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本末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
前面讨论的事语体的三种形态，主要是就单个文本而言的，可是，在语类文献中，一些相关的事语往往被有意识地安排在一起，形成某种组合，颇类纪事本末体。还有一种情形，事语通常被编入编年体之中。这些情况使我们对于事语体的存在样态多了一个认识，同时这些情况也是在讨论事语这一文体时所不应该忽视的。
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些有关纪事本末体的看法。《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纪事本末类”叙谓：
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其后谓之因，其初皆起于创。其初有所创，其后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体以前，微独纪事本末创，即纪传亦创，编年亦创。既有是体以后，微独编年相因，纪传相因，即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今亦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凡一书备诸事之本末，与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总汇余此。其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亦并著录。若夫偶然记载，篇帙无多，则仍隶诸杂史传记，不列于此焉。[123]
在这段文字中，四库馆臣谈论了这些问题：一是作为一种史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问题，他们认为宋代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这种体式；二是指出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中心的特征，即“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他们在《〈通鉴纪事本末〉提要》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唐刘知几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总归二体。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也。”[124]可见纪事本末体既摒弃纪传、编年叙事的弊端，又吸收二者之长处，分别事类，将每一事件之过程详尽叙述出来。三是指出其类型，认为纪事本末体有“备诸事之本末”与“具一事之本末”之分。同时指出一些史著虽然没有明确标出纪事本末，但其内容实际上为纪事本末；还有一些史著只是部分地使用纪事本末，对于这一点，馆臣将其剔除在纪事本末之外。应该说，四库馆臣的这些看法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关于纪事本末体的起源，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等均认同四库馆臣源于袁枢之说法。不过，也存在一些异议，如认为纪事本末体或源于《尚书》，或北魏崔鸿《科录》，或隋代王劭《隋书》，或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125]那么，纪事本末体的起源到底如何，这就需要认真思考。《四库全书总目》在“纪事本末类”除著录《通鉴纪事本末》外，还有同为南宋时期的章冲所作的《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及徐梦莘所作的《三朝北盟会编》，对此，张东光在《纪事本末体再认识》一文中指出：“袁书始修于南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作者在严州教授任上。据时人杨万里所言，约用二年成书，并很快得以刊布，时在淳熙三年（1176 年）；章书比袁书刊出时间仅晚九年，在淳熙十二年（1185 年）；而徐书完成于绍熙五年（1194 年），比章书又晚出九年。可见，三书成书时间前后不过20 年。而袁、章二书系抄撮成书，费时较短，而徐书系汇编史料之书，费时较长，因而三书的酝酿、属稿过程儿乎是同时进行的。没有材料表明三书有相互效仿的承袭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说：“就其学术旨趣而言，更是相去甚远：袁书只注重大事，在1362 年历史中仅选取了239 事；章书也注重小事，仅于259 年历史中便选取了357 事；而徐书是‘一书具一事之始末’的代表作，250 卷的宏篇巨制只一记了一件事，即宋金间的结盟、败盟与和战关系。后出的杨书，虽然在书名上效法袁氏，采用了‘本末’之称，但就其学术旨趣论，‘杨书则更近于章书’。以上种种，不能不让我们对袁书的本末体始祖地位发生怀疑。”[126]很明显，这是否定了《通鉴纪事本末》的史体创制地位。不过，问题也许并不这样简单。据考证，《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由于受到朝野上下的关注而得以广泛传播，对此章冲不可能一无所知；至于其序文对袁枢其人其书只字不提，其根本原因在于袁枢担任国史院编修官时没有答应为同乡章惇文饰其传。[127]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有人认为仿袁书之例而踵作者，当首推章冲（茂深）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但这书的谢谔序和章冲自序都未提及受袁书影响。章冲自序说：‘始冲少时，侍石林叶先生为学，先生作《春秋谳考传》，使冲执左氏之书从旁备检……冲因先生日阅以熟，乃得原始要终，捃摭推迁，各从其类……’很清楚，与其说章冲受袁书影响，倒不如说他受叶梦得其人其书影响更确。”[128]因此，在《通鉴纪事本末》与《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之关系上有些环节需要做出细致的考察。关于徐梦莘所作《三朝北盟会编》，余嘉锡论道：“《提要》既言是编年经月纬，案日胪载，则何以不隶之编年，而乃属之纪事本末者，则以所记纯关于宋金通和用兵之事，且其《诸录杂记》五卷，无年月可系，正是本类小序所谓‘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亦并著录’也。然纪事本末之体，始于袁枢，梦莘登第在枢之前，故宋人之论此书者，大抵仍以为编年体。”[129]由此看来，倘若仅限于通过《通鉴纪事本末》《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三朝北盟会编》三部文献来探究纪事本末体的起源，似乎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可以尝试更换一下思考角度，以下从纪事本末体的特征来考察其起源问题。四库馆臣强调纪事本末体在文体上呈现“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的特征，并将其划分为“备诸事之本末”与“具一事之本末”两类，可见“事”成为这一史体的核心要素。此后梁启超也持这一态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130]然则“事”又是指什么呢？张东光认为：
史学界对诸如历史现象、历史事物、历史事件等概念的应用有些混淆。以笔者愚见，以往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通称为历史现象，对历史现象进行初步分类、抽象后的概念表述就是历史事物。历史事物中那些动态发展的、有相对明确的时间断限、相对稳定的活动舞台、具体的人物活动、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始末过程的部分，就是历史事件，诸如行政外交、攻守战和、朝议党争、婚丧嫁娶等。历史事物中除了历史事件之外，至少还包括以下三类情况：一是历史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体都在其列；二是历史名物，如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山川动植、物产器用等，都属此类；三是历史观念，如文化思潮、学术风尚、士习民风等，尽在其中。由此可见，历史事物和历史事件之间，是母概念与子概念的关系，它们不是相互平行的，更不是相互重合的。历史事件仅仅是历史事物中动态的部分，它无法涵盖诸如人物、名物、观念等相对静态的部分。[131]
