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有一天，当我在做我们称之为医院服务的、每周轮转进行的最后一次查房时，一位患者问我：“嘿，医生，你不是已经回家了吗？”我作为主治医生，一年会有几周的时间被安排轮流进行所谓的医院服务，和优秀的护士团队、住院医生和进修医生一起负责大约40位患者，他们全都是临终患者。

这位患者的夜间照明灯是开着的，他那骨骼轮廓清晰的头部和颈部，深深地陷进一大堆枕头里。这位身材瘦小、来自密苏里州一个小镇的90岁老人，因为肺癌晚期住进医院。他想要聊天，而我愿意倾听。

他从在二战期间服役的故事讲起：“你知道吗？我和一群工程师在太平洋的那些岛屿上，我们的营区在那一小块土地上建起了飞机库和供水排水系统。我为之着迷。当然，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才刚高中毕业。你知道的，我们全都参军了。”

在他一阵阵的咳嗽中，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学会建房子的技巧的。他预见到“这该死的战争”结束后，房地产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他也预见到了婴儿潮。他在那里勾勒出回到美国后的无限商机。

“但我的父亲需要我，因为没有其他男人在他那里工作，而女人们讨厌那份工作，所以他希望我回去和他一起经营他的店铺。我没有选择。”他遗憾地告诉我，描述着他父亲在密苏里州小镇上开的五金行。

“所以你没有去建造桥梁、公路或者废水处理厂？”我问。

“没有，最接近我的梦想的是卖锤子和螺丝。我在那里工作得一直都不开心。”他把这些年来的不幸福归咎于几次失败的婚姻。“但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他说。他把目光移开，那些年的悲伤却都写在他的脸上。我知道他在沉思，算着他所剩无多的日子，我悄悄地走出房门。

我始终不知道他有没有向他的孩子或孙子分享过他的遗憾，但我听过许多临终的告白和遗憾。

对于曾与大约4万名绝症患者接触过、始终怀着不曾磨灭的好奇心的我来说，能在这些患者临终时倾听他们的故事，是十分吸引我的事。当死亡临近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我的医生白大褂几乎成了牧师袍，病房成了告解室，而医生和患者的互动则成了一个讲述真相的机会。

这些是我听过的一些床边告解的主题：个人或工作上错失的机会；没有修复的关系；浪费的才华；待在一个施虐的伴侣身边；为了一块金表认真打拼却太晚才发现生命其实还有更多内容；浪费的机会；向忧虑、害怕和恐惧屈服；留在一段不幸福的关系中；疏远了孩子和配偶；因为一个已经不记得的争执而很久没有和父母或兄弟姐妹对话；将孩子送去领养；对死后生命的疑问（尤其是神职人员）；后悔没有补偿的损失（金钱或其他任何东西）；也许从来没有公开过的同性关系，或者另类的生活方式从没得到过认可而感到不被认同；因为家族的秘密、秘密的外遇或者从来没有被揭露过的私密事件而受打击。

这些主题都代表着生命中的“如果”。

有些患者因为没有勇气在他们的投资或商业活动中挑战极限而感到沮丧，包括那些没有盖起来的购物中心、没有完成的图书馆、从来没能涉猎的政治办公室……这些都会在一个人的生命即将到达终点时带来沉重的心灵负担。有趣的是，他们的焦虑大多和金钱或成功的标志无关，他们在死去时担心的反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什么而很快会被遗忘。

这里引用怀特尔的一句话：“在可以说出或写下的令人伤心的文字中，最让人难过的是‘或许可以’。”换句话说，“我将永远不知道自己或许可以优秀得多。”许多人后悔他们没有更努力地接受训练，他们没有更努力地学习，他们没有更多地练习，他们在公司或专业领域中被某个不如他们有天赋却比他们更有决心的人超越。

我听到一些后悔的事，关于错过一个特别的生日派对、一场曲棍球比赛、一个孩子的演出、与朋友和家人的聚餐、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机会——全都因为现在看来已经毫无意义的工作会议、出差或工作截止日期。

也有一些悔恨是在同事、朋友或邻居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离婚、一个孩子的去世或经济上受挫的时候没有向他们伸出援手。一位我照护过的、很要好的同事，在她生命的终点，后悔在另一位同事陷入一场不必要的官司、在社会大众的关注下饱受煎熬的时候，没能拿起电话打给他，或给他留一张字条，或者握握他的手。

所以，我曾经听到过的，和我依然在听到的，都是后悔错失和朋友或家人联络的机会，后悔没有给予他们拥抱或握住他们的手。然而，这些微小的动作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这不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他们的忏悔是尝试为那些生命旅途中的旅伴抚平伤口。

