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奏疏的编撰
就单篇奏疏而言，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其形态是颇为复杂的。这固然反映奏议在当时社会的用途与地位，然而，仅仅从此一角度分析奏议，似乎还不能全面揭示早期奏议的真实情况。其实，早期奏疏除了单篇形式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流传样态，这就涉及奏疏的编撰问题。以下着重讨论奏疏汇编式及专书式两种形态。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五云：“案诏令之美，无过汉、唐。《唐大诏令》为宋敏求蒐辑而成，多足以裨史事。《两汉诏令》虽取之于三史，然汇而聚之，以资循览，亦足以观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之遗。两宋以后，国政得失，多见于奏议，内外制亦多散见于诸集。”又在“《华野疏稿》”下说：“以上所录皆以奏议自为一集者，其或编入文集之中，则仍著录于《集部》。”[78]馆臣提到诏令奏疏编撰的几种途径，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是收录众人之作。比如《唐大诏令集》，《总目》指出：“唐有天下三百年，号令文章，粲然明备。敏求父子复为裒辑编类，使一代高文典册，眉列掌示，颇足以资考据。……又《旧唐书》所载诏旨最多。今取以相较，其大半已入此集，而亦有遗落未载者。……然唐朝实录，今既无存。其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藉有是书。”[79]可见《唐大诏令集》收录的是唐代三百年间的诏诰命令，也就是说，《唐大诏令集》是唐代诏诰命令的汇编。其实奏议存在这种情形，《四库全书总目》就著录《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名臣经济录》《钦定明臣奏议》这些文献，它们显然也属于奏议汇编，比如《诸臣奏议》，《总目》说：“宋赵汝愚编。前有淳熙十三年札子，称尝备数三馆，获观秘府四库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载忠臣良士便宜章奏。收拾编缀，殆千余卷。文字纷乱，疲于检阅。自假守闽郡，辄因政事之暇，因事为目，以类分次。而去其复重与不合者，犹余数百卷。厘为百余门。始自建隆，迄于靖康，推寻几月，粗见本末。……凡分《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十二门，子目一百一十四。”[80]赵汝愚收集建隆至靖康一百六十余年的奏议，经过整理，按照事类将其编排为十二门。又如明代黄训所编《名臣经济录》，《总目》说：
是书辑洪武至嘉靖九朝名臣经世之言。中阙建文一朝，以革除讳之也。分十门，凡《开国》一卷，《保治》十卷，《内阁》四卷，《吏部》四卷，《户部》五卷，《礼部》七卷，《兵部》十三卷，《刑部》三卷，《工部》五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共一卷。每门各有子目。《开国》《保治》二门，以时代为序。《吏》《礼》《兵》《工》四部各以所属四司分四类。《户部》分《图志》《田土》《赋役》《给赐》《黄册》《屯田》《婚姻》《粮运》《禄俸》《盐法》《茶法》《课程》《赈恤》十三类。《刑部》分《律例》《论奏》《题奏》《杂论》四类。以二部诸司，皆以省分，无专掌一事者故也。《内阁》无子目，百司之总，无不该也。《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亦无子目，篇帙寡也。[81]
《名臣经济录》虽不同于《诸臣奏议》按事类编排，但仍然是汇编明代九朝名臣奏议。
二是汇集某一人的奏议。《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五著录《政府奏议》《包孝肃奏议》《尽言集》《谠论集》《左史谏草》《商文毅疏稿略》《王端毅公奏议》《马端肃奏议》《关中奏议》《杨文忠公三录》《胡端敏奏议》《何文简疏议》《垂光集》《孙毅庵奏议》《玉坡奏议》《南宫奏稿》《讷溪奏疏》《谭襄敏奏议》《潘司空奏疏》《两河经略》《两垣奏议》《周忠愍奏疏》《张襄壮奏疏》《靳文襄奏疏》《华野疏稿》二十五部。这些文集有的是汇集某人一生所上之奏议，如《谭襄敏奏议》，《总目》说：“此编乃其历官疏草，分为三集。曰《闽稿》，嘉靖四十二年再起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时所上也。曰《蜀稿》，嘉靖四十四年起为陕西巡抚，会大足民作乱，陷七城，调任四川以后所上也。曰《蓟辽稿》，隆庆元年至四年，由兵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时所上也。”[82]有的是居于某官时所上之奏议，如《政府奏议》，《总目》说：“仲淹自庆历三年拜参知政事，五年罢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在政府者首尾三载，是编皆其时奏札，故以为名。”[83]有的则是某人就某一事所上之奏议，如《两河经略》，“万历初，河决高家堰，淮、扬、高、宝皆为巨浸。季驯建议筑堤防，疏淤塞。论水势之强弱，复黄河之故道。条上六事，诏如议行。书中所载，皆其时相度南北两河奏疏。”[84]
应该说，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这些奏议文献来说，它们大体涵括奏议的编撰形式。不过，《总目》所录大抵是宋代以来的奏议文献，而早期特别是汉代奏议文献则大都付之阙如。依据前面的叙述，两汉时期是奏议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阶段，人们对此时期的奏议也多叹美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上书无忌讳”条曰：“贾谊《治安策》，愿文帝‘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天无极。’又曰：‘若畜乱宿祸，使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是直谓帝必早崩于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时也。又谷永奏成帝曰：‘汉兴九世百九十余岁，继体之主七，皆顺承天道。至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刘向奏成帝亦曰：‘陛下为人子孙，而令国祚移于外家，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85]虽然赵翼对汉代奏疏风格颇有微辞，但由此可知汉代上书直言无讳、无所顾忌的作风。鲁迅先生也说：“晁贾性行，其初盖颇同……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86]其实，从编撰的角度来看，汉代奏疏对后世也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来看陆贾《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87]
陆贾在刘邦面前常常引述《诗》《书》来谏说，这一举动惹恼刘邦，因为他觉得建立汉王朝是通过武力完成的，《诗》《书》根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对于刘邦的这种意识，陆贾耐心劝导说，夺天下与守天下是很不同的，夺取天下自然要依赖武力，可是武力、暴力并不能守住天下。他举例说，以前夫差黩武，以致丧掉吴国，智伯信赖武力也最终身败名裂；至于空前的大秦帝国，凭借暴力，也最终丧失江山。陆贾进一步指出，要守住天下，单纯凭借武力乃至暴力手段是不行的，必须改弦易辙，要推行仁政。在陆贾的劝导下，刘邦意识到自己的短视，并要求陆贾总结秦帝国之所以失败，自己之所以夺取天下的经验教训。陆贾遵照刘邦的请求，从整体上分析国家成败得失之缘由，由此写了十二篇奏议。每上奏一篇，刘邦觉得很不错，于是将这部文献称之为“新语”。这一命名很有意思，“语”原本载录的是人物的言论，主要是对话，并且通常是以口头形式存在的，但陆贾献给刘邦的是预先写好的，属于书面文献。虽然陆贾的这些文章与此前的谏言有些区别，但他写作的这些文章显然是给刘邦看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与此前的谏言又是相通的。因此，所谓“新语”，一方面昭示陆贾这些文章在形式上的创新，一方面又表明在功能方面又与此前的语类文献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汉代早已出现专书式的奏议，《四库全书总目》所胪列的《政府奏议》《包孝肃奏议》等，这种汇集某一人的奏议，其形态与《新语》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新语》可以说开启个人奏议编集的先河。
