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学
关于先秦时期的教育，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二“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条谓：“虞命教胄子，止属典乐。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乐胥皆主乐。《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肯胥主学。……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74]既然“乐”构成古代最早的教育内容，那么，“乐教”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周礼·春官》谓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75]，这其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乐语”。所谓“乐语”，郑玄指出：“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76]依据郑玄的这个解说，“乐语”主要侧重对人的言说能力和方式的培养。在六种话语形式中，“兴”“言”“语”主要强调言说技巧的训练，而“道”“讽”“诵”侧重言说内容的表述。这些训练又主要是围绕“诗”文本来展开的。我们现在借助相关文献的记载还可以感知“乐语”在当时生活中的运用，《礼记·乐记》载：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77]
这是孔子与宾牟贾对于《大武》乐章的讨论。《大武》乐章是表现武王克殷、平定天下的大型歌舞，孔子与宾牟贾谈论《大武》属于典型的“道”的言说方式。孔子在解释《大武》时对周初历史进行了回顾，这种回顾其实就是解释《大武》乐章所蕴含的意义。在对话过程中，孔子还特别提到“牧野之语”，俞樾《湖楼笔谈》卷二指出《牧野之语》乃周初史臣记载之书。[78]按照俞樾的理解，《牧野之语》作为一种历史文本在周初业已存在，其内容关涉武王灭商之后褒封等系列政治举措，这段历史被孔子与宾牟贾谈论《大武》时引述，这不但暗示了《大武》乐章与《牧野之语》可能存在的内在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孔子在此运用了《牧野之语》这种语类文献来阐释诗篇。这种文献方式催生了一种新的释诗文献，最为典型者如《韩诗外传》，李炳海说：“该书是韩诗学派经师为阐释《诗经》要义所作，每个故事的后面引《诗经》的句子作为结论。表面看来是故事在先，《诗经》的句子在后……实际是根据讲述《诗经》的需要，援引或编造出相应的故事。”[79]这种“故事+诗”的阐释样态实际上就是乐语之“道”这一言说方式的具体运用。
又如《鲁语下》载诸侯伐秦，晋国叔向与叔孙穆子之间的一番对话：
诸侯伐秦，及泾莫济。晋叔向见叔孙穆子曰：“诸侯谓秦不恭而讨之，及泾而止，于秦何益？”穆子曰：“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鲁人以莒人先济，诸侯从之。[80]
叔向用意是探询叔孙穆子攻秦的态度，但穆子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通过引诗来委婉表达。所谓“《匏有苦叶》”，韦《注》指出：“《匏有苦叶》，《诗·邶风》篇名也，其诗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言其必济，不知其它也。”[81]也就是说，穆子虽然只是表面上提到《匏有苦叶》这首诗的篇名，但此诗的第一章正如韦《注》所引，描述的是借匏（葫芦）渡过济水的情景，穆子正是借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叔向显然是领会了穆子引诗的用意，立即召集舟虞与司马，说：“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韦《注》说：“不材于人，言不可食也。共济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82]晋、鲁双方正是通过言《诗》达成一致。又《论语·八佾篇》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8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卫风·硕人》，这两句诗描绘的是庄姜的笑态与眼神。“素以为绚兮”据说是佚诗。对于子夏的疑问，孔子用“绘事后素”作答，全祖望说：“盖《论语》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谓其有质而后可文也。何以知之，即孔子借以解《诗》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后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饰，是犹之绘事也，所谓绚也，故曰绘事后于素也。而因之以悟礼，则忠信其素地也，节文度数之饰，是犹之绘事也，所谓绚也。”[84]可见孔子的回答虽然只是一个提示，但显然包含对《诗》意的一种把握与阐释，而借助这个提示，子夏领会了“礼后”的要旨，从而领会了修身的道理。上述两例说诗是建立在“兴”之基础上的。整体上来说，在“乐语”教育的影响之下，周代出现了比较丰富的乐语文献。
当然，我们讨论教学对于语类文献生成所发挥的作用，还必须注意私学教育。依据相关记载，在孔子之前，似乎已经出现私学；不过，在这方面影响最著者自然是孔子。《吕氏春秋·离谓》篇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85]这似乎表明邓析已经开始教导民众学习如何打官司。《论衡·讲瑞》篇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86]这是说少正卯在鲁国讲学，并且学生还不少。《荀子·宥坐》篇也说：“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87]又该书《正论》篇载：“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88]这是描述宋钘聚徒讲学之事。《庄子·德充符》载：“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89]这是说王骀在鲁国开办了私学，当然《庄子》的这个记载未必一定是真实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门私学的盛况：“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90]战国时代的私学风气依然存在，《苏秦列传》载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91]，《张仪列传》载张仪“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92]，这些策士往往有门客或弟子随从，《战国策·齐策二》载张仪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张仪列传》载苏秦告其舍人，《汉书·高帝纪》颜注谓：“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93]到了汉代，其教育空前发达，比如官学，《汉书·儒林传》载：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94]
又载：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95]
从这个概述来看，可以想见汉代官学教育的规模。但是，汉代的私学也是极为辉煌的。《汉书·杨胡朱梅云传》载：“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96]同书《隽疏于薛平彭传》载：“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97]又《薛宣朱博传》载：“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98]又如《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载：“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99]同书《苏竟杨厚列传》载：“厚不答，固称病救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100]《樊宏阴识列传》载：“初，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101]从这份简单的胪列名单中，可以发现汉代私学教育确实出现了新的气象。
