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就早期文献来说，古“语”文献毫无疑问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认识到这一事实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对于古“语”文献，前人其实也是有所觉察的，并且还思考过其生成及演进的问题。比如，前人对于古“语”文献的认识，一种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提出“左史记言”，以及“言为《尚书》”的说法。这个说法长期主导着人们对“语”类文献的认知。刘知几的“六家”说中就有《尚书》家，而依据注家的看法，所谓的“《尚书》家”，即指记言这种史体而言的。不仅如此，刘知几还接触到古“语”文献的发展问题，指出先秦史官的传史方式经历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过程。他的这些看法无疑丰富了对古“语”文体的认识。不过，自刘知几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有关“语”类文献的探究鲜有发现。比较起来，前人的认识与“语”类文献的实际地位是不相称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人们逐渐认识到古“语”文献的意义。李零曾经这样说过：“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性更大。因为这种史书，它的‘故事性’胜于‘记录性’，是一种‘再回忆’和‘再创造’。它和它所记的‘事’和‘语’都已拉开一定距离，思想最活跃，内容最丰富，出土发现也非常多。”[1]又说：“这类发现，在过去20 多年里，一直都是孤例，直到90 年代，等到上博楚简发现，我们才突然意识到，这是古代史书中数量最大也最活跃的一种”。[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于有了新的材料，人们凭借这一有利条件又开启了对古“语”文献的探索之旅。
很早以来人们非常注重对文体的辨析，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可是遗憾的是在这些著述中很少找到有关古“语”文体的论述。这种状况意味着当时的“语体”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或者说，人们还没有自觉将“语体”作为一种文体予以对待。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个时期就没有涉及这个话题，事实上，在一些史志目录或注家的解释中，我们能够看到有关语体的论述。《国语·楚语上》提到“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3]这是申叔时在阐述如何教育太子时所说的，“语”显然是一种教材。至于申叔时所说的“语”所表现的具体文体形式如何，现在无从判断。然而，申叔时的说法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语”具有“明德”与“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的双重作用，这似乎表明“语”所载录的应该是富有教益的话语。韦昭把“语”解释为“治国之善语”，应该说韦昭的解释是符合申叔时的看法的。但应该指出的是，韦昭的训释除受到申叔时的启发之外，大约与刘向的看法有些渊源，何晏《论语集解叙》说“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4]，刘向明确把“语”释为“善言”，这与韦昭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表明韦昭或许曾借鉴刘向的看法。不过，除刘、韦二人看法外，对于“语”还有其他不同的认识，《汉书·艺文志》指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5]邢昺《论语疏》也说：“郑玄《周礼》注云‘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6]董增龄在解释《国语》时说：“言者直言，语者相应答。《国语》载列国君臣朋友论语，故谓之语。”[7]他们不同于刘、韦之处是把“语”解为应答之辞（语），看来他们解释的立足点在于“语”的形式。皇侃《论语义疏叙》说：“语者，论难答述之谓也。《毛诗传》云：‘直言曰言，论难曰语。’郑注《周礼》云：‘发端曰言，答述为语。’今案此书，既是论难答述之事，宜以论为其名，故名为《论语》也。”[8]皇氏释“语”为“论难答述”，与班固诸人的说法稍异，但仍是从形式方面立说。从词义的角度来考察，“语”确有“论难答述”之意，《说文》云：“语，论也。”段《注》说：“此即毛郑说也。语者，御也。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9]从上述诸说来看，它们对于“语”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从“语”的内容方面着眼，认为“语”是“善言”，此说大体起于申叔时，而为刘向、韦昭所坚持；另一说法是从形式方面立论，指出“语”为论难应答之辞。这是我们在史志目录或注家的解释中发现的有关古“语”文体的看法，或者说有关古“语”文体的传统认识。
目前，古“语”文体仍然是探究的重点所在，这些认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其一，“语”是一种记言文体。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认为“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10]王青《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认为“语”直到《国语》成书后才完备起来，“国策”“事语”是“语”的一个分支，而格言警句以及谚语、俗语是从“语”中提炼出来的。[11]姚琳琳《〈国语〉对话的文学与思想意义》指出，“语”在先秦时期是记载君臣朋友间论说、对话的一种体裁，包括“隐含式”对话、“时空交错式对话”、问答式、“独白式”对话。[12]
