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头言事到书面言事
奏疏体的源头可追溯至尧舜时代，它的生成与规谏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通过考察上古的这一行为，不难看出人们的规谏主要是通过口头进行的。《国语》文本收录了很多谏辞，这些谏辞文献的形成大约经过这样的环节，首先是口头就某事发表看法，即谏辞，这些谏辞大约当时或稍后被记录，成为书面文献。今试以《鲁语上》的一个记载为例：臧文仲准备祭祀一只海鸟，展禽指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为此引述祀典来加以佐证。事情发展的结果印证展禽的论断，臧文仲至此也意识到自己先前的做法有问题，于是命人将展禽的话载录下来。借助这个例子，可以推知早期的规谏大都是口头进行的，至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些文献，主要是史官载录的结果。《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55]在早期社会，人们非常注重对君主言行的载录，于是有专门的史官如左史、右史来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论与行为。实行这样的制度，一方面借此提醒君主要对自己的言行保持谨慎，另一方面是通过载录君主好的言行而为后世树立榜样。因此，“君举必书”就成为史官载录的一项基本原则。当然，就上古社会的现实而言，史官不必仅限于载录君主的言行，他们认为有益的言论也在其载录之列，大量口头规谏之文字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记录与流传。
奏疏这种文体是伴随规谏活动而出现的，其在早期也是以口头的形式出现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特意将其与“敷奏以言”联系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然而，刘勰又说“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56]，这似乎意味着伊尹已经以书面的形式向太甲规谏，亦即《尚书》之《伊训》及《太甲》三篇是伊尹所作的书面奏疏。《尚书序》谓“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又谓“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57]，按照这些记载，刘勰的看法似乎有道理。然而，孔疏指出：“伊尹以太甲承汤之后，恐其不能纂修祖业，作书以戒之。史叙其事，作《伊训》、《肆命》、《徂后》三篇。”又谓：“自初立至放而复归，伊尹每进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58]按照孔疏的理解，《伊训》《太甲》当为史官在记录伊尹所进之言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即是说，伊尹是以口头形式提出规谏的。周秉钧先生据《史记·殷本纪》之记载，指出《伊训》“是史官记录伊尹教导太甲的话”，《太甲》三篇也是史官依据伊尹的训话整理而成的。[59]因此，《伊训》及《太甲》三篇的原初形态应是口头形式的。
早期奏疏体从口头转向书面形态，是经历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前面已经谈到，严格意义上的奏疏体是以君臣关系之确立为前提的。在三代社会，君臣关系似乎呈现松散、多元的状态，王国维论道：“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60]这里主要是就天子、诸侯之间君臣关系来说，依据王氏之看法，夏、商两代的君臣关系是松散的，直到周初才变得严格、清晰。这自然是对的。可是，周代的君臣关系也不限于天子、诸侯之间。周代分封制使各诸侯国事实上成为独立王国，这种情形在王室地位下降后表现得更突出，这样，各诸侯国内部也存在君臣关系。因此，周代君臣关系整体上呈现多元状态。君臣关系的单一化、严格化的真正实现是在秦统一天下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61]
秦平定天下之后，便着手帝制的建构。依据这段文字的记载，此时的君臣关系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设计一系列为君主所独有之制度，其地位被空前突出。与此同时，君与臣之间的距离被拉大，而此前三代面谏之空间则被严重削弱，即是说，臣民向君主口头言谏的机会受到极大限制。在大一统之帝制下，臣民向君主陈述政事往往以奏章形式，《文心雕龙·章表》云：“秦初定制，改书曰奏。”范文澜先生指出：“秦改上书为奏，当亦在始皇二十六年李斯与博士议改命令为制诏时。”[62]这个说法即是据上引《始皇本纪》得出的。这种做法，其主要动机是凸显君主的独尊地位，然而，它也很可能标志着臣民陈述政事须以书面形式之开始。因此，奏疏在秦一统之后由口头正式转向书面形式。