在私学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对话是很常见的，《论语》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其实，其他诸子文献也有这方面的情况。比如《孟子》有些篇目就是孟子与其学生的对话，如《公孙丑上》就记载了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滕文公下》记载了万章与孟子的对话等。在《庄子》中也有这方面的材料，其《山木》篇载：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102]
虽然《庄子》中使用大量的寓言，但庄子身边有弟子跟随应该是可能的，因此，这则记载可信度还是有的。墨家这一学派则从将来所从事的工作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墨子·耕柱》篇就指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103]这就是说，墨家弟子有谈辨、说书、从事之分，据郑杰文的考察，谈辨者学成之后主要从事游说从政，说书者则传播学说，而从事者负责制器守卫。[104]《墨子》这部文献的很多内容其实来自于教学过程，比如“从事”这一派弟子，要学习“为方以矩，为圆以规，平以水，直以绳，正以县”这些技艺，“而《墨子》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极有可能就是接受这五种技艺的弟子所记录的课业内容”。[105]同时，《墨子》书中的一些篇目往往分上、中、下三篇，据俞樾的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墨家曾经分为三派，这样墨子之《书》存在三本，后来合三为一，从而出现一篇而三的现象。[106]其中大致相同的篇目应该出自三派的学习笔记。再如纵横派文献，刘向在《书录》中指出《战国策》源于《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这些文献，然而，据笔者的考察，《短长》《长书》《修书》很可能是教授或学习揣摩纵横术的人所编撰的。前面已经提及战国时期出现了教授、学习纵横术的现象，在教授、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抄录或编撰一些游说事例用作教材。《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明确记载：“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后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107]此处的说士就是那些靠游说诸侯而获取功名富贵的纵横之士，他们不屑载录非忠、非勇、非智之人、之事，但对于成功的策士言行应当是有兴趣记录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杨宽推测它“应该是从一部有系统的原始的苏秦资料辑录出来的”[108]，这样，尽管最初纂辑苏秦资料之人不知是谁，但《战国纵横家书》这部文献应该出自策士之手，大约是为了便于学习。还有，《汉书·艺文志》载录了《苏子》，而没有提及《鬼谷子》，后者直到魏晋时期才进入人们的视野。本书认为，《鬼谷子》最初当依附于《苏子》，属于师徒文献合编，而《鬼谷子》的很多内容其实是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其实，作为弟子的苏秦，整理其师鬼谷子的作品，这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其他诸子文献，有很多内容与教学实践也是紧密相关的。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109]《艺文志》的这个说法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对于孔子的言论，弟子们大致采取这些“记”的方式。《论语·卫灵公》篇云：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110]
《孔子家语》也多次提到这种现象，《弟子行》载：
子贡既与卫将军文子言，适鲁见孔子曰：“卫将军文子问二三子之于赐，不壹而三焉，赐也辞不获命，以所见者对矣，未知中否，请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贡以其辞状告孔子。子闻而笑曰：“赐，汝次焉人矣。”子贡对曰：“赐也何敢知人，此以赐之所睹也。”孔子曰：“然。吾亦语汝耳之所未闻，目之所未见者，岂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贡曰：“赐愿得闻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旧怨，盖伯夷叔齐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义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从善而教不道，盖赵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爱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君陈则进而用之，不陈则行而退。盖随武子之行也。其为人之渊源也，多闻而难诞，内植足以没其世。国家有道，其言足以治；无道，其默足以生。盖铜鍉伯华之行也。外宽而内正，自极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终。盖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去怨，轻财不匮。盖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虽不量于其身，臣不可以不忠于其君。是故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盖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国无道，处贱不闷，贫而能乐。盖老莱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亲观于四方也，不忘其亲，不尽其乐。以不能则学，不为己终身之忧。盖介子山之行也。”子贡曰：“敢问夫子之所知者，盖尽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谓其然？亦略举耳目之所及而矣。昔晋平公问祁奚曰：‘羊舌大夫，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辞以不知。公曰：‘吾闻子少长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对曰：‘其少也恭而顺，心有耻而不使其过宿；其为大夫，悉善而谦其端；其为舆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于其为容也，温良而好礼，博闻而时出其志。’公曰：‘曩者问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变，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贡跪曰：“请退而记之。”[111]
又有《入官》载子张向孔子请教入仕之道，孔子向他详细解释“安身取誉”，“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112]联系上引子张“书诸绅”的行为来看，这些“记”很可能也是书写。当然，孔子言论也并不限于笔录一途，《论语·子罕》篇载：“子曰：‘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113]又《子张》篇载：“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114]“诵”“闻”这些词显示了孔子的言论亦以口头的形式传播。这样，众多弟子无论在课堂上还是私下有选择地载录孔子的言论，形成了孔门讲学实录，《论语》的编撰就是在这些材料之基础上完成的。