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谏
规谏是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实践。所谓“谏”，《说文》解释说：“谏，证也。”[2]按《周礼·地官·叙官》“司谏”郑《注》谓：“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孙诒让《正义》解释说：“谏本为谏诤，引申之，凡纠正万民之事，通谓之谏。正与证字亦通。”[3]又《地官·保氏》郑《注》：“谏者，以礼义正之。”[4]因此，“谏”是用“道”或“礼义”来对人的行为进行规正。
我们现在要确切地指出规谏的起源，这一点是很难的，甚至是无法做到的。不过这并不必然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追溯。有学者认为：“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处理氏族、部落内部事务和争端的最高权力是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习惯以及氏族会议或部落联盟会议。这个权力没有暴力作后盾，也不以强制为手段，而主要体现社会舆论的强有力的约束，由此构成一定办事准则和相应的制裁方式。氏族首领也完全置于它的监督制约之下，其制约的方式和措施尽管在形式上是简单的、原始的，但却是监察职能的先兆。”[5]按照这样的说法，规谏也应该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管子·桓公问》篇载：“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6]所谓“明台之议”，就是设立明台的议政制度，这种议政自然是很宽泛的，但不否认其中有规谏的成分。这就是说，黄帝时期很可能就已经存在规谏这样的行为。“衢室之问”看起来与“明台之议”是非常相似的，不过，“衢室”的称谓以及“下听于民”的说法更容易与规谏联系起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7]这个传说似乎表明唐尧时代存在规谏现象。虞舜的“告善之旌”则非常明确地指向规谏了，君主要做到“不蔽”非需要规谏不可。需要注意的是，有关“告善之旌”到底是舜所为还是尧所为，文献的记载是有不同的。尹桐阳说：“《初学记》引《尸子》曰‘尧有建善之旌’，《大戴礼·保傅》作‘有进善之旍’。《史记·孝文本纪》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应劭曰‘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此以为舜事，与《吕览·自知》、《淮南·主术》云‘舜立诽谤之木’，说异。盖各据所闻言耳。”[8]按《史记·孝文本纪》载：“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9]对于“进善之旌”，应劭解释说：“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10]这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应劭将“进善之旌”与尧而非舜联系在一起，二是应劭认为进善之旌被设置在五达之道，后者不免使人想起前面提及的“衢室”。《说文》：“四达谓之衢。”[11]这与五达之道是一致的。因此，“告善之旌”与“衢室”很可能是一回事。至于“诽谤之木”，服虔曰：“尧作之，桥梁交午柱头。”这是将其与尧联系起来，按《索隐》引《尸子》云：“尧立诽谤之木。”[12]这或许是服虔立说的依据。然而《邓析子·转辞篇》载“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13]，《吕氏春秋·自知篇》也作“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14]，《淮南子·主术训》也有“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的记载[15]，这些说法均以诽谤之木为舜所设置。又《大戴礼记·保傅》篇载“于是有进善之旍，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卢循《注》以进善之旍与诽谤之木为尧所为，而将敢谏之鼓视为舜所为[16]，这明显与《邓析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的记载相左。尽管文献存在这些争议，但是透过这些争议，尧舜时期均采取一定的手段来确保规谏的进行是无可怀疑的。
关于夏朝的规谏活动，《管子》强调禹立谏鼓之事，《尚书·胤征》篇载：
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17]
孔颖达《正义》指出：
胤侯将征羲和，告于所部之众曰：“……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职辅其君，君臣相与如是，则君臣俱明，惟为明君明臣。”言君当谨慎以畏天，臣当守职以辅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开谏争之路。每岁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铎徇于道路，以号令臣下，使在官之众更相规阙；百工虽贱，令执其艺能之事以谏上之失常。其有违谏不恭谨者，国家则有常刑”。……“百工各执其所治技艺以谏”，谓被遣作器，工有奢俭，若《月令》云“无作淫巧，以荡上心”，见其淫巧不正，当执之以谏，谏失常也。百工之贱，犹令进谏，则百工以上，不得不谏矣。[18]
《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也说：“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19]由此看见来，夏王朝似乎已经建立起一套规谏体系了。
关于商王朝，《尚书·伊训》篇载：“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孔颖达《传》解释说：“言汤始修为人纲纪，有过则改，从谏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顺。”[20]又《说命上》载：
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21]
《国语》也有相近的记载。武丁求得贤人傅说，让他担任相，负责规谏事宜。《史记·殷本纪》载：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22]
商纣屡次拒谏，甚至残忍地杀害比干，而比干又不惜牺牲生命而犯险劝谏君主，这些事例从正反两面说明殷商王朝确实存在深厚的规谏传统，到了周王朝，我们由于拥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因而对其了解也就更为丰富。陈来指出：“西周开始，在政治文化中出现一种制度化的‘规谏’传统，既使得‘规谏’成为统治者正己、防民的重要理念，也构成士大夫规谏君主、疏导民情的正当资源。”又说：“西周到春秋的有识之士都已把此种制度和规谏本身看做是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使讽谏规劝在政治体系里具有历史的和价值的正当性。在西周春秋的思想家看来，压制人民的意见是政治的恶，而尽力听取人民的意见既是贤明统治者的美德，也是统治者的基本责任。”[23]就周代的规谏来看，这个说法确实道出其中的本质。
首先，周王朝建构严密的规谏体系，《国语·周语上》对此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