除《新语》外，《盐铁论》也给后世奏议的编撰提供范例。班固《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关于《盐铁论》的编纂有这样的记载：
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竟，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88]
汉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89]，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会议是在皇帝诏令下举行的，因此，会议双方贤良文学与公卿大夫之间的辩论可以视为奏议，这就如同石渠会议、白虎观会议一样，而石渠会议、白虎观会议形成系列议奏。桓宽依据“盐铁会议”留下的议文，按照盐铁会议的实际进程，通过推衍、增广等手段完成《盐铁论》的编撰。《汉志》将其列入儒家，张舜徽指出：“宣帝时，桓宽裒录当日两方辩论之语，集成是书，即以盐铁标题。贤良文学之士所言皆述先王、称六经，故自《汉志》以下，皆列此书于儒家。”[90]这一解释是合理的，不过，《盐铁论》主要是在“盐铁会议”基础上完成的，本质上属于奏议。“盐铁会议”的初衷在于讨论取消盐铁酒类的专卖制度，这就表明，“盐铁会议”是围绕特定的事项进行的。就此而言，《盐铁论》实为某一事之奏议，这也就开启后世《两河经略》之类文献的编撰，可以说《盐铁论》为后世此类奏议的编纂提供范例。当然，《盐铁论》在形式上看似专书形态，但毕竟与《新语》有别，属于汇编式奏议文献。
【注释】
[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60 页。
[2]傅斯年：《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6-138 页。
[3]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65 页。
[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 页。
[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9-10 页。
[6]郑刚：《忠信之道的比喻、所指和内容》，见《楚简孔子论说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26 页。
[7]郑刚：《关于〈忠信之道〉的性质的再讨论》，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zhengang01.htm
[8]池田知久：《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96-150 页。
[9]王志平：《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丛考》，见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国际研讨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第303-305 页。
[1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697 页。
[11]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4 页。
[12]王志平：《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丛考》，见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国际研讨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第299 页。
[13]郑刚：《关于〈忠信之道〉的性质的再讨论》，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zhengang01.htm。
[14]廖名春强调《穷达以时》可能出于孔子自作：“‘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也矣’不禁使我们想起了《荀子·天论》‘明于天人之分’的名言。但这不能说简文出于《荀子》，因为《荀子·宥坐》明言上述言论是孔子之语。《韩诗外传》卷七有与《荀子·宥坐》相通的记载，也说是‘孔子曰’。因此《穷达以时》当出于孔子。不称‘孔子曰’，当与体裁、来源有关。《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七是传记之属，来源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同为一事，弟子所记载各有侧重，故大同而小异。而《穷达以时》属于专论，可能是孔子自作，故不称‘孔子曰’。”（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刘祖信、涂宗流亦谓：“《荀子·宥坐》载：孔子南适楚，孔子曰：‘……知祸福终始而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此为孔子弟子所记述的孔子言论，与《穷达以时》此段相一致。《穷达以时》似可能为孔子自述。”（刘祖信、涂宗流：《郭店楚简〈穷达以时〉通释》，《书法从刊》，2000 年第4 期）
[15]杨朝明：《从〈穷达以时〉看孔子的“时遇”思想——兼谈〈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理解问题》，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7/yangchaoming001.htm。
[16]黄人二：《郭店竹简〈穷达以时〉考释》，《古文字与古文献》，1999 年试刊号。
[17]郭齐勇：《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福建论坛》，2001 年第5 期。
[18]仝卫敏：《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研究述评》，《管子学刊》，2003 年第1 期。
[19]李学勤：《先秦儒家的重大发现》，见《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 页。
[20]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见《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69 页。
[21]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见《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82 页。
[22]周凤五：《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新释》，转引自仝卫敏：《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研究述评》，《管子学刊》，2003 年第1 期。
[23]郑杰文：《郭店竹简〈唐虞之道〉与儒墨“禅让说”之比较》，见刘大均主编：《简帛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7 页。
[24]李景林：《从郭店简看思孟学派的性与天道论——兼谈郭店简儒家类著作的学派归属问题》，见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25]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24 页。
[26]郑刚：《楚简孔子论说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7 页。
[27]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见《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50-51 页。
