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答式
对话体语类文献的典型文本形态是“问—答”式结构，这种结构通常是一问一答或多问多答，有时甚至是多人参与的。比如《国语》，其《周语上》载：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命鲁孝公于夷宫。[168]
这是咨政的一个例证。周宣王想要从姬姓中挑选一位担任诸侯之长的人，樊穆仲推荐鲁孝公。宣王询问其中的原因，樊穆仲指出鲁侯对神明严肃、对老人恭敬，处事时能广泛听取意见，于是宣王认为鲁侯确实能够担当起训导诸侯的重任。
又《周语中》载：
定王八年，使刘康公聘于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归，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对曰：“臣闻之：为臣必臣，为君必君。宽肃宣惠，君也；敬恪恭俭，臣也。……今夫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则不恤匮，匮而不恤，忧必及之，若是则必广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几何？”对曰：“东门之位不若叔孙，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孙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犹可，若登年以载其毒，必亡。”[169]
刘康公出使鲁国回来，周定王询问鲁国大臣的情况。刘康公指出季文子、孟献子很节俭，而叔孙宣子、东门子家很奢侈；季、孟两家会长期当政，而叔孙、东门两家会败亡。周定王追问原因，刘康公分析说，忠敬、谨慎、谦恭、节俭是大臣的本分，季、孟两家节俭，节俭用度就足，用度足就能够庇护族人；叔孙、东门两家奢侈，奢侈就不会怜恤族人，也就得不到族人的支持。周定王又问叔孙、东门两家能够维持多久，刘康公指出东门不能侍奉两代君主，叔孙不能侍奉三代君主。
《论语》收录的主要是教学笔记，因此对话是很常见的。比如：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170]
上引是子贡与孔子围绕士人在贫与富两种不同处境下的态度而展开对话。当然，《论语》也存在孔子与多位弟子的谈话，如：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71]
意思是说，颜渊与子路站在孔子身边，孔子希望他们谈一下自己的志向，子路与颜渊分别谈了自己的想法。在子路的请求下，孔子也谈了自己的理想。
汉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贤良文学，与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讨论民生疾苦，双方就盐铁官营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桓宽据这次会议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在“成一家之法”的理念下编纂了《盐铁论》，它再现了盐铁会议辩论的过程。比如《刺权》篇：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下，是以齐国内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敦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由此观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虑亦远矣。”
文学曰：“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孙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广者鱼大，父尊者子贵。《传》曰：‘河海润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乎？故夫贵于朝，妻贵于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望哉？”
文学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故起而佐尧，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义，非乐其势也。受禄以润贤，非私其利。见贤不隐，食禄不专，此公叔之所以为文，魏成子所以为贤也。故周德成而后封子孙，不以为党，周公功成而后受封，天下不以为贪。今则不然。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编户跛夫而望疾步也。”[172]
大夫指出，君主统一管理自然资源，国家就会强盛，否则就会灭亡。过去齐国让人们开发资源，大臣的势力大了，又不加以限制，结果大臣垄断了国家的大海资源，独占鱼盐的利益。大臣利用权势掌控很多人，还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最终使齐国分崩离析。现在山川湖泊的资源很多，炼铁、煮盐必在偏远的山谷，作奸犯科的人来往于山海之间，恐怕要发生大的祸害。大臣凭借财力雄厚而骄横不可一世，使社会丧失朴质的风俗，滋长了虚伪的习气。立法的本意，是杜绝浮虚诈伪，主管官吏的考虑是长远的。文学则认为，官吏的考虑虽然长远，但有权势的人却很容易得利。自设置兴利的官吏，盐铁、酒榷、均输兴起，有权势的人扰乱公法，垄断国家市场，他们不仅仅谋取大海的鱼盐之利，还掌握国家大权，横行海内，其权势不是当年田成子和大夫所能比的。他们的财富超过陶朱公、子贡，衣服车辆超过皇族，房屋住宅超过朝廷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形下，种地的不愿意劳动，老百姓消极怠慢，人们效仿奢侈。这种歪风邪气还在上升，这就是老百姓滋长虚伪作风而很少从事农业劳动的原因。这是第一个回合的对话，文学们虽没有完全否定大夫的看法，但是认为大夫的看法是片面的，认为现实的虚伪作风恰恰是由官吏的贪腐引起的。于是大夫又提出，父亲的地位高，儿子也跟着享富贵；丈夫在朝中做官，妻子在家里也享受荣华富贵。平民百姓向往卿相子孙那样的富贵，这就如同跛子想像楼季那样善于登高眺远，这岂不是做梦。
很显然，大夫认为平民百姓羡慕卿相子孙的念头是不应该的，这其实就是对文学们看法的否定。文学们认为，正是由于官吏的浮华奢侈，下层的民众才起而效仿，官吏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根源；大夫则认为平民百姓的效仿压根就是错误。对此，文学们反驳说，公卿大臣应该承受人民的忧虑，分担百姓的痛苦。一人流离失所，官吏办事不力，这都是公卿大臣的职责。君子做官是为了推行仁义，而不是贪图权势。接受俸禄是为了培养贤才，而不是谋求私利。周文王用仁德取得天下，然后分封子孙，天下并不认为他偏向自己的家族。现在可不一样，父亲地位高，儿子就骄奢淫逸；丈夫做官，妻子就接受请托。没有周公的德行却享有周公的富贵荣华，没有管仲的功绩却过着管仲的奢侈生活，所以平民百姓也想和公卿的子孙一样，跛子也想快跑。从官员的职责的角度，通过古与今的对比，有力驳斥了大夫的观点，刺伤了他们的隐痛。通过这个例证，我们可以比较形象地感知《盐铁论》中大夫与文学往复辩论的场景。
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到在清谈背景下名士们的对话记录，比如《德行篇》载：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173]