张东光进一步分析说，“一书备诸事之始末”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易编年为叙事，如《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左传事纬》《通鉴纪事本末》等，编年体史书一般侧重记述政治、军事大事，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物制度等材料相对零散，所以，此类史书篇目中涉及事件以外的内容比较少，但有的本末体史书所据之编年史材料丰富，篇目中事件以外内容就较多，《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举凡“汴京百七十年礼乐兵刑之沿革，制度政令之举废，粲然具备”，包含有关官制、兵制、赋税、田土、钱币、茶盐、马政、仓储、诸臣事迹等名目，甚至有玉玺、御笔、方士等篇目。二是易纪传为本末，如《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末本》《金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纪传体包含大量人物、名物、观念方面的材料，本末体史书把这些材料编排利用，命题成篇，如《宋史纪事本末》中有茶盐榷罢、学校科举之制、元丰官制、建炎绍兴诸政、公田之置、蒙古立国之制、侬智高、沪夷、道教之崇、道学崇黜、北方诸儒之学等篇目；《元史纪事本末》列科举学校之制、庙祀之制、律令之定、官制之定、尚书省之复、郊议、漕运、治河、诸儒出处学问之概，郭守敬授时历、佛教之崇等篇目，牵涉人物、名物、观念诸方面。三是官修正史未成而先有纪事本末，如《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等，其取材范围大致与纪传体正史相同，篇目设置基本同于第二类，如《明史纪事本末》“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典章与事迹是并列的。四是其他纪事本末类，如《蜀鉴》《炎缴纪闻》《滇考》《绎史》等，以事物为纲的性质更为明显。《蜀鉴》列有西南夷始末（上、下）二篇，是因民族命篇的；《炎缴纪闻》共14 篇，因人命篇者11 篇，因名物命篇者3 篇，无一篇因事件命篇；《滇考》有云南诸卫、十一总管、三宣六慰、珍贡、滇南科目等，皆因名物命篇；《绎史》集记人、记事、图表、书志等于一身，并非仅具事件之始末。至于“具一事之始末”，如宋代《三朝北盟会编》及清代的方略、纪略一类史书，它们基本上是因事件命篇，但其所述事件往往持续时间较长、牵涉较广，举凡朝廷典章、臣僚奏议、练兵筹饷等，均在编次之列，所以，此类本末体所记往往是各方面历史事件的综合。鉴于这些分析，张东光总结说，纪事本末体其实是以历史事物为纲、因历史事物命篇的一种史体。[132]
在把握纪事本末体有关“事”之内涵之后，可以发现这一史体似乎远在《通鉴纪事本末》《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三朝北盟会编》之前就已经萌发。刘知几觉察到《尚书》中《尧典》《舜典》《禹贡》《洪范》《顾命》这些篇目“为例不纯”，他的这个判断主要建立在《尚书》“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亦即《尚书》载录的主要是“王言”之基础上的。当然，这些认识也并非刘知几的独特发现，《尚书·尧典》孔疏就明确说过：“然《书》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为法，上取尧事，下终禅禹，以至舜终，皆为舜史所录。其尧、舜之典，多陈行事之状，其言寡矣，《禹贡》即全非君言，准之后代，不应入《书》，此其一体之异。”[133]仔细观察这些篇目，不但其叙事倾向明显，而且基本上勾勒某一事件的过程。所以，章学诚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134]《尚书》何以能够做到“圆而神”这一点呢？在章学诚看来，其关键在于它能够“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135]而“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也正是纪事本末体能够出现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意义上，将纪事本末体的起源这一问题与《尚书》联系起来，自然有其合理因素，不过，除《尚书》之外，人们还发现纪事本末体与《春秋》学之间也存在密切关联。人们发现，在汉唐经学体系中，解读《春秋》最主要手段就是将文辞和事件从经传中摘取出来，通过属辞比事以发现异同，进而解释书法差异，辨析事件原委，判定是非褒贬，阐发微言大义。也就是说，在《春秋》经学诠释系统形成之初，已经具备拆分经传，突破编年限制，重构完整事件的解经趋势。随着《春秋》学在汉唐间的不断发展，更大规模的，甚至涵盖全经的重新编次，成为中唐以后《春秋》学著作的创作潮流。不过，汉唐《春秋》学只是将属辞比事作为具体方法运用到解经实践中，对经传事件的整理还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这种局面在宋代发生变化，两宋之际句龙传所著《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在成书时间上早于《通鉴纪事本末》，是目前可考知的第一部以“纪事本末”为名的著作，在形式上开启了由“事迹类编”向“纪事本末”的转变。自此以后，从南宋到清代，《春秋》纪事本末代有继作，从未断绝，它们都是为解读《春秋》而作，彼此间存在一定的前后承接关系。这样，“以经学为核心，将属辞比事、事迹类编与纪事本末体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脉相承的著作体系”，即纪事本末体经解。这就表明，纪事本末体实际上存在两种序列：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与经解序列。倘若就其起源意义而论，经解序列无疑早于史书序列。[136]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纪事本末体经解是以《左传》为蓝本的，这样，《尚书》与《左传》成为探究纪事本末体的始源文献。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尚书》（包括《国语》）还是《左传》，“事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样，“事语”与纪事本末体之间就有着某种联系。由于《左传》是编年体，因此，《尚书》与《左传》中的事语就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单纯从“事语”的角度来看，就出现了编年本末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其中编年本末体“事语”沿袭了《左传》的路径，而本末体“事语”则主要沿袭《尚书》的传统，下面就来具体剖析这种关系。
就《尚书》而言，它的“因事命篇”固然出现了“具一事之始末”的现象，但限于篇幅，每一篇相关过程的描述毕竟过于简单，因此还不足以呈现某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国语》则不太一样，它能够将某一事件的相关资料聚合在一起，比较清晰地反映这一事件的过程。比如吴越争霸，《国语》之《吴语》《越语》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吴、越争霸事件实际上由吴越之间的争霸、吴国与诸侯争霸及越国与诸侯争霸三个环节组成，《吴语》《越语》重点揭示了前两个环节。顾颉刚曾对《吴语》《越语》的叙事做了如下的概括：
《吴语》：夫差伐越，勾践使诸稽郢行成——夫差以将伐齐许越成——夫差与齐战于艾陵，获胜——夫差归责伍员，员自杀——夫差会晋定公于黄池，盟先吴——夫差使王孙苟告伐齐之功于周——大夫种劝勾践伐吴，楚申包肯使越——越灭吴。
《越语上》：勾践栖会稽，使大夫种行成于吴——子胥劝夫差不许，弗听——勾践生聚其民——越灭吴。
《越语下》：勾践即位后欲伐吴，范蠡谏，不听，败——勾践栖于会稽，使大夫种行成于吴——勾践与范蠡入臣于吴——勾践归国与范蠡谋——勾践四次欲伐吴皆为范蠡所阻——越兴师伐吴，勾践欲许吴战，范蠡谏止——居军三年，吴师溃——夫差行成，范蠡不许，遂灭吴——范蠡逃隐。[137]
据此，《吴语》主要叙述了吴国同越国之间以及吴国与诸侯之间的争霸，因此顾颉刚说：“此仅记夫差与越齐晋周之关系，无异一《吴王夫差传》。”[138]《越语上》围绕吴越双方来叙述它们之间的争霸，至于《越语下》则侧重于越国角度来叙述吴越争霸，顾颉刚评《越语下》时说：“此文与《越语上》记同一事，根本不能分上下，其记大有出入，《越语上》至简而《越语下》则文繁倍之，且专记范蠡事，可谓《范蠡兴越史》。”[139]其实《越语下》也未尝不可以称之为《越王勾践传》。因此，《吴语》《越语》其实呈现“具一事之始末”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它们称之为本末体“事语”。又如《齐语》，它主要讲述了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下，如何奋发图强，最终使齐国成为当时的霸主，可见《齐语》载录的是齐桓公称霸这一事件。《晋语》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可是纪事本末体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晋语一》《晋语二》主要讲述骊姬乱晋之事，《晋语三》主要叙述晋惠公由流亡到继任国君之事，《晋语四》叙述晋文公流亡、回国以及称霸之事，《晋语五》《晋语六》《晋语七》《晋语八》《晋语九》主要讲述晋国六卿兴衰之事，可见《晋语》这四个板块大致形成相对独立的叙述单位。这些相对独立的叙述单位显然都“具一事之始末”的特征，因此，将它们视为纪事本末体是可以的。同时，这四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又比较清楚地叙述了晋国兴衰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晋语》整体上也具有纪事本末体的特征。因此，相对《尚书》来说，可以说《国语》纪事本末体的性质更加明显。
