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论式
在一般情况下，对话的双方是在同一时空之下的，如规谏、咨政、教学、清谈等。不过，在对话体语类文献中，我们有时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即对话是在不同时空下进行的，这种形态通常表现为评论。
《鲁语上》载：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谓之曰：“吾欲利子于外之宽者。”对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车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禄，次之食也。君议五者以建政，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来命易臣之署与其车服，而曰：‘将易而次，为宽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车服，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闻命。若罪也，则请纳禄与车服而违署，唯里人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闻之曰：“孟孙善守矣，其可以盖穆伯而守其后于鲁乎！”[193]
这里有两个层次的对话，第一个层次，鲁文公打算将孟文子的住宅移到别处，于是派人对孟文子说：“我想将你迁到外面较宽的地方。”孟文子回答说：“我得到父祖的官职，现在因为贪利而改变住处，这是亵渎君主的命令，我不敢听从。如果君主要治罪，我请求交还爵禄、车服而离开官位，听从命令接受住处。”鲁文公听了之后没有强取。鲁文公本人虽没有亲自出面，但派人与孟文子交涉，可以视为鲁文公与孟文子之间的对话。“公弗取”的结果不但意味着这次对话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这次事件的结束。按照通常的惯例，叙述也就到此为止。不过，上述文本事实上并没有结束，还引述了臧文仲的话。当臧文仲听到这件事之后，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闻之”来看，臧文仲并没有直接参与鲁文公与孟文子的对话，而只是在事后发表了看法，至于什么时间并不清楚。臧文仲的评论一方面显示孟文子事件并没有立即结束，一方面表明臧文仲确实也参与了这场对话，尽管是事后的、间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臧文仲的评论可视为第二层次的对话。
又《晋语三》载：
惠公既杀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过杀我社稷之镇。”郭偃闻之，曰：“不谋而谏者，冀芮也。不图而杀者，君也。不谋而谏，不忠。不图而杀，不祥。不忠，受君之罚。不祥，罹天之祸。受君之罚，死戮。罹天之祸，无后。志道者勿忘，将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杀冀芮而施之。[194]
晋惠公杀里克之事，《左传·僖公十年》有这样的记载：“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说。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195]据《晋语三》，晋惠公是听信冀芮之言而杀里克的，不过很快就后悔了，于是对冀芮说：“你让我错杀了社稷之臣。”对于此事，郭偃发表评论说：“不经过谋划就劝谏，这就是冀芮。不经过考虑就杀大臣，这是君主的过错。”可见这一文本的对话仍然有两个层次，一是晋惠公与冀芮之间，一是郭偃对他们行为的评论。郭偃的评论属于事后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参与第一层次的对话，但是，他的评论确实又是从第一层次对话中而来的，二者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倘若没有晋惠公与冀芮的对话，郭偃的评论就不会出现。
不过，这种评论有时并不针对对话，而是针对人物的行为，如《鲁语下》载：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闻之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196]
公父文伯的母亲早上哀哭丈夫穆伯，晚上哀哭儿子文伯。对于她的这一行为，孔子评论认为是有礼的表现。在此，有关公父文伯之母的行为是叙述性的，文中只记载了孔子的言论。本篇还有这样的情况：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康子往焉，䦱门与之言，皆不逾阈。祭悼子，康子与焉，酢不受，彻俎不宴，宗不具不绎，绎不尽饫则退。仲尼闻之，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197]
不仅公父文伯之母的行为是叙述性的，就连孔子的言论也是叙述性的，这样，整个文本不再有记言的痕迹，全部为叙事性的。依据上述几个例证，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发现记言文本是如何一步步转化成叙事文本的，或者说，记言文本是如何演化为记行文本的。
在《论语》中也存在一些评论，主要表现为孔子对弟子话语或行为的评论，如：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198]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199]
“哀公问社”章没有具体记载哀公的提问，只有宰我的回答，就此而言，属于省略式类型。不过，这个文本不止于此，还有附加文本，即孔子的评论。从这一章的叙述来看，重点不在于哀公是如何提问的，而在于宰我的回答及孔子的评论。从表面上来看，这一回答及评论原本不构成问对，但事实上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孔子的评论是针对宰我的回答而来，从此一角度来看，它们就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宰予昼寝”章在结构上与“哀公问社”章稍有不同，整章没有问对的痕迹，孔子的评论被分割成两部分，朱熹《集注》引胡氏云：“‘子曰’疑衍文，不然则非一日之言也。”[200]朱熹“衍文”的意见尽管可取，但他没有看到“宰予昼寝”章这样的结构在《论语》中不是偶然的特例。刘宝楠指出：“前篇‘人而不仁，如礼乐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彻章后，则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学易章后，则所字指《易》言。……此皆前后章相发明之例，姑举数则为此注证之。”[201]由此可见，孔子第二节话是对第一节话的补充。“朽木”云云可视为孔子对宰予昼寝的批评，但孔子责备宰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宰予白天睡觉，而在于他说话不算数，因此，第一节话是描述现象，第二节话才揭示出批评的真相，也就是说，两节不妨视作评论。
其实，评论式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形态即“君子曰”，在《国语》《左传》等文本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君子曰”的标志，这些“君子曰”或是对他人言论作出评论，或是对他人行为作出评价，或是对他人言行的评论，如《晋语二》载：
穆公问冀芮曰：“公子谁恃于晋？”对曰：“臣闻之，亡人无党，有党必有雠。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戏，不过所复，怒不及色，及其长也弗改。故出亡无怨于国，而众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谁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劝也。”[202]
秦穆公向冀芮询问夷吾的情况，冀芮对于夷吾的为人做了正面的评价，指出夷吾从小不好玩弄游戏，行事不越身份，喜怒不形于色。君子对于冀芮的这个回答进行了评论，指出冀芮善于劝谏。又《晋语四》载：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齐、秦伐曹、卫以救宋。宋人使门尹班告急于晋，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则宋绝。告楚则不许我。我欲击楚，齐、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轸曰：“不若使齐、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分曹、卫之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齐、秦。齐、秦不得其请，必属怨焉，然后用之，蔑不欲矣。”公说，是故以曹田、卫田赐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来告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舅犯愠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必击之。”先轸曰：“子与之。我不许曹、卫之请，是不许释宋也。宋众无乃强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怨已多矣，难以击人。不若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是故拘宛春于卫。子玉释宋围，从晋师。楚既陈，晋师退舍，军吏请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师老矣，必败。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众莫不生气，不可谓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203]
城濮之战是晋楚之间一次非常重要的战役，在此次战争中，楚国战败，晋文公由此奠定了其霸主地位。不过，此次战争的发动却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楚成王攻打宋国，晋文公率领齐、秦联军通过攻打曹、卫的方式来解救宋国。然而，在这一局势面前，晋文公面临三层困难的选择：宋国形势危急，不去解救的话，宋国会与晋国断交关系；与楚国谈判则未必答应晋国的请求；攻打楚国，齐、秦两国又不会答应。面对这些困境，先轸、子犯提出解决的策略，晋文公在采取这些策略之后终于取得了此次战争的胜利。可以看出，先轸、子犯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君子看到了这一点，对他们做了积极的评价，指出他们善于用德来规谏君主。
