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事相兼传史方式的产生——“事语体”文献生产
在阐明“事语体”的内涵之后，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一文体又是如何生成的。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先秦史官群体的传史方式进行考察。但由于先秦史官很少对自身的传史方式进行说明，因此要全面清理这个问题自然还存在不少的困难，但相关文献留下的一些记载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少的条件。
《国语·鲁语上》记载鲁庄公准备到齐国观社，曹刿在规谏中提及：“臣不闻诸侯相会祀也，祀又不法。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28]所谓“君举必书”，韦昭的解释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29]，左史、右史问题待下文讨论，不过从韦昭的解释来看，君主的言行举动显然都在史官载录职能之内。又《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30]此处表达的意思大致与“君举必书”相同，不过这是针对太子来说的，当太子的言语行为有过错，史官必须记录下来。《晋语九》载赵简子因下邑之役而准备赏赐董安于，董回答说：“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壮也，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慝不产。及臣之长也，端委韠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31]所谓“秉笔”，是指进行文字记录工作。可见在春秋时期，连大夫身边也有史官负责载录之事。
那么，史官们又是如何记录的呢？《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郑《注》：“简记，策书也。”孔颖达《疏》指出：“此一经论大史之官典掌礼事，国之得失，是其所掌，执此简记策书，奉其讳恶之事。奉谓进也。讳谓先王之名。恶谓子卯忌日。谓奉进于王以所讳所恶。”[32]意思是说，大史掌管典籍，这些典籍记录先王的名讳、忌日等，太史负责将它们进奉给君王。这里提到大史执掌简策，其实简策是史官用以书写的工具，《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宋国司马华孙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这里的“策”即简策，所谓“名在诸侯之策”，杨伯峻分析说：“督，华督，华耦之曾祖，桓公二年弑其君殇公。桓二年《经》书云：‘宋督弑其君与夷。’鲁史如此，他国之史当同，故云‘名在诸侯之策’。”[33]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34]此事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崔杼看到棠公寡妻很美就娶了过来，可是齐庄公私通棠姜并且又羞辱崔杼，引起崔杼的不满，于是设计杀害庄公。这件事发生之后，大史在简策上作了“崔杼弑其君”的记载，崔杼将大史杀了。大史的两个弟弟接着如此书写，也被杀掉。当第三个弟弟也如此书写之后，崔杼只好放过。南史听到大史都死了，“执简以往”，杨伯峻指出：“仍书‘崔杼弑其君’于简，执之以往。”[35]史官们在书写时经常携带简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国维在《释史》中说：
《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文并作
，从
。”（秦泰山刻石御史大夫之史，《说文》大、小徐二本皆如此作。）……吴氏大澂曰：“史象手执简形。”然
与简形殊不类。江氏永《周礼疑义举要》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江氏以中为簿书，较吴氏以中为简者得之。（简为一简，簿书则需众简。）顾簿书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说。案：《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大射仪》：“司射命释获者设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又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乡射记》云：“鹿中髹，前足跪，凿背容八筭。释获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于竟则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时中制皆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筭，亦与
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如
形，而于
之上凿空以立筭，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于他器者也。考古者简与筭为一物。古之简策，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为六寸（详见余《简牍检署考》）。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与六寸二种。射时所释之筭，长尺二寸；投壶筭长尺有二寸。……筭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然则史字从又持
，义为持书之人，与尹之从又持｜（象笔形）者同意矣。[36]
从这段分析来看，简策实际上已经融入“史”的造字意象之中，可见简策不再只是简单的外在书写载体，而是“史”之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策何以具有这样的意义，钱存训指出：“竹、木应用于书写的起源已不可考，但其时间必然很早。战国时代以前的简策尚未发现，但由古文字及典籍的记录中仍可看出，竹、木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书籍材料。‘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牍，编以书绳二道，最早见于殷代甲骨卜辞。和‘册’字有关的‘典’字，象征着‘册’在几上，亦见于两周金文。这两个字，常指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文件。两汉承袭此制，以简牍册封传达王命，沿用直至公元后5 世纪。许多周代的文籍，皆记载着竹简木牍应用于命令、祝祷及公文。……显然，不仅在周代，殷初已用简牍作为正式公文、祝祷和档案了。”[37]早期史官负责王命的书写，而王命的传达又依赖简策而得以实现，通过记录、传达王命这样的环节，史官与简策就紧密结合起来。
不唯如此，简策不仅是书写的载体，而且也参与史事的重塑过程。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38]杜预指出，先秦史官在策上书写大事，在简牍上书写小事，也就是说，简与策承担不同内容史事的书写任务。然而，所谓的“大事”“小事”又该如何理解呢？孔《疏》解释说：
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于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于简，后乃定之于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于简牍也。以此知仲尼修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39]