前文已经指出，《左传》重视事件过程性的描述，以下以吴越争霸为例再行证明。关于吴国的争霸进程，《左传》记载说，成公七年，吴伐郯，此年又载楚国大夫申公巫臣教吴用兵乘车并叛楚之事，“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马陵之会，吴入州来”，“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九年，晋国“将始会吴，吴人不至”。十五年，诸侯“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襄公三年，“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五年，“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九月丙午，盟于戚，会吴”。十三年，吴侵楚，“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十四年，“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荒浦，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舒鸠子请受盟。二十五年，舒鸠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吴人救之，八月，楚灭舒鸠。“十二月，吴子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二十九年，吴人伐越获俘，以为阍，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此年又载吴公子札聘鲁、齐、郑、卫、晋诸国。三十一年，“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通路也。”昭公四年，“楚子以诸侯伐吴”，“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五年，“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六年，“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十三年，“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吴灭州来”。十七年，吴伐楚，战于长岸，楚师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二十一年，华登以吴师救华氏，“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获其二帅公子苦雂、偃州员。”二十三年，“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二十七年，“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三十年，“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三十一年，“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定公二年，“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四年，“楚为沈故，围蔡。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五年，“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六年，“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哀公六年，“吴伐陈，复修旧怨也。”七年，“公会吴于鄫。吴来征百牢。”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三月，吴伐我……齐侯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栫之以棘。”九年，“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冬，吴子使来儆师伐齐”。十年，“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秋，吴子使来复儆师”，“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十一年，“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十二年，“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吴征会于卫”。十三年，“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吴”。十六年，“吴人伐慎，白公败之”。依据《左传》的记载，吴国的争霸主要是针对楚国展开的，然而，吴国霸业的完成又是建立在对越国、齐国及晋国征服之基础上的。当夫差迫使越国臣服之后说：“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140]艾陵之战打败齐国，于是进而与晋国争长，最终确立吴国霸主地位。越国的争霸主要建立在打败吴国之基础上的，因此，越国的争霸主要围绕吴、越之间的战争来展开。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杨伯峻征引《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作注[141]，指出此次战争引发之原因。定公五年，“越入吴，吴在楚也”。杨《注》：“此当越允常之世。昭三十二年吴始用师于越，越乃乘吴师在外而入吴。”[142]十四年，“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槜李。”《越王句践世家》载：“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槜李，射伤吴王阖庐。”[143]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遂入越；勾践退保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十三年，勾践伐吴，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入吴，冬，吴及越平。十七年，勾践伐吴。二十年，越围吴。哀公二十一年，“越人始来。”杜《注》：“越既胜吴，欲霸中国，始遣使适鲁。”[144]二十二年，越灭吴，吴王自缢。吴国的灭亡为越国争霸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后越国积极参与中原诸侯之事务，以此谋求霸主之位，如哀公二十六年，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宋乐茷纳卫侯。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杨伯峻谓：“鲁曾侵夺邾国之土田，越以霸主身份派舌庸来与鲁谈，协定以骀上为鲁、邾交界处。”[145]由此观之，《左传》也提供一份比较完整的有关吴越争霸的记载。
《国语》对于事件的叙述是借助“事语”来完成的，这个特点相当明显。《左传》很多时候也是借助记言文献来叙述事件的过程，刘知几早已觉察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左传》其实也使用“事语”文献。不过，《国语》与《左传》使用“事语”的方式是存在差异的。朱熹指出：“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己。《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故左氏于《春秋》，既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余篇，国别事殊，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盖亦近《书》体，以相错综云尔。”[146]《左传》依据《春秋》而使用编年体，因此，它在使用“事语”文献时必须受制于编年体。也就是说，《左传》叙述事件的过程基本上遵循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这样，在编年体视野下，一件史事很有可能跨越数年或数十年。《国语》叙述事件的过程大体也遵循时间顺序，但由于不存在编年体的限制，故对于叙述材料的安排就非常自由，可以集中篇幅叙述一件史事。朱熹“《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他确实看到《国语》与《左传》编排“事语”的不同。谢谔在给章冲《左氏传事类始末》所作的序中也说：“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叶或数叶，或展一二卷或数卷，唯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领。”又说：“盖《春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使君之法，事为主而年系之。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以年系事而事为之全。”[147]谢谔也发现编年体叙事的局限以及本末体叙事的优势，指出在编年体格局下，“以事系年”，叙事服从于编年，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事件的“碎片化”；而本末体则不一样，“以年系事”，即事件发生的年代服从于叙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破编年的限制。这样，尽管《国语》与《左传》都存在叙述事件过程的现象，并且也都借助“事语”来实现这一点，然而，由于二者体例的差异，倘若从“事语”的角度来说，就存在编年本末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之分。此后的纪传体也大都沿袭这些类型。刘知几曾说：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148]
