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结 语

古“语”这种文体最初源于记言传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经历长时间的发展之后,衍生出许多次生态文体,从而形成较为庞杂的古“语”族群——语类文体。正是由于这一古“语”族群的复杂性,如何把握、厘清其内部各次生态文体的类型及其生成就显得必要。目前,人们对此问题业已展开多层面的探究,得出很多颇具启发性的看法。在借鉴这些成果之基础上,我们选取“篇章”与“专书”两个角度,尝试对古“语”族群进行次级层面的划分。从“篇章”角度来看,古“语”文体其实可划分为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四种类型;而从“专书”角度来看,古“语”文体大致又可分为国别体、语录体、纪传体、世说体、纪事本末体这些类型。在此,本书侧重于“篇章”角度,重点讨论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这些类型。

就古“语”而言,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这些类型无疑属于次生态文体。然而,倘若对这些次生态文体做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这些次生态文体内部也并不单纯。无论是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还是专论体,其内部又蕴含若干次级样态。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在前面各章节已经做了比较清晰的描述。真切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力图澄清古“语”文体演进的真相,构建古“语”文体内部次生文体演生脉络图。

当然,本书还进行了一项颇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探寻古“语”文体演进的机制。在先秦时期,人们对言语现象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可以说那个时代业已形成重言之风尚,比如重视“养老乞言”,其用意在于“法其德行善言”,为实际的政治生活提供指导。其实,先秦时期重视言论的现象还有很多,在“乞言”之外,还存在规谏、咨询等,甚至还存在“赠言”现象。从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对言论的重视。当然,这种重言传统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重视有益之言论的载录,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记言”。《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历代王朝均设置左史以专门负责记言,而正是基于这种重言、记言风尚,于是形成记言文献。《礼记·内则》谈到惇史,孔《疏》解释说:“惇,厚也。言老人有善德行,则记录之,使众人法,则为惇厚之史。”[2]也就是说,史官记录的是善言善行,而这些善言善行能够为别人取法,因此,这些善言善行集合起来就成为一部“惇史”。据此可知,先秦社会由于出现重言风尚与记言传统,记言文献得以形成。不过,就早期语类文献而言,其生成方式是多元的,除了“记言”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形式。比如《国语》《论语》这样典型的语类文献,单单用“记言”是难以说明其形成的,只有结合“编言”才能更好地阐释其生成过程。当然,早期语类文献的生成还有一种形式,比如《法言》,尽管这部文献是扬雄效仿《论语》而成,但是,它毕竟是扬雄撰写的。《法言》的生成,显然不是出自“记言”“编言”的目的,而是“撰言”的结果。同样,汉代开始盛行的奏疏文献如《新语》等,也出自“撰言”。因此,就早期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来说,大抵存在“记言”“编言”“撰言”三种形式。一般而言,“记言”的存在方式比较单一,通常只是对人物言论的载录。比如“乞言”仪式,人们向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请益,而惇史负责载录的只是老人的言论,并不涉及其他因素。“撰言”对于语类文体生成的影响较“记言”要广泛。“记言”行为大都是被动的,往往只是对他人言论的载录,而“撰言”则不一样,它是主体对自身言论的载录。因此,由“记言”行为而形成的文献通常只是作为档案存在,而由“撰言”行为而形成的文献则往往表现为撰述。由于“撰言”行为出于主体的自由意志,那么,它对语类文体生成的影响就较“记言”行为广泛。在“记言”场合中,“记言者”需依据他人言说方式而决定所采纳的“记言”体式,比如“乞言”仪式中重点关注的是三老五更的言论,因此,其结果呈现为格言的体式。倘若“记言者”面对的是两人或多人的谈话,那么,他通常采取对话的“记言”体式。“撰言”行为则不受这些限制,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或实际需要而采取灵活的方式,比如陆贾撰写《新语》时采用专论体形式,而扬雄效仿《论语》撰写《法言》,《法言》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论语》的文体特征,如对话、格言、言行两录等。尽管“撰言”与“记言”存在各种差异,但就存在方式而言,与“记言”一样,也是比较单一的。比较起来,“编言”则复杂得多,或者说,其存在形式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原文移录、添加、合并、删改等,因此,它对语类文体的生成所起到的作用更为深远。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讨论古“语”文体时,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重点关注唐前古“语”文体;二是重点关注篇章“语体”。因此,对于专书“语体”以及唐以后古“语”文体的状态,特别是唐以后古“语”文体的演进,本书很少涉及,这些问题自然很重要,受笔者学力与时间等因素的制约,暂且搁置。

【注释】

[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15 页。

[2]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第8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