孔《疏》指出，所谓“大事”，是指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亦即《春秋》所载之事；“小事”主要是指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即《左传》所载。单纯看这些表述，显然有些难以明白。但结合整个文本来看，孔《疏》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比较清楚的。孔《疏》明确指出《春秋》载录的是“大事”，无论是君举告庙还是邻国赴告，这些确实算得上是“大事”，它们用“策”来载录，这是好理解的。事实上，早期社会确实普遍存在“以事之轻重为册之大小”“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的现象。[40]不过，孔《疏》又举例说：“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所谓“吕相绝秦”，其事见于《左传·成公十三年》，讲述的是秦晋两国关系恶化，晋国派使臣吕相到秦国宣布与之绝交。所谓“声子说楚”，其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举实送之。”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声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及宋向戌将平晋、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对曰：“虽有，而用楚材实多。归生闻之：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幸，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之父兄谮雍子，君与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鄐，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蒐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晋绛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姬，而雍害其事，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扞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判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孤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陈。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熠，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禄爵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41]
此事也见载于《国语·楚语上》。声子虽然出于帮助伍举的考量，但他与令尹子木的一番谈话，揭示了楚国人才外流及其对楚国造成的重大损失，这无疑是对楚国执政者的警醒。因此，“声子说楚”事件与“吕相绝秦”事件一样，都涉及国家层面的事务，它们在性质上显然并不是“小事”。倘若孔《疏》不是误解的话，那么对于杜预所言之“大事”“小事”与简策之关系，以及孔《疏》的解说要重新加以考察。本书认为，对于杜预所言之“大事”“小事”，不能仅仅将其理解为史事规模的大小，而应该从史事的表达方式的角度加以理解。所谓史事的表达方式，就是指被书写之史事的外在呈现方式。孔《疏》将“小事”与“言语文辞”相提并论，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孔颖达说：“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这里所谓的“文辞”，就是指“言语文辞”，结合“吕相绝秦”“声子说楚”的例证，其实是指人物的对话。既然是人物的对话，自然“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也就需要“众简牍以次存录”。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来了解“简”与“策”之间的分别，王国维指出：
简策之别，旧说不一。郑康成《仪礼》《礼记》《注》、杜元凯《左传》《注》，皆云：“策，简也。”贾公彦《仪礼》《疏》谓：“简据一片而言，策是连编之称。”孔颖达《左传》《疏》亦曰：“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是贾、孔二君，均以简为策中一札。然孔氏于《尚书》《疏》又引顾彪说曰：“二尺四寸为策，一尺二寸为简。”则又以长短别之。前说是也。[42]
由此可知，“策”与“简”原本是相通的，只不过在数量上“简”只是单片，而“策”则是由“简”连编而成，亦即“策”是“简”的集合。明白这一点，我们再回头看杜预的说法，杜预强调先秦史官在策上书写大事，在简牍上书写小事；不过孔《疏》提到“大事”最初也是书于简的，后来修订时才书于策。孔《疏》的看法有别于杜说，这是很清楚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种分别，或者说，他们的说法是否都有道理。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明确记载南史“执简以往”，毫无疑问崔杼弑君是大事，南史执简前往，显然是用“简”来记载这一“大事”。在这个意义上，孔《疏》的看法是合理的。指出这一点，也并非表明杜预说法就必然不对。从“策”的实际来看，“策”由多简连编而成，在数量上更适合承载内容丰富的事件。然而，“策”还具有另外的意义，亦即“策”承载的往往是认为非常重要的事件。这是我们在有关“策”认识上所应该注意的。杜预强调先秦史官在策上书写大事，显然是就“策”的后一意义说的。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认识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它还不能呈现全部事实的丰富性。
“策”承载的是重要的事件，这没有什么疑问。可是据孔《疏》的说法，大事的原初记载并不是在策上，书写在策上是后来的事情。事实上最初记载大事的并不是“策”，而是“简”，那么，为什么要使用“简”来书写大事呢？我们知道，“策”是连编的“简”，而“简”是单片的，很清楚，就携带而言，“执简”应比“执策”方便，但这显然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南史“执简以往”，杨伯峻说“仍书‘崔杼弑其君’于简，执之以往”，崔杼弑君原本有着复杂过程，但大史、南史在书写时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关心崔杼弑君这个行为，因此，他们郑重地将这一行为载录下来。通过这个例证，我们可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史官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通常只是将事件的结果载录下来。又如《左传·宣公二年》载：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43]
晋灵公原本为赵穿所杀，大史对此应该是清楚的，但他的记载却并不是这样，而是将弑君的罪名转嫁到赵盾头上。何以会如此，通过大史与赵盾之间的对话，以及孔子的解释，我们大约能够明白其中的缘由。再联系赵盾与晋灵公之间的恩怨，可知晋灵公被杀确实夹杂了很多的因素。可是，对于这些过程，大史并没有将它们记录下来，而只是将这一复杂过程简单地记为“赵盾弑其君”。又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
……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44]
