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间地带”到“第三世界”
众所周知，自近代以后，中国经历了一百年的受侵略与压迫的半殖民地历史，直到1943年才成为现代国际社会中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的殖民地获得独立并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进程是基本同步的，这也是现代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展的重要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大批原先西方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获得独立地位、成为主权国家社会中的新成员，现代国际社会的范围逐步扩展到全球，非西方国家构成了国际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随着新兴国家的不断增多与独立自主政治意识的增强，被称为“第三世界”的非西方国家集团逐渐走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第三世界大致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得到发展壮大。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兴起，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对西方国家构成了巨大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挑战了西方制定的“文明标准”。新中国把自己看作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自然成为第三世界反抗西方联盟的一员。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出席了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而这次会议被看作是第三世界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除了万隆亚非会议之外，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也是第三世界存在并挑战两极格局的重要表现。
新中国领导人有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有关“中间地带”的思想。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格局，特别提到了处于美苏两极之间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他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604]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中间地带”思想的最初表述，它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美苏两极对抗的东西方冷战中如何确定自己的地位或身份的问题。牛军认为：“‘中间地带’思想包含一种新的认同的萌芽，其核心是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在内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有着比大国政治更为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它们才是决定世界前途的主要力量。”[605]随着新中国“一边倒”对外战略的确定和实施，“中间地带”思想一度没有为中国领导人所强调。在牛军看来，“中间地带”思想持续了一年左右，到了1947年9月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召开之后，它就已经被“两个阵营”思想所取代了。[606]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一大批新独立的中小国家走上国际舞台，以及以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为标志的第三世界国家集团的兴起，加上东西方两大阵营内部出现离心和分化倾向，毛泽东又开始表述中间地带思想，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其加以补充和发展。[607]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时指出，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608]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分化，以及法国等某些西方国家与美国的矛盾表面化，毛泽东提出了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即一个中间地带为亚非拉，另外一个中间地带是欧洲和日本。[609]很显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之后，毛泽东开始把在国际社会中受到西方国家孤立和疏远的中国定位为中间地带国家，思考与其他中间地带国家为伍，以便拓展中国的外交舞台。
在此思想的指导之下，新中国十分注意发展和加强同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1953—1954年间，中国与印度、缅甸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希望使之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内容与现代国际法类似。有学者认为，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中国试图成为国际规范的制定者。[610]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等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并非被动接受或内化西方的规范，而是在国际规范的扩散过程中扮演了主动的角色。[611]为了消除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华人的担忧，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有关双重国籍的条约，在印尼的华人不再拥有双重国籍。1954年4月，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五国总理联合发起并决定在次年4月召开亚非会议。新中国在1954年12月收到了参加会议的邀请，并在次年2月决定参加会议。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在会前亲自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确定中国与会的方针为：争取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力求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612]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有29个亚非独立国家参加的万隆亚非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阐述了“求同存异”原则。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打破僵局，为新中国赢得了外交发展空间，赢得了朋友。[613]从1955年1月到1965年7月，中国先后同3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除了南斯拉夫（1955）和法国（1964）之外，都是亚非拉国家。[614]这比前一个时期同中国建交国家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多。此外，1960—1963年间，中国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等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但是，中国与邻国印度的关系却因为领土争端以及西藏问题，自1959年开始恶化，并于1962年发生边界冲突。然而，中国在“文革”前期（1966—1968）的激进思想与行为也损害了中国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比如，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自1965年开始恶化。在此期间，仅有一个国家与中国建交。
与此同时，中国虽然继续努力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似乎没有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种强烈愿望。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谈及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他表示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可以在联合国之外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他也同意苏加诺提出的应该早一点在联合国提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并且强调“每年都要提一次，哪年成功就算完事”。[615]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表示支持印尼退出联合国，并认为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也很好，但否认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他明确表示：“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要我们进去，而我们不进去，不是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但我们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污蔑，同时要指出美国是侵略者，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的。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美国会感到碍手碍脚。在这点上，双方还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现在还是让蒋委员长留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吧！”[616]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1971年10月得到恢复，这主要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支持的结果，也是中国长期以来援助亚非国家的产物。[617]
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在中间地带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开始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并且明确表述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观点。(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世界”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泛指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第三世界”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法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尔在1952年发表的《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一文中首次提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并且把它定义为两大对立阵营之外的广大地区。他这样写道：“我们常说有两个对抗世界（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常说它们可能发生战争或能够相互依存，却常常忘记还有一个第三世界。这两个世界感兴趣的是如何征服第三世界，至少是如何把它们拉到自己一边。”[618]大多数学者所使用的“第三世界”概念，其含义同索维尔最初提出的概念差不多，都是从冷战的角度来给第三世界下定义的。他们认为，战后国际体系由三个世界组成，美国领导的西方发达国家为第一世界，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第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便属于第三世界。[619]20世纪6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一词常常与“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等同，指世界上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人们更多地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定义“第三世界”。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发展会议干脆正式用“发展中国家”一词取代“第三世界”的概念。[620]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及其规范构成了很大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开始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枷锁，先后获得了政治独立，并加入现代国际社会。这突出反映在联合国成员国数量的迅速扩大上。据统计，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仅有51个成员，到1950年才增加到60个成员。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联合国成员国数量直线上升：1955年76个，1960年99个，1970年127个。出于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立场和愿望，广大亚非拉国家努力寻求相互合作的形式和途径，以便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其结果是，以1955年的亚非会议为标志，第三世界开始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和壮大。[621]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构成了第三世界的主体。第三世界国家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大多曾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地位的新兴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命运、都面临捍卫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这使得它在战后国际政治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622]
毛泽东最早在1964年使用“第三世界”概念，并用它来指“中间地带”。当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朋友时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遭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623]但是，毛泽东是在20世纪70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对三个世界进行了界定，并且表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三个世界划分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接着又进一步对第三世界作了具体界定：“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624]后来毛泽东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不能与大国、富国比，只能与一些较穷的国家在一起。”[625]这种划分的标准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谈到第三世界时，基本上是把它同“发展中国家”等同的。正如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所说的：“我们都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国家。”[626]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批准。[627]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还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628]
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明确表明自己为第三世界一员，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在国际社会中给中国的定位，属于中国的重要战略思想。也正是由于这一战略定位，中国被西方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力量的一部分。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西方国家学者开始关注新独立的国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赫德利·布尔就开始关注国际社会的扩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世界反抗西方的现象。[629]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上半期，布尔在主持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进行有关国际社会扩展这一课题研究的时候，进一步深入思考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的现象，并为1984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撰写了题为《反抗西方》的一章。布尔在《反抗西方》一文中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新独立国家数量的增多，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领导了一场反抗西方主导地位的斗争，争取自决权、种族平等、经济公正以及文化独立。第三世界国家以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形式团结起来，并且在联合国的政治机构中拥有多数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获得了共产主义超级大国苏联的支持。[630]赫德利·布尔及其在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中的一些同事，把新中国看作是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势力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参加了万隆会议，并且对亚非国家有很大的影响。[631]当然，布尔也注意到中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努力借助第三世界国家来对付苏联。[632]布尔认为，拥有核武器但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属于国际社会中“修正主义”国家（“Have Not”countries）中的一员，要反抗那些“维持现状”国家（“Have”countries）。[633]处于“文革”初期的中国（1966—1968），更被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成员科拉·贝尔视为“现存国际秩序之最坚定、最顽固、最激进的敌人”。[634]很显然，赫德利·布尔等人把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都看作是在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主导地位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