当然，奏疏的这种转化也不完全是由秦初定制所完成的。《文心雕龙·章表》说：“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颜氏家训·省事》亦云：“上书陈事，起自战国。”[63]据此可见，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上书”现象，这也意味着当时奏疏出现书面形式。然而，奏疏出现书面形式的具体时间段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奏议类”首选的是《楚莫敖子华对威王》，从“威王问于莫敖子华曰”可见它原初属于面奏，即口头形式；书奏则始于李斯《谏逐客书》，因此，依姚鼐之看法，奏疏的书面形式始于《谏逐客书》。《史记·李斯列传》载：“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64]据此记载，《谏逐客书》的创作缘于郑国间秦行为之被发觉，而《资治通鉴》将郑国之事系于始皇元年，那么，《谏逐客书》当作于这一年。可是《资治通鉴》在始皇十年叙述《谏逐客书》的创作，“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国。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书曰”。[65]司马光不仅改变《谏逐客书》创作之缘由，而且改变其作年。这两种说法的不同虽然导致李斯写作时间相差九年，但是，可以肯定《谏逐客书》的创作在始皇早期，此时距秦统一还有一二十时间。也就是说，据姚鼐的看法，奏疏的书面形式出现在战国末期。当然，这也是其最迟的年限，或许书面奏疏当早于此。因为，书信出现的时间远早于《谏逐客书》，而既然出现书信这种文体样态，那么，书面奏疏的面世也就不是那么困难的了。姚鼐将《赵良说商君》系为“书说类”第一篇，这与刘勰的看法不一致，《文心雕龙·书记》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66]刘勰依据《左传》的事例而断言“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即是说春秋时代已经存在“书使”的形式，这就表明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书信，并用于外交场合。应该说，在书信起源问题上，刘勰的看法更为有据。既然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书信，那么，以书信的方式向君王陈述己见的奏疏也是可能出现的。可以说，《谏逐客书》虽然确信为目前最早之书面奏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它之前就不存在书面形式的奏疏。刘勰引述的春秋“四书”自然谈不上是奏疏，但他提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范文澜先生注释这句话时提到乐毅《报燕惠王书》，[67]此篇虽是乐毅回复燕惠王的信，但在功能上未尝不可视为奏疏。关于这一点，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全书二十七章，一般认为前十四章（第十三章除外）是苏秦给燕昭王、齐湣王的书信，比如第一章：
自赵献书燕王曰：始臣甚恶事，恐赵足……臣之所恶也，故冒赵而欲说丹与得，事非□……臣也。今奉阳〔君〕……封秦也，任秦也，比燕于赵。令秦与■〔兑〕……宋不可信，若□□□□我其从徐□□□□□□制事，齐必不信赵矣。王毋忧事，务自乐也。臣闻王之不安，臣甚愿□□□□□之中重齐□□□□□齐，秦毋恶燕粱（梁）以自持（恃）也。今与臣约，五和，入秦使，使齐韩粱（梁）……约■（却）军之日无伐齐、外齐焉。事之上，齐赵大恶；中，五和，不外燕；下，赵循合齐秦以谋燕。今臣欲以齐大〔恶赵〕而去赵，胃（谓）齐王，赵之禾（和）也，阴外齐、谋齐，齐赵必大恶矣。奉阳君徐为不信臣，甚不欲臣之之齐也，有（又）不欲臣之之韩粱（梁）也，燕事小大之诤（争），必且美矣。臣甚患赵之不出臣也。知（智）能免国，未能免身。愿王之为臣故此也。使田伐若使使孙疾召臣，自辞于臣也。为予赵甲因在粱（梁）者。[68]
在信中，苏秦主要向燕王叙述如何离间齐、赵之关系，末尾也谈及自己在赵国的困境，并希望燕王能够助己离开赵国。就整个信的内容而言，苏秦主要就燕国及当时形势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一意义上，视为奏疏也是可取的。
因此，在先秦时期，奏疏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以口头形式出现的，它们成为书面文献是后来整理的结果。到春秋时代，出现书信这一文体形式，就目前的资料来看，这些书信主要用于私人或外交场合，但是，书信促进了书面奏疏的出现。随着秦统一六国，以及帝制的建设，这些因素最终确立书面奏疏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