月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意向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支持。[816]其目的在于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的升级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817]中国的倡议迅速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相关谈判随之展开。2014年9月，21个有意成为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国家代表在北京就《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草案终稿达成协议，次月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共同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此后更多的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巴西、俄罗斯等非亚洲国家。2015年6月，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亚投行协定》，在该年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之后，《亚投行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2016年1月16日，亚投行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根据《亚投行协定》，亚投行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域内成员和域外成员的出资比例为75比25，中国认缴股本占总认缴股本的30.34%，是亚投行创始阶段的第一大股东，但此后中国的股份和投票权会逐步稀释。[818]作为新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从筹建之日起就表明了在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框架内推进多边合作的立场，强调其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与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共同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推动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一体化进程。[819]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性的贡献者。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作为亚投行倡议方，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其运营和发展。除按期缴纳股本金之外，还将向银行即将设立的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82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参与和推进主要包括东亚国家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也面临着来自本地区国家以及域外国家的压力与挑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一些近邻对中国怀有疑虑和戒心，有人甚至担心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恢复。比如，在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就有东盟学者认为：“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计划是‘朝贡体系’在东南亚的某种继续，中国通过‘早期收获计划’，做出大量让步，向东南亚农产品开放市场，其推行的新地区主义与明清皇帝搞的‘朝贡体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821]特别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东海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的升温，被认为是中国“强势”的后果，增强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与防范。为了平衡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增长，一些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与域外大国的合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希望美国重视本地区事务，制衡中国的崛起。
与此同时，自从2009年奥巴马当政以后，美国政府出于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的目的，推行以应对中国崛起为重要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介入并影响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包括主导和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挑拨和利用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属于外部大国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扩大的一种制衡反应。王帆指出：“举凡中国倡导的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中韩自贸区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以及海峡两岸不断发展的经贸合作，均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是对这一地区规则制定权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新规划TPP的直接挑战。”[822]在此背景之下，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面临着新的环境和严峻挑战”。[823]2015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参加TPP谈判的12国达成基本协议，这被认为是一个高门槛设计、意欲将中国排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定。[824]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明确表示，美国要推动达成TPP协议，是为了不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定地区规则。2016年1月，奥巴马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不无得意地指出：“我们组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开放市场，保护劳工和环境，推进美国在亚洲的领导。中国并没有在这一区域建立规则，我们通过TPP做到了。”[825]当年2月4日，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贸易部长参加了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签字仪式。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协议的签署表示了祝贺，并声称“TPP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826]然而，2017年1月出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此外，美国也曾对中国所倡导的亚投行采取抵制态度，后来不得不调整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