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回到本书导论中提出的问题，即近代以来至今，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是否总存在不和谐或紧张的关系？其原因何在？

经过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历史演进的梳理，我认为，近代以来至今，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确一直存在着不和谐或紧张关系，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程度有所不同，既有严重对抗的阶段，也有关系相对较好的时候。在晚清，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展，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社会与发源于欧洲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现代国际社会之间发生碰撞，最终导致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从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被迫打开国门，到1943年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状态、被承认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具有完全主权权利的国家，前后历经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它比近邻日本、泰国等非西方国家加入国际社会的过程都要漫长得多、艰难得多。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不断面对来自西方列强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的入侵、扩张与压迫，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被排挤于现代国际社会之外，或者以半独立、半文明国家的身份处于现代国际社会的边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及其推行革命外交，中国又长期处于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或者疏远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一个不断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即便如此，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实际上一直受到质疑，特别是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中国一直面对来自一些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批评或指责。尤其是在中国快速崛起的21世纪初，中国与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某些问题领域再次处于某种紧张状态。总的来看，近代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并非表现为一个简单的直线型的、进步的过程，而是比较曲折、复杂的，既有进步，也有后退，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一直是存在的，而且未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https://www.daowen.com)

原因何在？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无疑属于双向互动关系（包括冲击—反应关系）的范畴，因此二者之间关系的好坏一定是取决于双方的行为或政策，当双方的行为或政策相向而行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好，而当双方的行为或政策反向而行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紧张。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一方来看，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凭借强大的现代工业和军事力量，以及高效的政治组织能力，以殖民主义扩张的方式，冲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或朝贡体系，并导致其逐渐走向瓦解，中国及其周边的绝大部分国家（暹罗和阿富汗是例外），先后被强加给不平等条约或被兼并，从而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被排挤于现代国际社会之外或者处于现代国际社会的边缘。西方列强长期以来不仅不承认、不给予中国平等地位，而且还以瓜分势力范围、军事干涉和侵略行动进一步损害中国的主权权利，导致中国经历了难以忘却的“百年国耻”。中国也为争取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拥有平等地位的国家而进行了不懈努力，并取得部分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及战后最初几年，中国终于被承认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拥有平等地位的成员，并且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主要国家及其盟友，又以意识形态为由，长期对新中国实施孤立与封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起来，中国介入了其周边地区多个武装冲突或者危机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在诸多方面融入国际社会之中，尽管中国在某些问题上或某些领域中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有时依然紧张。进入21世纪，面对综合实力不断提高、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西方主要国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焦虑感，中国仍然被视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比较另类的非西方大国，“中国威胁论”有一定市场。西方国家担心崛起后的中国会冲击现存国际秩序，可能源于对中国的此种认知。而从中国一方来看，在处理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关系上，可能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加上近代以来形成的“受害者意识”，中国在主动改变自己的观念与行为、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总是显得比很多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要慢一拍，遇到的困难也要大很多。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非西方大国，它曾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东亚地区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当时的国际规范和“文明标准”的制定者。正因为如此，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由于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总是怀有天下中心主义的情怀，它始终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难以在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过去中国把外部世界看作非我族类，中国现在被外部世界看作非我族类。与此同时，“百年国耻”所导致的受害者意识在中国人心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而导致其对外部世界总是怀有不信任感，影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我虽然认为历史上形成的“天朝上国”和“受害者意识”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很大，但是也认为这种意识并非完全左右中国对外决策，中国的对外关系还是有很多的自主选择余地的。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处理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问题上，所采取的对策实际上很不一样，也一直是在发生变动的，其所导致的结果也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历史记忆”并不是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演进过程中总是存在紧张关系的唯一重要因素。实际上，在处理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上，中国的政策选择所起的作用也很大，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内政治范畴。

近代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和谐或紧张关系，集中体现在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的关联性上面。国际规范是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规则或游戏规则，也是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行为标准。国际规范经历了从地区国际规范到全球国际规范的变化，国际规范的内涵也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自从近代以来，西方一直主导着现代主权国家国际社会中国际规范的变迁，并且充当国际规范和“文明标准”的制定者和裁定者。国际规范的变迁主要是由西方国家所构建的社会事实。直到今天，发源于欧洲的、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依然存在，西方也会继续维持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尽管其主导的方式在发生变化。值得指出的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规范或“文明标准”虽然发源于西方，但已经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其中某些要素，比如主权原则，已经为所有国家所认可。正在形成的新国际规范或“新文明标准”，也为不少非西方国家所认同与支持。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和主权国家国际社会的后来者，中国接受现代国际规范以及适应国际规范变迁的过程比较漫长和艰难。在应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变迁方面，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中国是否总是落后一拍，从而导致中国始终落后于国际社会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变迁的国际规范像一个移动的靶子，中国总是处于向这个靶子瞄准但又没有击中的境地。

迄今为止，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中国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国际规范及其变迁体现出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西方国家始终是规范的主要制定者、修订者以及裁定者，尽管非西方国家的声音在增强。在这样一种社会之中，中国抵制国际规范，必然导致自己被孤立，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影响。因此，接受国际规范和适应其变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正所谓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必须跟上现代的步伐，坚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政策，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并且适应国际规范的变迁。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也使得中国难以一味迎合西方的要求和压力而无原则地改变自己以适应西方所主导的国际规范的变迁，而会努力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与政治特色。但是，跟上现代的步伐与保持传统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这决定着中国在未来会在某些问题上在国际社会中继续承受较大的压力，甚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也会不断受到质疑。另外，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增强，中国必然会积极参加国际规范的制定与修订，从而以自身的力量影响国际规范的变迁。实际上，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志是参与国际规范的制定和修订。然而，中国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来应对。未来的国际规范，应该继续建立在一个单一或共同文化基础之上，还是产生于多元文化共识之中？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中国应该同其他非西方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大国一道，强调多元文化的重要性。然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中国要想全面参与现有国际规范的制定与塑造，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其主要困难在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与合法性问题，中国为此还要付出长期和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