其二，“语”是一种叙事文体。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指出，“语”以“事”为主，是掌故类的史书（“事语”），其“故事性”胜于记录性。[13]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认为，“语”是先秦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14]
其三，“语”是一种既叙事又记言的文体。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指出，“事语”表现为“既叙事，又记言”。[15]李坤《〈国语〉的编撰》指出，《国语》属于“语体”史书，是以记述人物语言为中心，前后作叙述，使一件史事及因果基本明了，内容独立成篇、自成体系的一种早期阶段的过渡型史书体裁。[16]史继东《〈国语〉材料遴选原则新探》指出，《国语》全书虽然以记言为主，但并没有单纯记载言论的材料，主要是记言记事并重，甚至是以记事为主的材料。[17]李炎乾《〈国语·吴语〉新探》指出，“事语”主要是以记言为主，以记事为辅的文体。[18]
其四，“语”存在记言与记事两种文体。黄丽丽《〈国语〉的性质与价值》指出，“语”既指俗话、谚语或古书中的话语，又指对史事、时事所做的评论，有时“语”全是记事（可引申指故事或传说）。[19]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主张“语”可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类，每一类又表现为散见的和结集（或成篇）的两种。[20]邱渊《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指出，“言”的基本形式为教令和格言警句（包括格言警句的集锦），“语”指具有论说性质的格言警句、谚语，但以“语”为名的文本主要表现为记言记事相杂的特点。[21]赵辉《先秦“语”体的发生、演化及内在脉络》认为最早的语体是具有格言性质的古“语”，在此基础上演化出“训语”和“事语”。[22]
上述看法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古“语”文体的若干特性，但是，具体就某一类看法而言，又很难说明古“语”文体的整体特征，也无法显示作为文类的古“语”之文体特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比如将“语”作为一种叙事文体，此看法对于古“语”文体中的“事语”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事语”呈现为“既叙事，又记言”的文体特征，因此，从整体出发，将“事语”视为一种叙事文体也未尝不可。不过，倘若进一步考察“事语”，不难发现在“事语”内部，又存在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这些差异。言隐事显中“事”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言隐事显型呈现非常明显的叙事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言事并重型也是如此，自然也可视为叙事文体。但是，言显事隐这种类型，考虑到其言论的因素主导文本的构成，这样，将它看作叙事文体就难以反映此类文本的实际特征。如此看来，即使就“事语”而言，也不是全部可以当作叙事文体看待的。由此，再进一步考察上述诸种看法，可以清楚看到它们各自的局限。事实上，古“语”文体在实际演进过程中，业已发展为一种文类，包含若干次生文体，就其篇章语体而论，具体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格言体是纯粹的记言文体，专论体倘若就奏议而言，也属于纯粹的记言文体。至于对话体，要视具体情况来定，它可以属于记言文体，也可以属于叙事文体。因此，将古“语”文体视为记言文体也好，叙事文体也好，还是既叙事又记言，这些看法大抵只是切中一些次生文体的特征，而不能将它们视为对古“语”文体的整体归纳。
其实，要比较彻底地描述古“语”文体的特征，应该从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所谓篇章语体，主要指单篇语体。所谓专书语体，是基于专书而言，如语录体、国别体、世说体等。只有结合这样两个层面，才能比较好地澄清古“语”文体的演进及其特征。不过，尽管人们对古“语”文体的研究通常也涉及这两个层面，但这种研究往往是不自觉的。首先，就目前相关研究来看，似乎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其次，人们对古“语”文体进行考察时，似乎常常将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混合起来研究。例如《国语》，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将其列为一家，长期以来《国语》被视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沈长云认为，“《国语》并不是一部史，它的目的并不在于纪事。以国分类，也不是它的主要特色”，在他看来，《国语》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语’，是按国别汇集成的‘语’”，并强调它是“一部议论总集”，从性质上来说，《国语》“显然属于《事语》一类”。[23]黄丽丽指出，《国语》为先秦“语类”之集大成，其文体为“语体”。[24]张岩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考略》一文中具体讨论了《国语》中一些特征较分明的“文体”：讥语文体、劝谏文体、赞语文体和问答文体。[25]又如《论语》，谭家健认为《论语》是“后世语录体的鼻祖”。[26]有的研究者则把《论语》的文体概括为纯粹的语录体、概括的问答体和相对完整的问答体。[27]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之间无疑存在密切联系，一部专书语体常常会容纳一种或多种篇章语体，比如《国语》，在专书语体上属于国别体，而从篇章语体来看，它包括对话体、事语体。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国别体包括对话体、事语体，那就会产生误解。国别体真正的文体内涵基于两点：一是分国编纂，二是记言。因此，如果将国别体等同于对话体与事语体，只能揭示国别体记言的特点，而忽视了其分国编纂的一面，这种理解自然是片面的。又如《论语》，就专书语体来看，它属于语录体；倘若就篇章语体而言，它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等。