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149]
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150]
刘知几明确指出，本纪在体例方面不仅效仿《春秋》的编年体，而且也效仿《春秋》的书写，即“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世家的体例其实同于本纪，也是效仿《春秋》，只不过本纪载录的是天子，而世家载录的则是诸侯。至于列传，刘知几认为它重在载录臣下的事迹，就像《春秋》之传即《左传》一样。归纳起来，刘知几认为本纪、世家的体例同于《春秋》，而列传的体例同于《左传》，应该说，刘知几的看法有其合理性。不过，就具体的纪传体而言，特别是《史记》来说，情形要复杂得多。《史记》本纪中有的书写确实近于《春秋》，不过有的则近于《国语》《左传》。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就说：“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151]赵翼认为司马迁在本纪书写方面其实也袭用《尚书》的体例，应该说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比如《五帝本纪》有关尧的记载，就采自《尚书·尧典》，《夏本纪》有很多也来自《尚书》，《周本纪》很多内容不仅来自《尚书》，也有采自《国语》的，这意味着司马迁在撰写本纪时并不完全按照编年的思路，而是根据实际灵活运用传体的写法。对此，白寿彝指出：“《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记言与记事的综合。……本纪，基本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152]可是对于《史记》本纪的这种书写体例，很多学者表示不理解，甚至持批判态度，比如刘知几强调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他批评《项羽本纪》说：“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名，非惟羽僭之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刘知几反对《史记》给项羽设立本纪，其中的一条理由就是《项羽本纪》采用传体的写法。可是他又说：“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对曰：不然。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153]五帝、夏、殷诸纪也是采用传体，可刘知几却显得宽宏大量，并不深加追究，反而说“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这既显现刘知几的自相矛盾，同时也未尝不能说他其实也意识到《史记》本纪书写采用传体这一事实。就《史记》之《世家》而言，则大抵近于《左传》，有时近于《国语》；至于列传，则大抵近于《国语》。因此，纪传体包含编年本末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可以说是综合先秦史传《春秋》《尚书》《国语》《左传》的体式。有关这个问题，白寿彝早已注意到了，他说：“史书的体裁，一向是受重视的，主要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一般的看法，在这三种体裁之间好像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它们的形式也好像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纪传体史书里的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是按年月记事的，但里边也有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史书，是把历史上的大事区别为若干子目，在某一个子目里把这件大事有首有尾地记下来，每一子目都独立成篇。但这种史书也必须按年月日来排比历史的事实，而且里边也不能不有传记性质的记述。这三种体裁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的形式来说的，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且，这三种体裁也是不断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54]这样，我们不但可以观察到早期“事语”这一文体本身的演进过程，同时也可以发现它参与其他史体建构的事实。
【注释】
[1]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70 页。
[2]郭沫若：《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1 页。
[3]罗根泽：《管子探源》，岳麓书社，2010 年版，第81 页。
[4]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4 页。
[5]郭沫若：《管子集校（四）》，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 页。
[6]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1240 页。
[7]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74-381 页。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332 页。
[9]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58 页。
[1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331 页。
[11]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362 页。
[12]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5 年版，第141 页。
[13]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史研究》，1964 年第1 期。
[14]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策〉的史料价值》，《文物》，1975 年第2 期。
[15]诸祖耿：《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类似〈战国策〉部分的名称问题》，《南京师大学报》，1978 年第4 期。
[16]何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9-11 页。
[17]戴望：《管子校正》，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357-358 页。
[18]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74 页。
[19]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77-378 页。
[20]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 年第1 期。
[2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 年第1 期。
[22]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 年第1 期。