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24]
此处叙述的规谏制度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规谏的方式：献诗、献曲、献书、箴、赋、谏、传语；二是规谏的类别：规谏、补察、教诲等；三是规谏者的身份：公卿、列士、瞽、史、师、瞍、百工、庶人。这就从制度层面保证了规谏的多渠道性，从而促使规谏具有很强的包容、弥散能力。其实《晋语》也有这样的记载：“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25]我们现在还能真切地读到这方面的事例，比如《周语上》载：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26]
荣夷公不顾大祸而喜欢专擅利益，周厉王却偏偏重用他。对于他们的行为，芮良夫指出荣夷公专利必然会造成周王朝的衰败；作为统治者，应该“导利而布之上下”，“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周代先祖、先王如后稷、文王正是布施恩赐，才成就了周朝的王业。芮良夫的规谏就是希望厉王能够“崇先王”“敬德”。
其次，这种风尚也推广到了各诸候国，如《楚语上》云：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耋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27]
卫武公不顾年迈，要求卿、大夫、士、师、长等官员每天向他提出警诫，使其能够明德保民。又如《楚语上》云：
左史倚相曰：“……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子实不睿圣，于倚相何害。”[28]
他们充分意识到规谏的重要价值，即规谏确实能够让人少犯错误、或者是避免错误。这方面的事例，《国语》《左传》收录很多，《说苑》也是如此。值得提及的是，刘向在编撰《说苑》时还特意设立“正谏”一篇，其中的事例大都是关于诸侯的，比如：
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而六月不归，彼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斫之。颜烛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逄，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
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庄王立鼓钟之间，左伏扬姬，右拥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钟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刃，刎钟鼓之悬，明日授苏从为相。[29]
最后，除天子、诸侯之外，周代的家庭也极为重视规谏。《孝经·谏争章》说：“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30]《礼记·内则》也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31]作为子女，对于父母的过失要委婉地提出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又《白虎通义·谏诤》篇载：
妻得谏夫者，夫妇一体，荣耻共之。《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谏不从，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为谏正也。故一与齐，终身不改，此地无去夫之义也。
子谏父，父不从，不得去者，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犹火去木而灭也。《论语》：“事父母几谏。”下言“又敬不违”。……子之谏父，法火以揉木也。……子谏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无毁伤也。[32]
此处叙述了妻子对丈夫、儿女对父亲规谏所秉持的原则。从这些地方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家庭内部确实也存在一套规谏的程序。事实上，一些文献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比如《鲁语下》载：
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睹父为客。羞鳖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鳖，辞曰：“将使鳖长而后食之。”遂出。文伯之母闻之，怒曰：“吾闻之先子曰：‘祭养尸，飨养上宾。’鳖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鲁大夫辞而复之。[33]
公父文伯因招待不周到，引起露睹父的不满，后者退席离开了。公父文伯的母亲知道后，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公父文伯，甚至将他赶出家门。又如：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二三妇之辱共先者祀，请无瘠色，无洵涕，无搯膺，无忧容，有降服，无加服。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也。”[34]
公父文伯早卒，其母为防止外人不好的议论，特意对其侍妾提出忠告。
以上事实表明，周代社会的规谏风尚可以说是很浓烈的，上至周王室，下至家庭内部，到处可以觉察到规谏的迹象。在周代，我们发现有专人负责规谏的制度。《周礼·地官》载“保氏掌谏王恶”，孙诒让《正义》指出：“此官掌教小学而兼为王之谏官也。”[35]本篇又载：“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36]当时社会特意设置司谏这样的专职人员对民众的行为担负监察的职责。当然，对于天子诸侯来说，还设置其他人员来加强监督，《白虎通义·谏诤》篇载：“天子置左辅、右弼、前疑、后承，以顺。左辅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纠，周言失倾。前疑主纠度定德经。后承主匡正常，考变失。四弼兴道，率主行仁。夫阳变于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诤，列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杖辟贤也。”[37]这些周密的安排为人君构筑起防范过失的坚壁，显示了人们对规谏的重视与期待。
在规谏过程中，人们所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的，除献诗、献曲、献书、箴、赋、传语、谣等之外，有时还有其他一些方式。《左传·庄公十九年》载：
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38]
鬻拳首先采取强谏这种言辞、态度均比较激烈的方式，但楚王并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于是通过兵谏而迫使楚王接受规谏。《国语·鲁语上》载：
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於是禁罝罣，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䴠，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39]