[28]郭沂：《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论纲）》，见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29]李景林：《从郭店简看思孟学派的性与天道论——兼谈郭店简儒家类著作的学派归属问题》，见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30]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541 页。
[3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289 页。据钱氏所考，子思生卒年为公元前483—前402 年，申详生卒年为公元前475—前405 年。
[32]黄人二：《郭店竹简〈穷达以时〉考释》，《古文字与古文献》，1999 年试刊号。
[33]戴望：《管子校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版，第176 页。
[3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06 页。
[35]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60-65 页。
[3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21-422 页。
[37]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19 页。
[38]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091 页。
[39]姚鼐、王先谦：《正续古文辞类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5 页。
[40]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438-439 页。
[41]章学诚：《文史通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 页。
[42]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96-197 页。
[4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22 页。
[44]颜之推：《颜氏家训》，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19 页。
[45]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 页。
[46]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 页。
[47]王启才：《奏议渊源略论》，《文学遗产》，2006 年第6 期。
[4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9－10 页。
[49]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093 页。
[50]戴望：《管子校正》，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302 页。
[51]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310 页。
[5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017－1018 页。
[5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554 页。
[54]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235-237 页。
[5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15 页。
[5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06 页。
[57]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2-207 页。
[58]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2-207 页。
[59]周秉钧：《尚书注译》，岳麓书社，2001 年版，第63-67 页。
[60]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296 页。
[6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102-103 页。
[6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06-410 页。
[63]颜之推：《颜氏家训》，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26 页。
[6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899 页。
[65]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43 页。
[6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55-456 页。
[6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56-463 页。
[68]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释文》，《文物》，1975 年第4 期。
[69]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92 页。
[70]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61 页。
[7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06 页。
[72]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091 页。
[73]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093-2094 页。
[74]蔡邕：《蔡中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06 页。
[76]王启才：《汉代奏议的文化意蕴与美学阐释》，2004 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77]王启才：《汉代奏议的文化意蕴与美学阐释》，2004 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7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95、501 页。
[79]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95 页。
[80]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501-502 页。
[8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502 页。
[8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500 页。
[8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95 页。
[8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500 页。
[85]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48 页。
[86]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53 页。
[8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959 页。
[8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903 页。
[89]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23 页。
[90]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