如果说《论语》文体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个说法自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因此就认为语录体就是指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语录体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说语录体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只指出了语录体记言的一面，而没有指出其记行的特征。由此看来，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之间尽管存在联系，但由于两者分类的依据不同，二者之间并不能完全等同。这样，只有将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揭示古“语”文体的特征。
就目前看来，关于古“语”文体的分析大体存在上面几种思路。这些不同思路以及引发的不同看法，表明当前在古“语”文体研究上不但呈现多元的研究局面，同时也意味着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延展空间。因此，本书在充分借鉴、吸纳前哲时贤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文类的角度分析古“语”文体的类型及其生成。在类型上，我们主要从两个层面加以展开：一是从篇章的角度出发，将古“语”文体划分为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四种形态；二是从专书的角度出发，将其划分为国别体、语录体及世说体三种。考虑到人们对专书语体讨论较多，故在具体论述时，将篇章语体作为重点，即以篇章语体为主，以专书语体为辅。在论述篇章语体时，着重分析每一篇章语体的生成过程，以及每一篇章语体的具体存在样态。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力图对古“语”文体做一整体的鸟瞰，并且揭示其演进之轨迹。
【注释】
[1]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 年版，第202 页。
[2]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 年版，第273 页。
[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528 页。
[4]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 页。
[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17 页。
[6]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 页。
[7]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出版社，1985 年版。
[8]严可均：《全梁文》，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724 页。
[9]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89 页。
[10]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文学遗产》，2007 年第4 期。
[11]王青：《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史学集刊》，2010 年第2 期。
[12]姚琳琳：《〈国语〉对话的文学与思想意义》，2011 年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3]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版，第202 页。
[14]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 年第6 期。
[15]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 年第1 期。
[16]李坤：《〈国语〉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4 期。
[17]史继东：《〈国语〉材料遴选原则新探》，《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10 期。
[18]李炎乾：《〈国语·吴语〉新探》，2016 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黄丽丽：《〈国语〉的性质与价值》，《江苏大学学报》，2006 年第1 期。
[20]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 年第1 期。
[21]邱渊：《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2008 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2]赵辉：《先秦“语”体的发生、演化及内在脉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1 期。
[23]沈长云：《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305-306 页。
[24]黄丽丽：《〈国语〉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江苏大学学报》，2006 年第1 期。
[25]张岩：《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版，第407-411 页。
[26]谭家建：《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6 页。
[27]侯文华：《〈论语〉文体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08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