《左传·隐公三年》载：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204]
郑武公、庄公担任周平王卿士，周平王又重任虢公，这引起了郑伯的不满，而周平王又否认这一点，于是周、郑之间交换人质。君子对这个行为进行评论，指出双方倘若在内心不能建立信任关系，即使交换人质也是没有作用的。
作为对话体的一种形态，评论式大都不是直接记述当前事件的对话，而是事后的一种议论。这种议论尽管是在事件发生以后产生的，可是这种议论又与此前的事件密切关联，是在此前事件之基础上出现的，因此，这种评论事实上参与了整个事件。在这一意义上，这种评论与此前事件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当然，我们所说的“事件”，可能是人物的对话，也可能是人物的行为，上面胪列的若干事例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评论式这一体式属于对话体的一种变体，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对话体的形态，而且在于它提供了对话体向事语体演进的线索。
【注释】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89 页。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93 页。
[3]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660 页。
[4]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010 页。
[5]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3 页。
[6]戴望：《管子校正》，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302 页。
[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243 页。
[8]郭沫若：《管子集校（三）》，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65 页。
[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166 页。
[1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166 页。
[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78 页。
[1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166 页。
[13]王恺銮：《邓析子校正》，上海书店，1989 年版，第14 页。
[14]高诱：《吕氏春秋》，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310 页。
[15]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691 页。
[16]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52 页。
[17]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1-182 页。
[18]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2-183 页。
[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017-1018 页。
[20]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4 页。
[21]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47-249 页。
[2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57 页。
[23]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235-237 页。
[2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9-10 页。
[2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0 页。
[2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 页。
[2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551 页。
[2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551 页。
[29]王瑛、王天海：《说苑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368-370 页。
[30]邢昺：《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48 页。
[31]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838 页。
[32]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233-234 页。
[3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202-203 页。
[3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211 页。
[35]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010 页。
[36]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019 页。
[37]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227-228 页。
[3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211 页。
[39]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8-180 页。
[40]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65-66 页。
[41]王瑛、王天海：《说苑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388 页。
[4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版，第66 页。
[43]王肃注：《孔子家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37 页。
[44]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854 页。
[45]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9-170 页。
[46]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235-236 页。
[47]李林甫等撰：《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247 页。
[48]许仲毅：《唐朝上谏之五谏研究》，《史林》，2012 年第5 期。
[49]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461-462 页。
[50]孔繁敏：《论中国古代谏诤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4 年第5 期。
[51]韩维志：《儒家对强谏的抑扬与强谏者形象的形成》，《求是学刊》，2005 年第5 期。
[52]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 页。
[53]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85 页。
[54]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85 页。
[5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91 页。
[56]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992 页。
[57]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36 页。
[58]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992 页。
[59]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85 页。
[60]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187 页。
[6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57 页。
[62]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66 页。
[6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172 页。
[6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12-113 页。
[6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14-115 页。
[6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23 页。
[6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213 页。