在渑池之会上，秦王让赵王奏瑟，并且还让史官将此事载录下来，显然是为了羞辱赵王。对于秦王这种横蛮无礼的行为，蔺相如奋起反击，迫使秦王为赵王击缻，同时也让赵国史官载录此事。对于这些过程，两国史官并没有当场详细记录下来，而只是做了“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及“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的载录。通过上面这些事例，我们发现，早期史官之所以执“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书写史事通常只注重其结果的载录，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单片竹简就可以满足需求，自然不需要使用“策”了。这些载录重大史事的“简”日积月累起来，自然也就成为“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杜预所谓“大事书之于策”的提法又多了一分理解。不过，史官执简行为还包含一层或者说是更深层次的意义，经过上面的分析，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史官通常只载录结果，而对于过程当下基本上是不予载录的，这就在“书法”上呈现出“记事”的特征，也就是说，史官“执简”其实暗含“记事”这一载录意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谓的“记事”，主要是就表达形式而言的，即特指对事件结果的载录。
早期史官注重对事件结果的书写，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事件的过程。从上面的例证来看，史官书写史事时，他们是很清楚所写史事的经过的。比如大史书“赵盾弑其君”，其实大史本人知道晋灵公是被赵穿而非赵盾所杀，之所以要如此书写，主要是责备赵盾作为执政者没有承担起弑君事件后续的相应责任。另一方面，早期史官还特别注重人物言论的载录。杜预指出在简牍上书写小事，孔《疏》解释说：“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45]孔《疏》认为杜预所讲的“小事”中包含人物的言语文辞，然而不同于“大事”，人物言语动辄“字过数百”，因此，这些“小事”是没法用“简”来记录的，而是需要用“众简牍以次存录”，这已经是“策”了。所以，对于杜预所言“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本书的理解是，“大事”的原初记录是在“简”上，由于“大事”的汇集，以致“简”不断累积，从而形成“策”。当然，也有可能如孔《疏》所言，“大事皆先书于简，后乃定之于策”，即出于史官整理的结果。至于“小事”，通常载录在“策”上，单片简牍是没法完成的。《国语·鲁语下》载：
海鸟曰“爰居”，止于路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
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
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
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避其灾也。”
是岁也，海多大风，冬煖。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筴。[46]
所谓“三筴”，韦昭解释说：“筴，简书也。三筴，三卿卿一通也，谓司马、司徒、司空也。”[47]其实，“筴”即“策”，展禽的上述言论被载录在“策”上，也就是说，人物言论通常是用“策”来书写的。由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亦即早期史官在“记事”之外，还有“记言”的职能。除展禽这个事例之外，其实还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证据，比如《礼记·内则》提及“乞言”仪式，在这一仪式中，惇史负责记录老人的言论。《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在听了孔子一番话之后，子张将其书写在绅带上。因此，杜预“大事”“小事”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反映了早期史官记事、记言的事实，孔《疏》将“大事”理解为“经之所书”，将“小事”理解为“传之所载”，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对于早期史官的这些职能，《礼记·玉藻》干脆以“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加以概括[48]，此后《汉书·艺文志》也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49]应该说，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
现存的先秦史传文献，《春秋》呈现“记事”的特征，而《尚书》《国语》等主要呈现“记言”的特征。就《春秋》的叙事特点而言，它只关注事件的结果，而对于事件的过程则几乎不涉及。譬如我们很熟悉的郑庄公与其弟段的故事，《左传·隐公元年》载：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50]
《左传》将此事的来龙去脉讲述得很清楚，借助这一记载可大致了解郑庄公与其弟段结怨的过程。然而，对于这样一件事，《春秋·隐公元年》只是记作“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51]，这种载录方式并不陌生，是先秦史官记事的标准范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载录此事的史官是了解整个事件过程的，但是，当史官群体之外的人们接触这一文本时，他们知道文本背后的故事吗？对此，我们或许没有那么有信心。《公羊传》也有一段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52]比起《春秋》来，《公羊传》提供的信息似乎多些，但还是留下很多疑问，比如其母为何要舍弃庄公而立段，其母与段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郑庄公与其弟段之间的争斗又是如何展开的，等等，这些问题《公羊传》也未能解释。这样，对于《春秋》乃至早期史官们的“记事”来说，在那个时代，史官们虽可能了解事件的全貌，但其载录不甚详细，故给史官之外的群体造成了理解困难的问题。这些群体由于脱离史官记事的特定语境，从而无法复原记事背后的过程，也就自然而然有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出现的根本原因是那时史官特定的记事方式，而当人们有机会接触这些文本，或者有兴趣关心这些史事时，这种记事方式阻碍了人们对所记史事的认知。
在这种情形之下，此前史官的记事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理解史事的需求，人们迫切需要新的传史方式来替代当前史事的表达方式。这种新的传史方式，刘知几称之为“言事相兼”，他指出：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53]
刘知几认为先秦史官载录史事存在记言、记事分立的时期，在这种情形下，出现《尚书》《春秋》这样的文献，由于受制于记言、记事，《尚书》主要只载录言论，而《春秋》只载录事件。《左传》的出现结束了史官言事分立的做法，它将记言与记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言事相兼的文献，这种文献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尚书》《春秋》特别是《春秋》叙事的局限。《左传》重视事件过程性的描述，而这种描述的完成又与记言文献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随着史官传史方式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一种新的史传文献——“事语体”文献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