这是一位客人与陈季方之间的对话，客人对于陈季方的父亲陈太丘负有盛名颇为惊讶，于是询问陈季方其中的原因。陈季方没有直接作出回答，而是使用桂树与泰山这样的比喻，含蓄地颂扬父亲的功德。又如：
颍川太守髡陈仲弓。客有问元方：“府君如何？”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如何？”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伛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惭而退。[174]
需要注意的是，早期语类文献有些文本是经过整理的，对话文本也不例外，比如《鲁语上》载：
莒太子仆弑纪公，以其宝来奔。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惮以吾故杀其君，而以其宝来，其爱我甚矣。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无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书曰：“夫莒太子杀其君而窃其宝来，不识穷固又求自迩，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通，无逆命矣。”明日，有司复命，公诘之，仆人以里革对。公执之，曰：“违君命者，女亦闻之乎？”对曰：“臣以死奋笔，奚啻其闻之也！臣闻之曰：‘毁则者为贼，掩贼者为藏，窃宝者为宄，用宄之财者为奸’，使君为藏奸者，不可不去也。臣违君命者，亦不可不杀也。”公曰：“寡人实贪，非子之罪。”乃舍之。[175]
这段对话分四个层次：首先是鲁宣公与季文子的对话，宣公告诉季文子说，莒太子为了我不惜杀掉自己的君父，并且带着他父亲的宝物来投奔我，莒太子很爱我啊。替我赏赐莒太子城邑，今天就执行这个命令。不过，这番话并不是鲁宣公直接告诉季文子的，而是通过仆人转告的。可是仆人转告的并不是鲁宣公的口信，而是书信，这样，文中的对话其实是对书信的引述。当仆人准备将这封书信送给季文子的时候，在路上遇到里革，里革将书信的内容做了更改。里革的这个行为既可视为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对话行为的实现，也是本文的第二层次的对话。这次对话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提示文中叙述的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的对话其实并未发生，也就是说，包含鲁宣公真实想法的对话并未发生；二是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借助书信毕竟发生了实质性的对话，季文子按照书信的指示驱逐了莒太子，不过这封书信是里革篡改过了的；三是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的对话不但经过了仆人这个环节，也经过了里革这个环节，仆人环节只是促进对话的实现，而里革则确实参与了这次对话。里革篡改书信，一方面可理解为是里革与鲁宣公的对话，里革篡改这一行为其实是对鲁宣公的看法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可视为里革与季文子的对话，因为经过篡改的书信基本上代表的是里革的意思，而不是鲁宣公的意思。因此，就文中第一、二层次的对话而言，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的对话只是表面上的，本质上是里革、鲁宣公之间的对话与里革、季文子之间的对话。但是文本给人的感觉则是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的对话，这纯粹是编撰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在里革与鲁宣公的对话上，鲁宣公通过书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里革进行了篡改，也就是说，鲁宣公“说出”自己的想法，里革用行为来表达的看法。在里革与季文子的对话上，里革“说出”自己的想法，季文子用执行来表达的看法。第三层次的对话是有司与鲁宣公之间，以及鲁宣公与仆人之间，只不过这一层次的对话被省略了。第四层次的对话又在里革与鲁宣公之间展开，这一层次的对话应该是当面进行的，也可说是本文真正实质意义上的对话。
又如《论语·先进篇》载：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176]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陪孔子坐着，孔子希望他们谈谈自己的理想。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依次谈了自己的想法，孔子听后很赞同曾皙的看法，这是第一回合的对话。在这个回合中，孔子依次询问四个学生的理想，他们对自己的理想都做了表述。当子路、冉有、公西华离开之后，曾皙与孔子之间又进行了第二回合的对话。曾皙希望孔子谈谈对子路、冉有、公西华他们言论的看法，孔子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这篇文本整体上由师生之间的对话构成，而对于这个文本，张履祥《备忘录》有这样的评述：“四子侍坐，固各言其志，然于治道亦有次第。祸乱勘定，而后可施政教。初时师旅饥馑，子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勘定祸乱也。乱之既定，则宜阜俗，冉有之足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则宜继以教化，子华之宗庙会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乐，熙熙然游于唐虞三代之世矣，曾皙之春风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乎三代之英，能不喟然兴叹。”[177]这个分析是很有意思的。据《先进篇》的记载，这场对话似乎是很随意的。当孔子提出希望学生们谈谈理想时，子路便迫不及待地（“率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明显暗示了这场对话并没有经过刻意安排。对于子路的这种粗率，孔子含蓄地表示了不满。孔子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其他学生的警觉，以致这些学生不敢轻易谈论自己的想法。学生们的审慎很可能中断此次谈话。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好采取点名的方式。点名迫使学生不得不说出自己的想法，对话得以延续。点名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本次谈话的自由性，不过，我们也很难从这种点名的做法中看出孔子的一种刻意安排。因此，就这篇文本的表面来看，我们觉得此次对话是自由的，是随意的，很难说是出于有意的安排。然而，张履祥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上述看法的信心，很明显，张氏的分析表明这个文本是经过缜密编排的。我们很难想象一次随意的对话在逻辑上会显现如此清晰的条理性，我们也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这个现象。应该说，张履祥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而《先进篇》“侍坐”章确实是经过编撰的。[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