[6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455-458 页。
[69]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2762-2766 页。
[7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330 页。
[7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631 页。
[7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634-637 页。
[7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12 页。
[74]俞正燮：《癸巳存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65 页。
[75]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74-575 页。
[76]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75 页。
[77]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29-1135 页。
[78]俞樾：《九九消夏录》，中华书局，1995 年版，第191 页。
[79]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 页。
[8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90 页。
[8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90 页。
[8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90 页。
[83]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57-159 页。
[84]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58 页。
[85]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 年版，第1178 页。
[86]王充：《论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版，第164 页。
[87]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版，第341-342 页。
[88]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版，第230 页。
[89]郭庆藩：《庄子集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版，第85-86 页。
[9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666 页。
[9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785 页。
[9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797 页。
[9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7 页。
[9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596 页。
[9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620 页。
[9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927 页。
[9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039 页。
[9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400 页。
[99]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932 页。
[100]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049-1050 页。
[101]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124 页。
[10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498 页。
[103]孙诒让：《墨子閒诂》，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257 页。
[104]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1-36 页。
[105]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7 页。
[106]刘咸炘：《刘咸炘论目录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1 页。
[10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871 页。
[108]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策〉的史料价值》，《文物》，1975 年第2 期。
[109]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17 页。
[110]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065-1067 页。
[111]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98-99 页。
[112]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175 页。
[113]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619-622 页。
[114]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329 页。
[115]刘强：《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2 页。
[116]刘强：《从“清谈误国”到文化研究——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学术月刊》，2005 年第10 期。
[117]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范子烨先生指出：“从实际情况看，‘清谈’一词的最早语源，是汉末建安时期的文献。刘祯《赠五官中郎将诗》其二：‘清谈同日夕，情闲叙忧勤。（《全魏诗》卷三）’‘五官中郎将’是曹丕未称帝前担任的官职。曹丕《又报钟繇书》：‘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斌媚，执书嗢噱，不能离手。（《全三国文》卷七）’从时间上看，刘诗和曹文最早用‘清谈’一词，时在汉末建安时期。”（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59 页）。本书仍从杨勇先生观点。
[118]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258 页。
[119]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886 页。
[120]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175 页。
[121]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2259 页。
[12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278 页。
[12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276-277 页。
[124]杨勇：《〈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正文书局，2003 年版，第2 页。
[125]杨勇：《〈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正文书局，2003 年版，第20-21 页。
[126]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4 页。
[12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280-281 页。
[128]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61-163 页。
[129]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5-136 页。
[130]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6-137 页。
[131]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167 页。
[132]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2 页。
[133]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141-143 页。
[134]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8 页。
[135]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19-20 页。
[136]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20-21 页。
[137]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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