鲁宣公不顾时令，命人夏季在泗水捕鱼，里革割断渔网强行阻止，鲁宣公接受他的劝告，并派人将这张渔网收存好。《大戴礼记·保傅篇》载：
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
患之，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吊，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40]
史
生前不能使卫灵公接受建议，在临死时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或可称为“尸谏”。又《说苑·正谏》篇载：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保申谏曰：“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及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匍伏，将笞王。”王曰：“不谷免于襁褓，托于诸侯矣，愿请变更而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命也。臣宁得罪于王，无负于先王。”王曰：“敬诺。”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细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41]
楚文王贪于田猎、女色而荒废朝政，保申对此进行规谏，在此过程中对楚文王使用笞刑。这些记载让我们了解到当时规谏手段的多样化，也可以领会其时人们对于规谏的某种虔诚心态。
不过，规谏总的来说是一件风险很高的行为，《韩非子·说难篇》云：“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42]韩非希望规谏者不要触动“逆鳞”，然而事实上规谏之发生往往很难避免不去触动“逆鳞”，这就产生了矛盾。既然规谏是不能废止的，“逆鳞”也难免要去触动，人们就只好在规谏方式上采取比较灵活的对策。孔子曾经说：“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43]孔子在此提出了五种规谏方式，然而，对于规谏的方式，似乎还有不同的称谓。《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礼有五谏”，李贤《注》据《大戴礼》指出五谏为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并解释说，“讽谏者，知患祸之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44]刘向《说苑·正谏》篇提出正谏、降谏、忠谏、赣谏、讽谏五种，但没有具体解释其含义。《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何休《注》也提出了五种方式，并依次举出实例：
谏有五：一曰讽谏，孔子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季氏自堕之是也；二曰顺谏，曹羁是也；三曰直谏，子家驹是也；四曰争谏，子反请归是也；五曰赣谏，百里子、蹇叔子是也。
徐彦《疏》对于这些实例作了较详细的引述：
注“谏有五至堕之是也”。解云：即定十二年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费”是也。注“二曰顺谏”。解云：即此文是也。注“三曰”至“驹是也”。解云：昭二十五年传云“昭公将弑季氏，告子家驹曰：‘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皆天子之礼也’”是也。注“四曰”至“归是也”。解云：即宣十五年传云“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者是也。注“五曰”至“子是也”。解云：僖三十三年传云“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师出，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之嵚岩，是文王之所辟风雨者也。吾将尸尔焉。’子揖师而行，百里子与蹇叔子从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为哭吾师？’对曰：‘臣非敢哭君师，哭臣之子也’”者是也。[45]
《白虎通义·谏诤》篇分析五种规谏方式，其文云：“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患祸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顺谏者，仁也。出词逊顺，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窥谏者，礼也。视君颜色不悦，且郤，悦则复前，以礼进退。此礼之性也。指谏者，信也。指者，质也。质相其事而谏。此信之性也。陷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此义之性也。”[46]《唐六典》卷八“谏议大夫”条提出讽谏、顺谏、规谏、致谏、直谏五种，其《注》曰“风之以言，谓之讽谏”，顺谏“谓其所不可，不敢逆而谏之，则顺其君之所欲，以微动之，若优旃之比”；规谏“谓陈其规而正其事”；致谏“谓致物以明其意”；直谏“谓直言君之过失，必不得已然后为之者”。[47]许仲毅《唐朝上谏之五谏研究》一文对此作了详细的解读，比如顺谏，其要旨是“谏者洞察君主行为缺陷，不是采取逆龙鳞的方式上谏，而是顺着君主的欲望，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甚至不惜自嘲，以换取君主的开怀，以此引导君主醒悟，纠正过失，轨入道义”，并举了唐玄宗沉迷于马上击球，黄幡绰以戏语安慰等例证以说明之。[48]其实，这种顺谏方式在早期是很常见的，比如《国语·晋语八》载：
平公射鴳，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49]
意思是说，晋平公射鴳雀不死，命竖襄去捕捉，没有抓到。平公很生气，准备处死竖襄。叔向知道后便劝平公赶紧杀竖襄，以免将此事传扬出去。平公听了叔向的话，觉得很不好意思，便把竖襄放了。此为顺谏的一则实例。此外，《册府元龟·谏诤部》还提出直谏、规谏、讽谏、强谏、遗谏五种方式。
通过整理以上六种说法可知，在规谏名目上，出现了谲谏、戆谏、降谏、直谏、风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正谏、忠谏、争谏、规谏、致谏、强谏、遗谏十六种之多，这确实是很有意味的。对于这些名目，有人认为“五种谏法各有解释，相互间的提法虽有异同，而实际是大同小异或实同名异”；[50]还有学者指出，“综合《白虎通义》、《说苑》、《孔子家语》等书的论述，大致有如下五种：谲谏、戆谏、降谏、直谏、讽谏。其实，归纳起来，谏诤方式不外两种：即以谲谏、降谏、讽谏为代表的柔顺一派，和以戆谏、直谏为代表的强悍一派，后一种即是古人所称的强谏。”[51]这些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并且也很有启发意义。不过，就规谏的十六种称谓而言，其探讨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我们自然不难完全排除这些称谓的异名同实之现象，但是，即使经过这种简化，也绝不止通常所谓的五种。这些称谓不但反映了人们面对规谏之难局执着地寻找解决之策的信念，而且每一称谓本身也代表着不同的言说方式，同时也展现了规谏者在规谏过程中所抱持的内在动机。这一些内容无疑是重要的，也是值得人们探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