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被迫按照别人的节奏前进，比如恶劣的老板、施虐的配偶、苛求的家长、喜欢支配他人的兄弟姐妹。当别人在背后操纵时，自己像一个木偶。

另一个同样常见而且总是令人难过的现象是，当一个人即将到达他们事业或专业领域的巅峰时失败了，却只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教练、经理、中介、老板、授予职权的委员会，或者当下的执政者，而并没有意识到丝毫个人的责任，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好吧，这件或那件事情发生了，我在这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尽管如此，在最后一刻，大部分的患者和我分享的是，当他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对于成功并没有想象中的专注和热衷，在旷日持久的准备中他们变得倦怠，这才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他人的错，也不是因为宇宙中众星排列错误的问题，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或者因为他们没有专注于手中的任务。

在床边，作为医疗人员，我是安全的，我是匿名的，而患者感到需要向另一个人卸下他们关于挫折和失败的包袱。我不去评判，我只是倾听。

如何展开床边的对话

为某位即将死去的患者守夜很像电视剧里的情节。各种情绪慢慢展开，发生的故事可能是痛苦的，也可能是让人感到安慰的。患者的远亲可能会突然出现，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患者的法律和财务问题总是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在这种可能极其平静的时刻或者极大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家庭成员能做些什么呢？

“在场的力量”有超乎我们想象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你只需要出现在患者的床边，不需要多说些什么——即使你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情”的基因特性，有基本的本能倾向去做点什么，即使这“做点什么”只是出现在床边。这里我要列出我见过的有用和没用的技巧。

如果患者同意的话，追忆往事是非常有力的连接方式：“还记得那次家庭度假时帐篷倒塌了吗？”“我会一直记得你每次都开车送我去学校。”“有次车在偏僻的地方抛锚了，我们还学会如何修轮胎，那是在哪里？”“我很喜欢和孙子们去爱尔兰的那趟旅行。”“跟我说说你的童年。”“奶奶做的香蕉面包最好吃了。”如果是你，你会说些什么，又怎么开始一段对话呢？

这不是聊破产、离婚、你憎恶的兄弟或者其他任何负面话题的时候，但如果患者将话题带到那个方向，你可以表示尊重地倾听。

有些人与宠物的连接比与他们的家人还多。经过办理适当的医院或养老院的行政手续（大部分的安宁照护机构欢迎家庭宠物），陪伴患者的宠物一般都可以被带到床边。这也许需要家属有些灵活性，如果我们够通情达理，而且宠物是传统的家庭宠物而不是某种没有完全被驯化的生物的话，有宠物的陪伴总是能带来安慰。如果不可行，可以把宠物的照片贴在墙上或床头柜上，这也可以给患者带来平静。

心爱的拉布拉多或约克夏在患者死后会如何安置呢？这是很多身为宠物主人的患者所担心的问题，他们需要有人保证会为宠物找到一个爱它的新家。当地的动物收容所会尤为体谅，专门接收因主人去世而留下的宠物。有许多这样的收容所是为了纪念宠物的主人而成立的。

芳香疗法、精油和按摩可以是一种很好的与患者建立连接的方法，可以用适合的精油按摩患者的手部和脚部，薄荷似乎具有疗愈力。如果肢体接触让你觉得不舒服或看似不合适，握着你所关心的人的手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觉得自己有义务做更多。

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你不应该坐到床上，你可以拉一把椅子坐在床的旁边。

通常在床边，其中一位家属会变成负责人，主导谈话内容。我们需要认可和倾听那位家属所说的话。

死亡过程会消耗患者的能量，而且让人疲惫，如果这是你要面对的状况，你需要表示尊重并适时离开，要遵从主要照护者的引导，不要待到别人不再欢迎你的时候。

不论是在家还是在疗养院，或者在医院里，家人和朋友所营造出来的气氛比环境更重要。无论是外婆穿着她最喜欢的花朵睡衣，还是爷爷在床边放着他在加拿大钓到大鱼的照片，或者播放安静的音乐，或者每个人轮流坐在床边，这些临终的守候时刻，几乎总被患者和家属牢记在心，难以忘怀。

临终患者的遗言以及背后的原因

“我的朋友史蒂夫将死于肝癌。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在我们的眼前日渐消瘦，医生安排他回家接受安宁照护。我到的时候，他的妻子玛莎正在收拾行李。”我的合著者回忆道。