[2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286-288 页。
[24]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 年第1 期。
[25]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 年第1 期。
[2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157 页。
[27]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 年第1 期。
[2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3 页。
[29]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5 页。
[30]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52 页。
[3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489-490 页。
[32]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418 页。
[3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609 页。
[3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099 页。
[3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099 页。
[36]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59-162 页。
[37]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版，第64 页。
[38]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6-8 页。
[39]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6-9 页。
[40]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文物》，2000 年第3 期。
[4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119-1123 页。
[42]胡平生、马月华：《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14 页。
[4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662-663 页。
[4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862 页。
[45]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9 页。
[4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5-170 页。
[4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1 页。
[48]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877 页。
[49]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15 页。
[5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0-13 页。
[5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7 页。
[52]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18 页。
[53]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8 页。
[5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5-170 页。
[55]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065-1067 页。
[56]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98 年版，第4-5 页。
[5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79-81 页。
[5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57 页。
[59]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59 页。
[6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59-60 页。
[6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478 页。
[6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547 页。
[6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1-163 页。
[6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9-13 页。
[6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35-40 页。
[66]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1 页。
[67]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2-133 页。
[6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833-836 页。
[6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840-841 页。
[70]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194-1195 页。
[71]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196-1197 页。
[72]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2698-2699 页。
[73]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25-26 页。
[74]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78-181 页。
[7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496-497 页。
[7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13 页。
[7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762 页。
[7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26-27 页。
[7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32 页。
[8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91-192 页。
[8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209 页。
[8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399 页。
[83]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64-166 页。
[84]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64 页。
[85]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4 页。
[8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157 页。
[87]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 年第1 期。
[8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1 页。
[8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82-183 页。
[90]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98 年版，第68-69 页。
[91]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98 年版，第71 页。
[9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95-196 页。
[93]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277 页。
[94]赵翼：《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64 页。
[95]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276 页。
[96]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277 页。
[97]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277 页。
[98]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265-1270 页。
[99]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322 页。
[100]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5074-5076 页。
[101]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300 页。
[10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52 页。
[103]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53 页。
[10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13 页。
[10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53 页。
[106]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34 页。
[10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33-134 页。
[10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26 页。
[109]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36-137 页。
[110]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308 页。
[11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58 页。
[11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44 页。
[11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17 页。
[114]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231-232 页。
[11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774 页。
[11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351 页。
[117]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 年版，第48 页。
[118]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816 页。
[119]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220-221 页。
[120]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658-659 页。
[121]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17 页。
[12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885-886 页。
[12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37 页。
[12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437 页。
[125]葛焕礼：《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正》，《文史哲》，2012 年第2 期。
[126]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5 期。
[127]曹鹏程：《纪事本末体在南宋的出现及其背景》，《中华文化论坛》，2016 年第6 期。
[128]崔文印：《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3 期。
[129]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97 页。
[13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 页。
[131]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5 期。
[132]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5 期。
[133]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 页。
[134]章学诚：《文史通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13-14 页。
[135]章学诚：《文史通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7 页。
[136]周翔宇、周国林：《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人文杂志》，2014年第9 期。
[137]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 年版，第98-99 页。
[138]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 年版，第99 页。
[139]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 年版，第99 页。
[14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595 页。
[14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516 页。
[14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550 页。
[14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597 页。
[14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704 页。
[14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732 页。
[146]李兴宁：《〈左传〉中的纪事本末体》，《中国文化研究》，2006 年春之卷。
[147]李兴宁：《〈左传〉中的纪事本末体》，《中国文化研究》，2006 年春之卷。
[148]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 页。
[149]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1 页。
[150]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11-12 页。
[151]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3 页。
[152]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 年版，第78-79 页。
[153]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页。
[154]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 年版，第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