“玛莎在大厅告诉我史蒂夫的状况，他的病情预后一点也不好。史蒂夫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他太虚弱了，他会卧床不起。他在家准备了吗啡，在他去世的几天前会用到。我选择不去他们家拜访他们，那是属于他们的时间，我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靠在床边，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想说的话卡在我的喉咙里，我控制住情绪后说道：‘我们很快会再见的，史蒂夫。’

“‘对不起。’他说。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对什么感到抱歉？”

临终的主题之一是道歉。说“对不起”可以有很多种意思：为未能实现个人成就而感到抱歉，为违反道德而感到抱歉，或者为让家人经历这场痛苦而感到抱歉。对于史蒂夫，他可能是为他不能再以朋友的身份留在她身边而感到抱歉。

我在病床边听过很多这样的话：“我搞砸了”“假如……”“记住我一直很在意”“我为错过了做正确事情的机会感到抱歉”，等等。

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这些痛苦的遗言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我们都必须找到好好活在当下的方式，让我们不会有“后悔”“如果”“假如”。

我的同事伊拉·伯约克医生，一位缓和医学专家，在他的著作《四件重要的事：一本关于活着的书》中提到了四句话，启发我们在最后拥抱的时刻该说些什么：“请原谅我”“我原谅你”“谢谢”以及“我爱你”。这些肯定生命的话语，在生命的终点或在生命中任何一段关系或状况中，都可以带来巨大的修复和滋养能力。

贪婪（谁将继承多少财产）——直白却不简单

我不想假装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或者假装自己是遗产律师，但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确有部分的责任，至少要让患者知道遗嘱、信托和财务计划的重要性及其深刻意义。这些在即将去世的人面前上演的剧情，多到超乎你的想象。也许，你也可以想象得到。

我很惊讶很少有患者会事先写好遗嘱，而且极少有人了解遗产规划的微妙之处和细微差别，从而迫使家庭成员通过变卖资产来缴税和负担医疗费用。当然，这会在活着的人中间造成积怨。

当家属聚集在即将去世的男家长或女家长面前时，金钱如若不是公开的问题，就是潜在的问题。如果没有适当的遗嘱、信托和明智的资产规划，孩子们将会为农场、房子、汽车、退休计划、存款、度假房屋、船、分时共有房产、珠宝、硬币收藏、传家宝以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争吵。

我遇到这种肥皂剧不止一次。当老人正在病床上越来越虚弱，身上连接着各种现代医疗仪器，只为了拖延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成年的孩子和配偶却在一旁互相争吵。有人握着他的手追忆往事吗？没有，只有在走廊里越来越大声地互相吼叫和怒目相向。

这种时候，我经常走向聚集在床边的家属，对他们说：“谁会在老人去世后获得最多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一群人都转向了大儿子，他将继承农场。如果不是他，就是在过去8年里照顾老先生的女儿。他们都知道遗嘱的内容。亲戚们则排排站，像打仗的军队一样等着决定如何瓜分战利品。

当金钱问题遮蔽了死亡过程的时候，几乎没有足够的神圣时间来鼓励患者（这个时候患者可能已经无法参与决策）解决生命中的未了之事，或弥补错过的机会，或修复破裂的关系。此外，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其实无法让患者及其家属明白资产规划和谨慎的法律建议的重要性。

在患者的临终时刻，让财务顾问、会计或遗产律师来到床边，逐一筛查资产规划的难题，这绝非是一个理想的时机。我看到过这种状况发生，尤其是患者有悬而未决的巨额资产、企业或家庭农场时。我也看到过患者家属在走廊上争执，甚至在患者的病房内，为了老太太的钻石戒指、老先生的钓鱼工具、妈妈的古董馅饼盘或爸爸的黄金手表争执。

有些患者并未安排将财务资产有序转出，这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尤其是当患者有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的时候，继子女和原生子女彼此之间原先就相处得不怎么样，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藏动机——更不用说姻亲的潜在动机，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获得患者资产的权利。

一名曾经与我合作过的执证社工茱莉·阿瑟夫，十分有见地。她说，在她安宁照护的经历中，“不幸的是，这些分裂会在患者去世后持续好几年，导致家人之间不再与彼此对话，也不再在困难的时候给予彼此支持。假如人们知道没有事先留下清晰的遗嘱会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就会有更多的人提早在这方面付出努力。”

再次申明，我不是律师或者财务规划者，但我自己的遗嘱是规划有序的，而且我有律师的账单来证明这一点。我常常审查我的安排——我已经看过太多家庭在医院的走廊上结仇，而我不希望这发生在我自己的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